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政府新亚太战略与中国应对

特朗普政府的亚太战略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但总体轮廓日渐清晰.特朗普政府推崇"有原则的现实主义"战略,"美国优先"成为其对外政策的主基调,新孤立主义倾向显现.特朗普政府不愿承担更多国际义务,单边主义倾向有所抬头."让美国再次强大起来"是特朗普的执政目标,经贸关系和国防安全是其重中之重.特朗普政府用印太战略取代了亚太战略概念,重视印度所发挥的作用.特朗普政府将继续维护亚太同盟体系,但希望盟友承担更多的自我防务义务.特朗普政府更加重视支点国家,包括发展与新兴大国的关系,而对东南亚国家的重视程度下降.在经济层面,特朗普政府弱化乃至摒弃多边经济合作框架,强调双边谈判.特朗普更加强调现实利益,理想主义色彩淡化.特朗普政府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朝核问题、经贸问题、台湾问题、南海问题是当前中美间颇为棘手的主要问题.尽管中美关系错综复杂,两国对抗和摩擦的风险在上升,但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的中美关系总体稳定、矛盾可控.中国要从战略高度处理好对美关系,采取恰当举措来应对挑战.     

“美国优先”与特朗普政府的亚太政策取向

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以"美国优先"为纲持续调整美国对外政策,呈现出"经济民族主义"、"以实力保和平"等若干取向,战略态势上总体有所收缩,政策手段上以获取实利为导向。上述特点在美国亚太政策调整中也有所体现。特朗普政府倾向于"从中国看亚太",以"互惠"等为原则寻求推进"以结果为导向"的对华政策。在处理与亚太盟友关系方面,特朗普政府采取"交易主义"思维和策略,将安全承诺更多视为"商品",对同盟的价值观基础的重视程度有所下降。"军事优先"成为特朗普政府亚太政策调整的突出特点,面对朝鲜核问题等地区安全挑战,美国更趋强化战略威慑。特朗普政府的亚太政策仍未定型,未来发展将受到国内执政状况、热点问题走向、与亚太国家互动等多重因素影响。     

战略团队在美国外交政策转型中的推手作用

冷战结束后,美国“外交战略制定与实施团队”（简称“战略团队”）在其亚太政策转型中发挥了重要的推手作用,这个战略团队所推动的政策转型对中美日三边关系以及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作者通过案例研究梳理了美国如何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和实施《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从而实现其外交安全格局“华丽转身”的政策制定过程。美国外交政策体系中的战略团队对这次转型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其核心力量就是当时的美国亚太政策“三驾马车”——约瑟夫·奈、傅高义和库尔特·坎贝尔。这一战略团队在美国外交转型时所发挥的重大作用包括：它成功地阻止了日本漂离美国的趋势;加强了美国和日本之间的双边战略关系;重新确立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这次战略转型既为奥巴马政府提出的“重返亚洲”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铺垫,也为中美日三边关系增加了良性互动的可能性。美国战略团队举足轻重的推手作用是值得所有关注美国外交政策和亚太国际关系的学者专家和相关人士高度重视的。     

特朗普个性：美国外交决策中的不可控因素

人格特质无法决定个体行为动机的全部意义,却能左右个体行为的发展方向。在现代总统制下,总统对外交决策具有很大的决定权。作为美国的政治领导人,唐纳德·特朗普的人格特质对美国外交政策选择偏好及外交决策过程发挥重要影响。美国外交决策过程犹如"黑箱子",兼具参与者的多元性与决策过程的复杂性。决策者是理解外交决策的微观基础,对特朗普个性进行解读,力图窥探美国外交决策过程中的不可控因素,对于全面系统的解读美国对外政策、把握美国政策方向具有重要意义。     

美国重返东南亚战略背景下美菲同盟强化及中国的对策研究

在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后,美国高调实施重返东南亚战略,全方位重返东南亚.美国重返东南亚战略既是对以往相对忽视东南亚政策的矫正,更是美国维持全球霸主地位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重返东南亚战略的主要目的是防范和遏制中国,主要手段和策略就是强化美菲同盟.美国重返东南亚战略背景下,美菲同盟强化出现了一些新动向:军事合作不断加强,防务合作更趋务实和灵活,经济合作不断加强,非传统安全合作范围不断扩大.美菲同盟强化将给中国带来深远影响:致使南海局势更加复杂,对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构成极大压力,完善美国的亚太同盟体系,挤压中菲经济合作空间.中国必须积极应对美菲同盟强化造成的不利影响,有效维护国家利益.主要对策是:借鉴新中国成立以来解决陆地边界问题的经验,坚持矛盾双方直接和平谈判原则,实现矛盾双方利益的和谐,把解决边界问题作为国家外交战略的重要任务,最高领导人发挥大智慧和大魄力,增强自身实力与消除中国威胁论并举,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积极参与亚太地区多边合作机制和区域组织,积极开展软实力外交,积极改善与菲律宾的关系,削弱美菲同盟的利益基础.应对美菲同盟强化及相关联的中菲南海争端问题,应警惕国内激进民族主义倾向,不能反应过度;应讲究策略,坚持同菲律宾进行直接、和平、平等的协商.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对中日东海争端的影响探析

东海争端主要是中日两国围绕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领土主权归属争议.伴随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推进,美国已成为影响中日东海争端解决的关键因素.美国的介入是加剧东海争端的导火索.应对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中国需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妥善应对.合理解决东海争端,中国应正确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努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及时评估美国特朗普政府的亚洲政策对中日东海争端的影响.     

美国贸易政策安全化及其对世界贸易体系的影响

拜登执政以来,美国贸易政策安全化进一步显性化,贸易安全化甚至替代贸易自由化成为美国贸易政策的核心内容,以服务于其整体国家安全战略。美国贸易安全化转型的深层原因,是其主导形成的世界贸易体系已经不能保障其实现霸权利益,反而使其在国内外面临的结构性问题更加突出。因此,美国需要打破现有国际贸易秩序的制约,重构国内经济体系和世界贸易体系以重新整固美国霸权利益,而贸易安全化就成为其实现这一目标的战略选择。美国重构世界贸易体系的逻辑已经从经济逻辑转向安全逻辑。在实施路径上,美国在国内外推动形成了对华战略竞争统一战线,对中国强化进攻性的单边主义政策,对盟友重启排他性的多边主义政策。美国的贸易政策安全化使全球贸易体系进入了一个失序的时代,中美在先进技术和关键供应链领域的脱钩已经不可避免,世界可能形成“等级化”的市场和规则体系。     

论中美贸易争端之"337条款"及中国的应对

随着中国制造业的不断发展和升级,中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对美国竞争对手形成了威胁,因此美国厂商想方设法利用"337条款"投诉中国企业,以期阻挡中国产品进入市场从而保护自己的利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为了抵制中国具有一定技术含量的产品扩大在美国的市场份额,美国逐渐加大了对中国出口到美国货物进行侵犯美国知识产权的调查力度.如何应对337调查,成为中国对美出口企业尤其是技术密集型出口企业的必修课.通过对中美贸易中以"337条款"为代表的知识产权纠纷问题的背景和现状的分析,以期认识和探究现阶段相关法律及手段对中国带来的影响,并寻求相应对策.     

美国贸易政策安全化及其对世界贸易体系的影响北大核心CSSCI

拜登执政以来,美国贸易政策安全化进一步显性化,贸易安全化甚至替代贸易自由化成为美国贸易政策的核心内容,以服务于其整体国家安全战略。美国贸易安全化转型的深层原因,是其主导形成的世界贸易体系已经不能保障其实现霸权利益,反而使其在国内外面临的结构性问题更加突出。因此,美国需要打破现有国际贸易秩序的制约,重构国内经济体系和世界贸易体系以重新整固美国霸权利益,而贸易安全化就成为其实现这一目标的战略选择。美国重构世界贸易体系的逻辑已经从经济逻辑转向安全逻辑。在实施路径上,美国在国内外推动形成了对华战略竞争统一战线,对中国强化进攻性的单边主义政策,对盟友重启排他性的多边主义政策。美国的贸易政策安全化使全球贸易体系进入了一个失序的时代,中美在先进技术和关键供应链领域的脱钩已经不可避免,世界可能形成“等级化”的市场和规则体系。     

当前美国保守主义外交的国内根源及其表现

当前美国外交政策表现出明显的保守性,这有它深刻的国内根源,主要是官僚政治因素、地理与人口因素和宗教派别因素。在反恐问题、伊拉克问题、北朝鲜核问题、伊朗核问题和中美贸易等一系列美国外交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上,保守主义的影响都已得到相当的体现。     

特朗普政府南海政策的走向及中国的策略应对

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政府在南海问题上的挑衅不断升级。美方的表现一方面与其在亚太特别是南海地区的总体地缘利益有关,另一方面也与特朗普的对华战术选择有关。特朗普企图以南海问题为筹码,来换取中国在贸易问题和朝鲜半岛问题上的让步。然而,特朗普政府的南海政策不可能偏离美国政府长期以来亚太战略的基本框架,无论是在南海挑衅还是与中国进行利益交换,均是服务于美国当前利益的短期行为,中国决不应以牺牲主权和战略利益为代价换取美国一时的让步。在南海问题上中国应正确判断美国的意图,做出恰当应对,要重视国际规则,坚持U形线内水域"主权水域"地位,慎用"领海"概念。     

特朗普新保守主义外交理念研究——以美国的对俄政策为例

新保守主义思想是美国外交史上影响政府对外政策的一股重要力量,美国历届共和党政府充分践行了新保守主义的外交理念,逐渐确立了新保守主义的合法性地位。特朗普执政以来,虽然其本人十分欣赏普京的人格魅力,但受国内舆论与党内新保守主义传统的掣肘,仍然采取与俄罗斯进行地区与军事战略对抗政策,在处理美俄关系过程中,特朗普政府对俄政策与共和党新保守主义传统具有共通性。     

美国人工智能战略新动向及其全球影响

鉴于人工智能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机遇与挑战,特朗普政府对于人工智能的重视程度不断攀升,并从战略定位、体系架构、财政投入与对外政策四个方面对美国的人工智能战略做出了新调整。实际上,美国在高新技术方面的垄断地位是其维系全球霸权的重要基础。特朗普政府在人工智能领域所实施的一系列政策调整,目的就在于确保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绝对领先优势。总体上,特朗普政府的人工智能战略呈现以"美国优先"为由的科技民族主义趋向、基于"绝对安全观"的技术战略扩张趋向以及威慑与遏制并行的现实主义趋向。鉴于美国的科技实力和全球影响力,特朗普政府推行的人工智能战略将使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际合作受到较大制约,军备竞赛和地缘政治冲突将随之加剧,"科技脱钩"与治理缺失的风险也将不断凸显。作为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和应用大国,中国应在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的前提下,处理好发展与安全、合作与竞争之间的关系,在掌握发展主动权的基础上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和而不同"与当前的中美关系

"和而不同"是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一以贯之的外交战略思维。胡锦涛同志关于国际关系的纲领性论述,同样体现了"和而不同"的思想。对于当前中美之间的利益冲突和价值观摩擦,应立足化解,增信释疑,坦示不同,信守原则;对于美国领导人的"赞扬"和拉拢,应坚持"和而不从",绝不"结盟"。     

泰、新、越对中美的对冲战略比较研究

美国重返东南亚与中国的崛起改变了东南亚国家的区域安全环境。因政治回旋余地差异,东南亚国家在应对中美这两个大国时采取了不同的对冲战略。泰国在平衡中美力量过程中使用了强劲型对冲战略。新加坡由于对美国的依赖形成了谨慎型对冲战略。越南由于缺少平衡中国力量的预期而使用了脆弱型对冲战略。     

制动“337”——中国知识产权国际战略的必然选择

近年来,中美贸易摩擦频发,其中,美国以保护本国知识产权为由频频对中国输美产品发起的337调查已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出口,成为中美知识产权交锋的主要战场.应对337应是中国政府带领中国企业全面进行的一场战略,其中政府的作用应该更加凸现.除了更深层次了解337条款的特点和程序以外,政府应尽快建立由商务部、产业主管部门、行业中介机构、涉案企业、律师"五体联动"的应诉机制,并利用337条款与世贸组织协定的矛盾性通过中美双边磋商和世贸组织多边协定法律框架来应对化解"337危机".制动337,应成为中国正在制定的知识产权战略国际战略部分的重点.     

大众传媒如何影响美国的外交决策

大众传媒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对美国外交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是外交决策的重要信息源,不仅会影响外交政策议程的设置,还是重要的外交战略工具。但其影响是有前提条件的,媒体对外交决策的影响取决于决策的阶段和类型,取决于政策决策者的共识度,还取决于媒体与政府、国会和利益集团的关系。     

美国“长臂管辖”与中美经贸摩擦

在全球化时代,国际经贸领域的域外管辖权问题进一步凸显。作为回应,美国采取了滥用域外管辖权、单方面依据国内法强行管辖他国机构或公民的政策,这种行为被称为"长臂管辖"。"长臂管辖"的形成和发展与美国霸权护持战略密切相关,是美国在国际经贸领域压制竞争对手的重要工具。美国立法、司法与行政执法部门依靠本国综合实力与政治理据,相互协作,建立了一整套完备的"长臂管辖"机制。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视中国为霸权挑战者,挑起中美经贸摩擦。为了达到遏制中国发展的目的,美国在贸易与科技领域对中国实施了严厉的"长臂管辖"。这些"长臂管辖"存在严重的程序公正与透明度等问题,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也加剧了中美战略竞争。从推动全球治理秩序改革发展的大局出发,中国必须坚决反对美国以霸权推行"长臂管辖"、以"长臂管辖"护持霸权的错误行为。     

特朗普政府对外决策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

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对外决策具有明显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当前美国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决定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以提振美国经济与就业为明确目标。"交易思维"、"军人情结"、"反建制派"倾向以及漫长的"学习周期"等可以确定的特朗普个人特质、偏好与局限性,为其核心决策小圈子复杂的内部生态以及决策不确定性创造了充分空间。面对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交互影响下的特朗普政府外交决策,一方面未必要过早地对其具体政策路径选择作出必然性判断,另一方面也必须具有"底线思维",做好应对一切可能的充分准备。     

台湾“大选”与美国对台独的支持

陈水扁当选的主要外部原因是美国不顾中国反对台独和"公投"的严正立场,对台独采取明批暗扶的政策.中美建交以来,美国对"一个中国"原则的遵守仅限于口头,美国以<与台湾关系法>为借口,不断加强对台独的支持,成为台独势力生存和发展的最主要的外部根源.美国玩弄"维持现状"和"两岸平衡战略"战略,目的是阻挠中国统一.美国偏向"泛绿",目的在于借台独保持台湾与大陆的分离局面.台湾选举后,美国阻挠中国大陆采取一些反对台独和促进祖国统一的措施,客观上起到了为陈水扁政权打气作用.美国已成为中国统一和中国崛起的最主要外部障碍,中国不应当对美国寄予不切实际的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