改革进入深度博弈期

<正>从2014年"两会"后开始,中国的全面深化改革进入一个深度博弈的阶段。其中有利益之争,有价值观之争,有权力之争。一个政治、经济、社会的新格局,正在形成。自从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之后,新中央领导集体的执政方略日渐清晰。因此之故,对于2014年,有的人称之为"全面深化改革元年",也有人更加形象地称之为"历史开始了"。以2014年全国"两会"为标志,在经过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背书"之后,这个社会的执政阶层和全体人民已经正式向改革的深水区走去。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视域下的制度设计变迁——新中国成立以来权力监督的历史梳理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本质是权力监督改革,这一改革的制度逻辑实际是将权力监督的分散格局整合于一个统一的机构内部。从建党之初的纪委到建国之初的纪委、监察部、检察院"三驾马车",再到改革开放之后纪委与监察合署办公、检察院设立反贪局等都表明中国权力监督的制度发展逻辑是多重线索的,党、政、法的权力监督逻辑也从独自运行逐渐过渡为部分重合、交集合作、再到统一于党的反腐败顶层设计之中的发展逻辑。这样的逻辑转化与变迁反映出中国作为单一政党领导下的民主集中制在权力制约的实践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思路。2017年开始试点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全新整合。从单一到并行,从多元到整合,这是一条复杂而曲折的制度逻辑转换的历史演进过程。     

英国社会管理创新方式——就“大社会”计划采访英国上议院议员韦鸣恩爵士

英国"大社会"计划是英国首相卡梅伦提出的社会改革计划,该计划于2010年7月正式启动,是政府转变管理方式的全新尝试,目的是向当地社区、慈善机构和公众下放更多权力和资金,进一步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和水平,从而建立一个更大、更好的社会. 2012年4月10日,英国上议院议员韦鸣恩爵士接受《当代世界》杂志社记者专访,围绕"大社会"的由来、主旨思想及推动进程,介绍了英国社会管理创新方式的基本做法,并对中国的社会改革给予了高度评价.     

我们需要怎么样的公民教育——与王人博、秋风一席谈

当社会转型进入瓶颈,除了诉诸改革,对公民道德的强调,开始以各种方式进入人们视野。当社会转型进入瓶颈,除了诉诸改革,对公民道德的强调,开始以各种方式进入人们视野,无论是官方话语、学界讨论还是民间舆论的不同空间,无论是"道德血液"、"公民道德"、"良心"的不同表述,都在指向关于公民个体的德     

基层权力失控的逻辑

灰色利益链条的存在,表明近些年来一些基层权力的基础在发生微妙的变化,部分基层官员不再依靠强有力的国家正式权力以及大多数群众的支持,而是依靠非正式权力及少数"地方豪强"的辅助。灰色利益链基层的国家权力不断地和"社会"产生冲突,成为当下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而它的发生逻辑,和过去已经不一样了。现代社会的一个特征是变化越来越快。社会结构及其中的利益格局的变化是这样,基层的国家权力运作也如此。     

国家的国际形象浅析

"国际形象"是一个国家可信度的重要标志 每个国家都需要塑造和提升自己的国际形象,这是由各国的国家利益所决定的.国际形象是国际社会对一个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自然要素的综合认识与评价,是主权国家重要的无形资产,是国际关系中的一种软国力或软权力.所谓软国力,是由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传统、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民族习俗、政府素质等多方面的精神要素构成的,具有可以深入挖掘、迅速扩充与超越时空的巨大潜力,是一种足以影响他国意愿的能力和无形的权力资源.也可以说,软国力表现出来的是一个国家在文化与精神层面上的"魅力",能够增强国际社会对这个国家的认同感和友好情谊.     

跳出“历史周期率”——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王毅

始终只能以恶性方式才能强制划定"权力止步的边界",这个根本原因即造就出传统社会一代又一代的"周期率"。只要不改变"以统治权力和权力暴利为国家本位",再明智的统治者都不可能拔着自己的头发跳出这个逻辑。     

怎么解决代际权力传递带来的不公?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不宣扬个人通过奋斗取得成功的价值观,但生活中又常常不是如此。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倡导人生而平等,但即使革命家本人也不会认为这就是现实。中国历史有个传统,人再穷,出生时的境地再差,只要好好读书,就有机会货于帝王家。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批判束缚人的"血统论",今天靠自己的双手挣碗饭吃已经不是问题,但民众对代际权力传递带来的不公平的感觉却越来越强烈。     

中国应对公共安全新思维

<正>在维护治理秩序上,强调对公共安全的维护是一个新思维,国家权力也找到了更有说服力的运作依据。"宁做太平犬,不做乱离人。"这是千百年来中国民众传统的社会理想:安全第一。乱世是可怕的—比做"犬"更可怕。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代,一个太平盛世,但安全并非就没有问题。事实上,就近来国内的各种暴力恐怖活动、危害公共安全的事件看,社会安全的隐忧不容忽视。     

“老百姓说话能起作用才叫政府创新”——专访世界与中国研究所所长李凡

清官思想,搞改革的人一般都有这个。清官思想不是说要把权力让给老百姓,而是想为老百姓做好事,而现代社会的清官思想就不光是做好事,还要让老百姓自己决定一些什么,这就是民主思想和清官思想的结合。     

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弘扬看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

在日趋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中,以文化为标志的软实力作用日益凸显。传统文化是文化中最具稳定性和影响力的因素,并成为识别一个国家的重要标识。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中国人几千年来延续至今并不断发展丰富起来的维系整个社会的共同理念、精神状态、思维、生存方式和价值追求的精神成果的总和。它是各种文化的融合和汇流,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社会潜文化、经典文化等方面。因此,大力弘扬和培育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吐故纳新的传统文化并赋予其新的时代精神内涵,将不仅有助于提升中华民族的聚合力、中华文明对外的感染力和中国的综合国力,而且也有助于向世界提供具有感召力的"中国制造"的思想、价值观、话语体系,从而在国际社会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国家治理”新思路

从传统国家治理体系向现代国家治理体系转型的关键,也在于从国家单方面支配社会,过渡到国家与社会的有效互动与互相制衡。这就需要重构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政治权力与政治权利的关系。11月12日,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包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治理能力尽管作为学术概念早已出现,但还是首次进入中共中央文件。会议公报还多次使用"治理"、"社会治理体制"等字样。     

“灰色治理”之困

《尚书》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又有语曰: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国家权力和社会的关系、基层官员和民众的关系,始终是一个国家的政治—社会结构是否稳定的晴雨表。原因似乎很简单:上层和中层的权力,和意识形态、制度、法规一样,与社会、民众的关系是抽象的,而基层权力,则直接和社会、民众打交道,它如何对待后者,具体地、现实地决定着后者对整个国家权力的反应。几千年来,中国历代王朝,不断地重复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老套故事。而基层权力的失控,官吏对民众的侵害,总是它的一个制度性后果,一个引燃社会炸药的因素。它像噩梦一样纠缠着每一个王朝。     

习近平的外交第一牌

陷入复杂地缘环境中的中国,必须找到向昔日同盟和伙伴们正确表达自己的方式。习近平如今显示出的平易和对历史资源的诉诸自是妙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履新仅8天后即展开首轮出访,客观上与正进行中东之旅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形成了对比关系。两者都试图在事关本国核心利益的国际问题上夯实阵地,相比于奥巴马"补课"式的"中东4日游",习近平密集的     

俄罗斯学者对中国政治的权威主义与民主问题的认识与思考

转型时期中国经济中的市场关系和政治民主应在强有力政权的领导下稳步向前推进.在改革政策上,首先选择经济改革而不是政治改革作为执政党和政府努力的优先方向,具有特殊的社会文化意义.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而言,地区之间的经济、社会与历史文化差别很大,因此妥善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就成为国家民主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中国完全有能力寻找一条既符合中国的文化历史传统和民族特性,同时又体现其内部极大差异性的政治社会民主化道路.     

新世纪以来农民公共权力观念的变迁

公共权力观念是政治观念的核心,农民政治观念的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重要维度。本文通过对2000年和2017年两轮山东农村调查数据的对比分析发现,随着新世纪以来的"社会政策下乡",农民的政治观念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由"社员意识"向"村民意识"的回归以后,正在由"村民意识"向"公民意识"转型,主要表现为参与村庄选举的权利意识增强了、民主选举意愿超越了村庄"熟人社会"的界限、越来越关心国家政治、对公共权力的期望趋于理性以及对公共权力的评价更加积极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层政治建设的制度设计应充分回应农民政治观念的变革。     

被扭曲的福利

中国现在的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12%,不要说和西方国家福利国家比,离同为"金砖五国"中的巴西、南非都还有8个百分点以上的距离。就是这样一个让人都觉得不好意思的水平,在养老金缺口的风险中,还有人嚷嚷"养老不能靠政府"这个伪问题(政府只是代理人,不是出钱人),并要警惕"福利冲动、福利依赖和福利过度"。而在贫富悬殊、分配不公和权力过度介入市场的复杂背景下,反对政府通过收入再分配帮助穷人的观点,也显得很     

从限政到宪政

以权利计,若要改变一些政府部门动辄自我授权、事事要管的执政思路,就必须对政府不断限权,要求兑现法治。如何限制权力,规范权力,使已经建立起来的政府不至于从"必要的恶"沦落为"必然的恶",一直是世人关注的焦点。显而易见的是,正在为宪政而努力的今日中国,若要告别过往的窠臼,获得一个有希望的前景,一切还得从不断地限政与控权开始。     

“毛泽东信仰”的现象解读

"毛泽东信仰"现象,可说是事关中国变迁、权力民主、民族强大、精神关怀、社会正义,甚至涉及对改革开放的价值评价诸问题,使每一个中国人不得不正襟危坐。     

权力失范的“现代性”风险

当一个社会,就其运转来说具有"现代性"的特征时,也要求在政治结构上进行"现代化",以便与社会结构配套。如果不调整彼此的关系,便不可能消除它们的"结构性冲突",以及在此背景下的权力失控。近来受到广泛关注的某些地方政府、基层官员侵害民众的事件,如果是在5年前、10年前、20年前、100年前、1000年前发生,政治社会风险或后果大不一样。县(县级市)、乡(镇)权力直接伸向"社会",因此其失控程度一直是衡量中国政治社会结构风险的一个抽象指标。在它背后有一个预设:失控程度有多大,政治认同的"民心资源"就流失多少,统治—治理的风险也就有多大。然而,在今天,中国社会早已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