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人卷入“文革”纪事

提起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许多中国人曾身临其境、深受其害而终生难忘、反思不已，也大都知道那是中国人自己非常岁月的非常事。鲜为人知的是，当时竟然有不少外国人也亲自参与“文革”，数位美国专家还写出过“造反大字报”，与当时的中国人尤其是红卫兵闯将一样搞过免费“大串连”，更不可思议的是“文革”的滔天风浪还波及到海外……     

"文革"起因研究综述

“文化大革命”——这场20世纪中外罕见的长时间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一直是人们关注的历史话题,也是学术界长期的研究热点。而对于“文革”起因的探索,不仅有利于深化国史和“文革”史研究的深入,对于当今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亦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20 多年的思想解放和对苏欧剧变的反思,学者们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探讨了“文革”的起因。本文拟将20多年来学术界对“文革”起因的研究成果作一综述。     

心底无私天地宽——陶铸在“文革”中

陶铸是在“文化大革命”前夕调到中央工作的,“文革”开始不久就被打倒,后含冤去世。他经历“文革”的时间虽然不长,却对“文革”中的一些做法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史册上写下了光彩的一笔。     

“文化大革命”中北京“天派”、“地派”的一些特点

“文化大革命”中北京高校造反派中的“天派”、“地派”并没有各自的统一组织；它们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并没有实质性的分歧；“天派”、“地派”都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工具，它们都争做中央文革小组的“铁拳头”；“天派”、“地派”之间始终保持了力量的基本平衡；“天派”、“地派”两大阵营始终存在着不确定性。     

群体心理学视角下的“文革”一代

“文革”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是一场全民性的社会大运动。“人”作为活动的主体,则演绎了这场运动一幕幕真实的历史剧。本文用群体心理学的视角,从群体的“人”、领袖的“人”和真正的“人”三方面分析“文革”中群体、领袖和个人之间的内在互动及相关原因,以便从另一个不同的角度去解构“文革”时代,去感估“文革”一代。     

中共“十大”错失历史机遇探析

1970年8月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斗争和“九一三事件”的发生，成为“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的重大转折，它在客观上宣告了“文革”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失败，从而为结束这场运动“提供了一次历史转机——一次纠正极‘左’错误的转机”。1973年9月24日至28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是在“九一三事件”发生后，由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全国各方面的工作有所好转的形势下召开的。但是，这次大会却错失了结束“文革”和“左”倾错误的绝好时机，最终也只能是一次“十分仓促和草率的”、     

罗瑞卿在1978年

“文革”结束后，已是晚年的罗瑞卿疾病缠身。此时，“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正禁锢着人们的头脑，造成党的指导思想难以拨乱反正，也严重妨碍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健康运行。在“文革”中惨遭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残酷迫害的罗瑞卿刚一出来工作，便以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度责任感和大无畏精神，以其对真理的坚定信仰，挺身而出，以实际行动旗帜鲜明地支持了不久后发生的那场具有深远意义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毛泽东与“党的文艺总管”

在我国现代文艺史上,周扬是惟一一位担任领导职务时间最长、集文艺家与政治家于一身的人。由于周扬长期担任党在文艺方面的领导工作,与毛泽东的交往此一般入更多、更深,并且大都涉及文艺理论租文艺方针政策。所以,有人称他为党的文艺“总管”,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解释者、推行者。     

1975年毛泽东四次过问“解放”周扬

1966年12月1日，在“打响揭批周扬的战役”的口号声中，周扬被从天津押回北京。紧接着，批斗“阎王”周扬的一系列会议召开。上世纪30年代的“国防文学”问题，被“革命群众”认定是周扬最严重的“罪行”之一。在多次批判揪斗后，周扬被关进北京卫戍区，后又被投进秦城监狱，一晃便是9年。     

赵燕侠为何不穿江青送的毛衣

提到赵燕侠，人们就会想到“毛衣事什”。“文革”中有人说江青送她毛衣，她竟然不穿，甚至摔存一边，嫌脏，真是罪大恶极，因此全同共讨之。“文革”后，人们说她不穿江青送的毛衣，不愧反江青的先锋。     

请您评刊

华君武的漫画幽默且颇具讽刺力量。但他不准夸大他自己的作用，也不愿别人过誉。 曾有一篇《画有风骨，人有风趣》的报道，说他“文革”期间蹲三年“牛棚”，没停过画笔。他看后批注：“无此勇敢。”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确立

十年“文革”结束后,通过反思历史经验教训,我们党对中国国情和中国社会主义所处发展阶段问题进行了重新认识。1977年10月,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不久就指出：“人们都说中国是个大国,其实只有两点大,     

“批林批孔”运动中的儒法斗争史研究

1973年七八月间，毛泽东针对周恩来领导的纠“左”工作和党内外怀疑和否定“文革”的思潮．发表了一系列谈论中国历史上儒法斗争的言论，否定和批判儒家，肯定和赞扬法家。他的目的。是含蓄地发出警告，不要否定“文革”，否则就是“尊孔反法”，开历史倒车，与林彪和历史上的反动派没有什么区别。毛泽东的这些言论，被“四人帮”集团所利用，引发了儒法斗争史的研究和“批林批孔”运动。     

追忆“文革”中的周扬

正1966年"文革"开始后,全国各地方的学生串联到中宣部造反,中宣部处于瘫痪状态,部领导受到批斗。没过多久,陆定一部长,周扬、张子意、张磐石、许立群、林默涵副部长和童大林秘书长都被抓起来,关进了秦城监狱。"文革"期间,在林彪、江青、康生等鼓吹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和"揪叛徒"等反动口号的煽动下,全国各地,上至国家主席,下至最基层的党政干部中产生的冤假错案不计其数。周扬是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多年主管文艺工     

朱德在“文革”的特别岁月里

“文革”开始后，一切乱了大学套。就连朱德总司令也被推进了历史的漩涡中。 毛泽东说：“朱德不能批斗，他是红司令”     

追求“首而为之”——记北京大学艺术学系教授丁宁

无论在哪个领域，开端、创造性的工作都非易事，而丁宁却把“首而为之”定为自己的学术追求，尽管他知道这是一个相当艰巨的目标。作为“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丁宁考入浙江师范学院宁波分校。自此，他的命运就紧紧扣住了时代的节拍，与这个充满伟大变革的时代一起前进。其时，正是文艺心理学在沉寂了半个世纪后的大发展时期，文艺心理学的著作和译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丁宁为美学和文艺理论日新月异的发展、为其思想和观念的清理与反思所吸引，逐渐将兴趣集中在美学和文艺理论上。他意识到，这是一个可以有所作为的领域。毕业后，丁宁到…     

简评30年来的“文革”史学

自1981年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史学界开启了“文革”历史的学术研究.从1980年代起步阶段的“资政史学”,中经1990年代转型阶段的“求真史学”,再至21世纪头10年拓展阶段向“总体史学”的转向,近30年来“文革”史学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变动.其史学研究的最初动力源于历史决议的推动,但进一步的拓展则有赖于史学界对当代历史的深刻内省以及改变中外研究不对称格局的愿望.考察“文革”史学的课题,其始终不变的基本问题是“文革”的定性、起源、历史叙事和评价.正视研究断层现象,提升方法论意识,加强课程建设,建构真实记忆,是当下推进“文革”史学健康发展的着力点.     

电影《地道战》诞生记

“文革”爆发后，“样板戏”一花独放，自1966年到1970年，全国只生产了4部可看电影，其中以《地道战》影响最大。这部影片以“流畅的手法，高超的技巧”赢得了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成为人们百看不厌的“经典之作”。电影《地道战》是怎样诞生的呢？前不久，袁成亮在《党史天地》撰文就此作了披露。现予摘发，以飨读者。     

不该被遗忘的群体——“文革”中的农民受害者

沉默的农民“反革命” 徐星今年57岁，在年轻人的眼里，他大概就是个拍纪录片还不得志的大龄“愤青”。但事实上，徐星曾是著名作家。2010年，徐星在北京宋庄画家贾和震那里无意间发现了一张人像草稿，草稿背面竟是一张“文革”时期的“犯人登记表”。徐星一点点翻找，一共找到22张，“犯人信息”都是“文革”期间的“现行反革命”，涉案者大部分是农民，被下放到浙江衢州十里丰农场劳动改造。这些登记表让徐星大受震动，他决定要去浙江寻访这些“‘文革’中的人犯”，做一部他们的《罪行摘要》。     

人民日报社被“夺权”的前夜

1966年5月18日凌晨，曾任人民日报社社长的邓拓拼将一死，与已经来临的“文革”抗争。这个消息在人民日报社悄悄传开后，人们都极为震惊。但是，邓拓之死没有使“文革”恶浪有丝毫收敛，这个“潘多拉盒子”已经被打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