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型社会管理模式的基本要旨

付子堂在《法学论坛》2011年第2期上载文《论建构法治型社会管理模式》认为，法治型社会管理模式是以法治理念和法律制度为基础的社会管理模式，将法律当作解决新时期社会矛盾的基本手段，将社会矛盾的解决和民众正当利益的保护都纳入法治轨道，是当前中国社会管理的最优模式。实行法治型社会管理模式，将从5个方面实现社会管理创新：     

“权力维稳”不能取代“权利维稳”

认识不到"权利维稳"的重要,一些官员就会走进"权力维稳"的认知误区。有些官员提到"维稳"时,就认为为了完成任务可以不择手段,不惜一切代价,甚至某些人将"维稳"与"可以采取非法手段"联系起来。误读"稳定压倒一切",错误地理解为就是"可以凌驾于一切之上,包括法律"。在一个公众信仰和尊崇法治的社会,     

道家和法家法律思想中的和谐精神

和谐是道家法律思想所追求的基本目标,"无为"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基本途径.在老庄思想中,减少干预、减轻剥削、法律宽和、司法公正及顺应自然等均表达了"无为"的含义,也都体现了某种和谐精神.法家代表人物商鞅和韩非均强调只有法治才是实现社会和谐与国家富强的基本途径,他们对法治作用的重视,特别是他们强调实施法治要求君主与各级官员必须带头守法、秉公执法、信赏必罚、司法严明、谨守公平原则,并要求严格治吏、循名责实,把官员守法与社会和谐密切结合,对我们通过法治手段建设和谐社会都有参考价值.道家、法家与儒家一样,所描绘的理想社会均是高度和谐的社会,只是他们为和谐社会的实现而设计的途径有所不同.     

法治中国之路:从国家到社会

"法治中国"的正式提出使得我国法治改革不再停留在国家和政府层面,而拓展到社会之中,提倡建设"法治社会"。"法治社会"建设将法治改革落位到社会层面,使得社会个体获得应有的尊重,这是一种法治的回归。单靠自上而下的模式已经难以实现法治中国,因此需要借助一种批判竞争式民主的理念改革——协商性民主,从而建立一种基于平等、公开的博弈平台,实现公民真正的当家作主,推行属于广大民众的法治社会,并在"法治中国"的建设中得以贯彻。     

明朝“重典治国”的评价与启示

明朝的"重典治国"制度受中国传统法律思想以及当时的社会现实基础等因素的影响。虽然明朝的"重典治国"的方略在当时具有合理性并达到了统治者的目的,但是它也产生了诸多的负面影响。当代对官员贪腐的治理也是国家法治的一部分,但是"重典治国"以威吓的方式达到效果,与现代法治文明不符,不应为现代法治所取。     

克服传统法律文化负面影响

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的实施将全面推进中国治理模式的现代化进程;有效理顺中国的立法秩序,提高各级人民政府立法的合宪性与合法性;能够及时纠正党政机关行政决策普遍存在的合法性缺失问题,扭转由此带来的维稳成本不断攀升的局面;用制度创新保证司法独立是防止权力越位干预司法、实现司法公正的前提,也是消除地方保护主义、维护司法统一性的必要措施。法治文化就是要使法治成为整个社会的信仰,成为指导政党、政府、各社会组织和公民的文化"指令"。     

“80/90后”官员腐败：类型、成因及治理——基于72个样本的实证研究与分析

"80/90后"官员腐败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社会政治现象。"80/90后"官员腐败有七种类型,包括谋求权力型腐败、谋取利益型腐败、贪慕虚荣型腐败、消费享乐型腐败、依附关系型腐败、急功近利型腐败与随波逐流型腐败。而市场观念的侵袭、政治生态的不良、社会思潮的影响、社会心态的失衡、权力制约的缺失与理想信念的薄弱则是"80/90后"官员腐败主要原因。为此,我们需要从合理设计薪酬、优化制度环境、树立正确导向以及筑牢理想信念等方面入手开展腐败治理。     

法治湖南与湖南“两型社会”建设

湖南"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是一项艰巨的创新工程,需要得到法律的支持、促进和保障。法治湖南为"两型"社会建设顺利推进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而"两型"社会建设的目标任务是法治湖南建设的动力,对法治湖南建设提出了更高、更明确、更具体的要求。为了推进"两型"社会建设,湖南须尽快制定《长株潭城市群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实施条例》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法治与德治

十六大以来的十年我国的法制建设已经较之以往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对于"尊重和保障"这个社会的法治环境却不容乐观。"有法可依"已经不是其中的主要因素,"有法不依"和"执法不严"成为一些群体事件和重大安全生产事件的主要原因。在法治社会建设的过程中,管理者的执行因素在法律法规完善以后就变得十分重要。而政府官员的腐败问题和相关行业监管人员不作为的背后是道德的缺失。因此,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法治与德治相结合。     

回应型司法理念的践行者

正回应型司法,是司法发挥能动作用以回应社会需要的一种审判工作模式,源于上世纪60年代美国法社会学的观点,结合中国国情,简言之即"民有所呼、我有所应"。随着社会转型不断深化、群众司法需求和民主意识日益增长,司法机关如何与群众的司法关切与需求充分对接、体现司法为民的价值取向,更好地为法治型社会治理模式提供保     

经济分析法学与法治的经济分析——兼论法治视野中的公平与效率问题

经济分析法学是以经济分析的方法来研究法律与法律制度的一种法学思潮。以经济分析法学的基本方法来研究法治问题,必然涉及法治的成本问题,法治的成本可以分为法治的内在成本、法治的外在成本和法治的机会成本三部分。法治的成本问题表明,即使是法治也在消耗着社会有限的资源,也在占用着社会的机会成本,因而必须重视法治的效率问题。     

建设勤勉务实的“公仆文化”

正五千年的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蕴含着丰富的传统文化,"官文化"就是其中之一。"官"者,官吏、官员之谓也,是阶级社会中居于统治地位的各级各类管理人员的统称。从性质来看,"官"是一个中性词,意味着一定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治理模式,孕育着不同的"官文化":在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中,"官文化"以"权治"(亦即"人治")为核心内容,通过权力和权谋来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在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中,"官     

魅力型官员重音在“力”

政府官员善用网络新媒体,拉近与民众的距离、增强互动、促使民众支持其施政,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如果将粉丝数量作为"魅力"的表现,则显得太过肤浅。中国官场确实需要魅力型官员。然而,魅力型官员重音应该在"力"上。     

政党治理规范体系纵览

在当今世界,是实行政党"自治"还是"法治"、是"依规治党"还是"依法治党"?这存在很大争议。客观地说,当代政党治理涉及到政党、国家与社会三个维度,存在党内规范、法律规范、社会规范三套政党行为规范体系;各国法律对党内行为规制有法律默认型、抽象规范型、择要规范型、全面规范型四种模式。     

乱“秀”生态的官场治理

只有广大群众都有机会秀出来,才能有效防止个别官员的"独秀"官员作秀的两种类型"官员作秀"种类繁多,形态各异。但是,我们应从客观的、一分为二的角度看待这个"秀"字。第一种"秀"是在现代媒体政治发展和政府转型背景下,官员与民众沟通的一种必要能力和素质。这种"秀"是基于事实、尊重民众和法治精神、巧用     

中国传统社会治理模式对现代法治建设的影响

中国传统治理模式中的"人治"、"礼治"、"法治",在不同的社会时期占据的主导地位不同,对传统社会产生的影响各有差异。现代中国法治建设是对未来的探索,应基于中国的本土资源和传统文化。对中国传统治理模式的分析和价值挖掘,对现代中国法治建设有着重大意义。存续两千多年的"礼治",久经王朝更迭而不衰,其人本主义思想和追求和谐价值的理念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人治"与传统法治思想对现代法治建设有一定的警示和启发,权力的监督和制度设计之本土化亦是法治建设不可或缺的要素。     

从“刚性维稳”到“法治维稳”—论当代中国维稳模式的变革

当代中国基层维稳实践中的"刚性维稳"以"权力本位"的人治思维模式为构建方式。这种在法治社会建设中以消解法治为深层代价的短效性维稳模式极易陷入"维而不稳"的困境。要摆脱此困境,必须使维稳回归法治之路,强化法律至上的法治观念,突出法治的民主基础和"权利本位"特征,奉行"法治维稳"的底线思维。     

从“中国法治”走向“法治中国”

正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法治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社会各领域都表现出了对法治的强烈诉求;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社会的进步,法治运行的社会条件也日渐具备。这种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良性互动预示着中国的法治建设必将从"中国法治"走向"法治中国"。第一,"中国法治"表征的是中国的法治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法治中国"命题则表达了将中国特色社会主     

古代“不守规矩”官员的多种形态

古代官场虽然有规矩和准则,但仍有不少官员不守规矩。他们或者本来就是混迹于官场的品行不端之人;或者进入官场后受到不良影响被"染黑"了,投机、钻营,无所不为。混迹于官场的投机分子随机应变,不择手段,不讲道德,不讲人格,不讲底线,追求利益最大化。有谄媚奉承型、投机钻营型、"小忠小惠"型、卖身投靠型等多种形态。     

让“法治意识”之花绽放

"能分辨是非,具有规则与法治意识,积极履行公民义务,理性行使公民权利"是中国学生法治意识核心素养的要求,体现了国家对培育学生法律素养的高度重视。法治教育的价值在于最大限度地培养学生的法治意识,引导学生运用法律思维思考问题,在社会生活中,学会用法律与人打交道,在遇到问题或者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及时寻求法律的帮助,依靠法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