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气污染防治区域政府间合作的制度逻辑——以京津冀为例

公共问题的跨域性和复杂性使其成为公共治理面临的棘手问题。中国的大气污染防治成效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空气质量改善成效显著,关键在于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大气污染协同治理发挥了有效作用。以京津冀为例,运用单案例分析方法解释大气污染协同治理中区域政府间合作的制度逻辑。中央驱动作为一种纵向整合机制,主要是从价值驱动和目标驱动两个维度,通过领导小组机制、动员机制和巡视督察机制作用于政府间合作。作为横向利益协调的制度激励,主要通过正向制度激励增加合作方的合作净收益,确保合作的可持续性;通过负向制度激励进行有效监督,以实现可信承诺。纵向整合机制和横向激励机制互为依托,推进了区域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的有效性与可持续性。     

中国城市政府创新动力模型研究——以重庆市为例

当前中国城市政府创新动力模型的特点：一是国家导向是政府创新动力的重要基础条件,二是执政为民是政府创新主要内在动力,三是民意与舆论成为领导者推动政府创新重要动力来源,四是公共服务市场化不是中国城市政府创新主要方向。     

政府监管与行业高质量发展研究——以长租公寓市场为例

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是全面深化“放管服”改革的重要环节,是履行政府职能、促进营商环境优化的重要抓手。政府通过监管,在规范行业发展的同时,又引导行业的高质量发展。其中,长租公寓市场是当前大城市和超大城市解决流动人口住房需求的重要方式,尽管国家陆续出台了相关的鼓励和保障政策,但是随着市场的不断发展,其发展中的监管问题逐步凸显出来。政府监管不规范、监管有效性不足、新型监管手段运用不足和行业监管标准缺失等是长租公寓市场问题频发的主要原因。应切实转变和调整监管理念、思路和方式,通过部门间通力合作,将监管职能贯穿于长租公寓市场发展的全过程,实现全链条监管,让长租公寓市场在规范监管下健康有序发展。     

日本地方治理中的公民社会组织参与模式——以自治会为例

公民社会组织的参与是治理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其中地方治理强调地方分权和地方居民自治背景下的治理体系,地方居民为主体的公民组织是其重要参与者。日本的自治会作为地方社区的基层公民组织,无论从数量上还是分布规模来看都是日本最大的公民组织,是日本地方治理中的重要参与者。同时自治会又具有辅助行政功能的色彩,与市区町村的地方政府保持良好的合作、协调关系是其特色。因此自治会在参与地方治理中表现出了"行政媒介型公民参与模式"的特征。自治会一方面发动地方居民的力量参与地方治理,实现地方居民的主体性参与;另一方面通过参与协助地方政府的行政,和地方政府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进而达到影响地方政府的目的。     

地方政协参与地方党委决策制度创新模式研究——以广州为个案的研究

地方政协参与地方党委决策制度需要与时俱进，进行创新，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中共广州市委政治协商规程》针对广州的政治协商还不够规范等问题，着眼于变政策性协商为制度性协商，就进一步加强政治协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提出了许多新的观念和新的做法，重点明确了政治协商的原则、基本方式，规定了政治协商的主要内容、形式和程序...     

中国地方政府对中韩建交的影响——以山东省的作用为例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入,地方分权和国际化两种力量不仅使得中国地方政府的地位和作用更加突出,也使它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一员。以山东省为代表的地方政府出于扩大与韩国双边贸易和吸引韩国投资的经济需要,极力向中央政府＂陈情＂和＂游说＂,从而为中韩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推动了中韩建交的早日实现。以山东省在中韩建交中的作用为案例,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在中国总体外交中开始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但是,如何在地方与中央的多重决策中既充分纳入地方合理的利益诉求,又维护中国这个单一制国家的中央权威,将是今后中国外交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教育考察与清末地方兴学思想——以张謇的通州兴学活动为中心

日本教育考察对清末教育改革影响深远。除影响学制外,对清末地方兴学的影响也非常明显。在教育考察影响下,地方兴学成就比较突出的有张之洞的湖北兴学、严修直隶兴学和张窖的江苏通州(即南通)兴学。前两者的兴学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支持下的官方行为,唯有通州兴学,几乎是张謇先生"凭一已之力,赤手空拳,于民智闭塞之情况下,艰苦开拓"     

日本地方政府公民行政参与制度化建设的经验与启示——以日本神户市、名古屋市为例

城市的发展和建设,公共政策制定与实施,离不开城市居民的理性参与和支持。本文从思想观念、制度建设、操作手法、监督体制等方面对日本名古屋市和神户市政府推进公民参与城市建设的经验进行了分析。为实现城市更好更快发展,中国需要认真研究、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建构官民共治（协动）的治理结构,加强制度建设,完善监督体制。     

从公众-国会-政府的互动关系看美国贸易保护主义——以中美贸易摩擦为例

本文提出了公众-国会-政府的研究模式分析美国贸易保护主义,认为公众与官僚机构的利益诉求一致之处催生了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美国公众的贸易偏好是推崇贸易限制,它的实现有赖于国会立法者谋求连任或竞选成功的利益目标,公众与国会二者之间利益互动的过程孕育了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雏芽;国会与政府在美国贸易决策过程中关系特殊,这使国会可以借助快车道授权控制政府贸易权力,政府则须考虑国会的贸易倾向,最终政府输出了贸易保护主义。美国对华贸易保护主义亦是如此。     

美国卡特政府对苏联入侵阿富汗的反应——以FRUS和DNSA为中心的研究

1978年4月,阿富汗发生政变.政变上台的塔拉基政府亲苏色彩浓厚.塔拉基政府始终不能镇压阿富汗国内反对派武装势力,苏联担心通过塔拉基政府控制阿富汗的愿望落空.1979年阿明借由政变推翻塔拉基政府,阿明政府放弃塔拉基政府的亲苏政策,奉行中立主义路线,积极改善与美国的关系.苏联担心阿明政府脱离苏联控制,进而导致苏联在阿富汗的利益受损.1979年12月12日,经过内部反复讨论,苏共中央政治局正式做出军事入侵阿富汗的决定.苏联在阿富汗以及苏阿边境大量部署军队.1979年12月中旬,美国获悉苏军非常规调动并通过外交手段警告苏联.苏联并未停止针对阿富汗的军事部署行动,选择通过外交渠道敷衍美国.1979年12月27日,苏军攻入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并杀死阿明总统,扶植卡尔迈勒上台执政.苏联侵略阿富汗引发了阿富汗各个邻国及美国的担忧.基于共同的抗苏目标,巴基斯坦与美国开始合作,但西欧国家基于自身利益并未和美国达成立场的一致.苏联入侵阿富汗前后,美巴关系经历了从冷淡到亲密的变化.巴基斯坦利用其战略地位,获得美国的大量援助.巴基斯坦也希望美国在军人政府、人权与核武器等问题上予以宽容,履行1959年美巴合作协定.但是,由于卡特政府过于强调自由民主、人权的执政理念,导致美国和巴基斯坦并未达成抗击苏联的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