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医疗的刑法规制研究

随公共卫生事业发展,过度医疗如悬崖转石般兴起.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违背行医规范而实施过度医疗,不仅侵蚀国家正常的医疗卫生秩序,也不断加剧医患信任危机.国内法律对过度医疗行为的规制尚且停留在民法和行政法领域,刑事立法仍空白.医疗事故罪、非法行医罪、诈骗罪等现有相关罪名在规制过度医疗行为时暴露局限性,并不能合理规制过度医疗行...     

行政犯中的行政法与刑法关系之探讨

《行政法》和《刑法》是行政犯的法律依据,二者之间存在着既依附又独立的关系。《行政法》是《刑法》界域中的行政犯构罪的前提,刑法对行政法具有依附性,但行政犯构罪与否不以行政法的刑事责任条款为前提,刑法是行政犯罪成立依据,刑法具有独立性;行政犯成立中涉及的行政违法性认定应当由司法机关独立判断。     

军人身份对军职罪刑事责任的影响

军职罪规定的军人身份由于被注入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其刑法价值体现得更为明显,特别是对军职罪刑事责任的实现,具有很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在军职罪刑事责任主体构成方面,军职罪规定的军人身份决定军职罪刑事责任承受主体必须是现役军人和参与执行军事任务的非现役人员,刑事责任的追究主体只能由具有专门管辖权的军队司法机关或战时军队指挥官构成;在军职罪刑事责任的根据方面,军职罪规定的军人身份是国家设定军职罪刑事责任的根本理由之一,也是军职罪行为人承担军职罪刑事责任的法律前提;在军职罪刑事责任具体的实现方面,军职罪规定的军人身份决定军职罪的制刑权、求刑权、量刑权、行刑权具有从严性、专属性。     

网络暴力治理中刑事责任、行政责任与民事责任的衔接

网络暴力治理作为一个“复杂性系统”,会呈现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诸多责任实现方式错综交织的复杂结构,这在实体法层面涉及“刑民界分的两极化”“行刑衔接的融合化”与“归责主体的协同化”三个维度。“刑民界分的两极化”意味着“民法要积极、刑法要消极”,在规制网络暴力的法律体系尚不完备的情况下,网络暴力民事责任可以扩大解释或类推适用,刑事责任的确立则需遵守罪刑法定原则,不能任意进行扩大解释或类推适用。“刑行衔接的融合化”立足于“先行政规制,后刑法规制”的谦抑理念,强调从制度层面对个罪设置行政前置性要件,并增设禁止实施网络暴力的禁令。而“归责主体的协同化”强调网络暴力中的肇事者、转发者与网络平台,均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法经济学视野中的行政法与民法的分界

对于不当行为,立法者是选择民法还是行政法进行控制,一般需要考量四个要素：当事人与行政主体掌握的行为风险信息方面的差异、加害人的赔偿能力、索赔威胁大小和行政成本。对于损害小、损害集中且发生率低的日常行为,应选择民法进行规制;对于发生率高、损害大、发现率低、损害分散的风险行为,行政法进行控制的社会效果更为明显。当同时选择两种控制机制时,遵守行政法规一般不构成加害人对抗受害人诉求的抗辩事由。     

疫情防控期间玩忽职守行为刑法规制的困境与出路

玩忽职守罪在司法实践中适用率较低,在疫情防控期间未能很好地发挥刑法规制作用。原因主要有三:行为主体职责来源缺乏明确规范依据、因果关系判断不清和责任形式认定混乱。为此,首先要明确玩忽职守罪的不作为犯形态,确立疫情防控指挥部通告作为职责来源依据的地位;其次,在区分事实因果关系和法律因果关系的基础上,采用客观归属论进行因果关系限定;最后,玩忽职守罪的责任形式应是具体责任,应注意多因一果情形下刑事责任与党纪、行政责任的区别,对玩忽职守犯罪行为进行正确的刑法规制。     

暴利行为之民法规制——兼论《民法通则》之显失公平

暴利行为表现为一种不正当价格行为,民法、经济法、行政法对暴利行为均有所规制。本文主要从民法规制的角度,通过对主要大陆法系国家及地区的暴利行为的渊源及规定说明,分析我国立法上存在的缺陷,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立法理论和技术,对其立法体例,构成要件,效力等方面提出了相关见解。     

论刑法之谦抑性与“人肉搜索”的入罪问题

人肉搜索作为网络信息时代的产物,它在宣扬惩善扬恶的社会正义的同时,也屡屡出现对公民私权利的恶意侵犯。本文以人肉搜索是否应纳入刑法的规制范围为视角,探讨刑法的谦抑性思想问题。人肉搜索由于不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对人肉搜索行为进行刑罚处罚,会导致禁止对社会有利的行为;在具体司法实践中也会遭遇现实的操作障碍,因此,将人肉搜索入罪违背了刑法的谦抑性原则,而采取刑罚之外的手段进行处理则更为恰当。诸如人肉搜索之类的许多社会问题,若诉诸于道德、信仰以及民法、行政法等其他法律手段可以充分解决的话,就不需要动用刑罚这种最为严厉的惩罚措施。     

论网络著作权行政法保护的正当性与必要性

著作权行政法保护最具争议的理论问题之一是正当性问题.在传统与现实语境下对网络著作权行政法保护正当性予以考量,网络著作权的行政法保护符合维护市场秩序的公共利益,符合实质法治的要义;网络著作权具有公共产品属性,公权力的适时介入是缘于侵犯网络著作权的行为造成对科学文化传播、市场秩序公共利益的侵害.网络著作权行政法保护旨在为权利人提供行政救济,这一公法手段是网络著作权保护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当前,网络著作权的民法保护、刑法保护面临困境,行政法保护具有比较优势,保护力度适中,有利于公私利益平衡,可以成为民法保护的有益补充,也符合互联网产业发展的现实需求.     

论“规制行政法”的范式革命

规制行政是特定法律授权设立专门的规制机关,针对特定领域中具有强社会公共性的私人行为的规制活动。规制行政法是有关规制行政的法,系行政法的新类型。法范式意指法学者共同体从事法学研究所共同遵循的理论和方法,主要体现在由社会问题和主流社会观念所决定的法的价值目标、规范的内容和实现方式三个方面。规制行政法的范式革命主要体现在:价值目标是从私益保护到公益保护;规范内容是从防止行政权滥用到激励和约束行政权合理运用;实现方式是从以事后对抗式的司法救济为主到以事前协商合作式的预防治理为主。     

网络服务提供者刑事责任的界域限定与政策转向

网络服务提供者刑事责任问题成为当前网络犯罪中的重要课题,讨论的前提和基础是充分认识网络服务提供行为的“中立帮助”性质,并以此作为研究的视角和出发点,来限定刑事责任的范围,即原则上应采取“避风港”原则,并以“红旗”原则加以例外限制的认定思路。进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网络服务提供者刑事责任领域出现了刑法规制由“前台”向“后台”延伸、由“事后”向“事前”拓展、由“共犯”向“正犯”转型及保护法益由“传统”向“新兴”深化的重大变化,据此,应从夯实罪前防控体系、构建刑事责任体系和完善立法规制体系三个方面构筑立体化防治系统,以有效解决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刑事责任问题。     

论“虐童”行为的刑法规制

近年来,“虐童”事件频发.强化对“虐童”的刑法规制势在必行.从必要性上看,我国现行法律框架下规制“虐童”行为存在突出困境.一方面,非刑事性儿童立法呈现出“静态化”的缺弱;另一方面,刑事立法保护儿童功能缺失.着眼于我国当前国情,全面移植发达国家或地区制度经验,构建防治儿童虐待综合管理体系尚不具有现实可能性.恰当运用刑法的威慑力,既可以更好地“对接”我国相关儿童立法中涉及的刑事责任,又足以“补强”我国社会转型期儿童保护立法整体上的缺弱.从可行性上看,一方面,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已有通过刑法规制“虐童”行为之立法先例,另一方面,国内积极有利的因素包括:关注未成年保护的良好法制氛围;我国现行刑法中针对“虐童”行为潜力较大的储备资源.在当前,刑法规制“虐童”行为客观上存在两种思路:设立“虐待儿童罪”或修正虐待罪.两种思路各有千秋,当务之急是尽快将虐待儿童的行为更有效地纳入到刑法的调整中来.     

危险驾驶罪的立法与司法省思

随着《刑法修正案（八）》的生效,刑法对危险驾驶行为的规制迈出了重要一步.一般认为,危险驾驶罪是为了应对风险社会的交通状况而增设的新罪名,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但由于危险驾驶罪的设置与刑法规范体系之间缺乏协调性,导致了在罪状和法定刑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这也致使司法人员对危险驾驶犯罪的适用上仍存在较大分歧.对《刑法修正案（八）》生效以来的危险驾驶罪司法实践进行反思,会发现现存的诸多问题仍然需要从立法的角度予以展开和诠释.在调整立法之前,目前的当务之急则是对危险驾驶罪的罪状加以精确确定,自然就需要将其与行政法和刑法中其他犯罪进行协调.     

谈王某行为的定性

一、王某的行为应当是犯罪行为犯罪是达到一定度（量）的危害社会（质）的行为，即犯罪是犯罪人所实施的违反民法、经济法、行政法等法律达到一定程度需要用刑罚子以规制的行为。换句话说，犯罪行为虽是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但其基本属性仍然是违反民法、经济法、行政法等法律的行为。从只角度讲，我们说一行为系违反民法、经济法、行政法案由律的行为，但不能由此否认该行为是犯罪行为。恰恰相反，只有一行为系违反民法、经济法、行政法等法律的行为，该行为才可能成为犯罪行为。在非法占用（挪用公款、挪用资金等）、占有（贪污。侵占）型…     

网上发布非法PUA信息的法律规制

为更好保障人民的合法权益,如何整治打击利用互联网发布非法PUA信息等相关行为是亟需处理的问题之一。在行政法视域下,可以运用《网络安全法》第46条之规定加以规制。在刑法视域下,当行为人发布非法PUA信息性质可以等同于相应犯罪的预备行为时,在满足情节严重的条件下可适用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予以评价;用传授犯罪方法罪来规制相关行为时,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尤其需要关注对非法PUA信息传授者主观故意及传授内容的判断。     

行政担保的民法视角探讨

民法是现代社会赖以正常运转的基础法律。在最基本的法律制度上,行政法借用民法的概念与制度时不应改变私法主体既有的行为规范,以免社会无所适从。担保制度运用于行政法,形成行政担保不仅可行而且合理。行政担保与民事担保共用担保的一系列制度,可以建立起行政法与民法之间的桥梁,使各种不同的权利之间具有相互比较的基础,也可以节约大量的立法资源,避免一些潜在的矛盾。     

民法·经济法·行政法

在我国统一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由于民法、经济法、行政法都调整一定范围的财产关系。因而形成这三个邻近的或者说边缘的基本法律部门。正确区分这三个法律部门,有助于深入学习和研究民法、经济法,行政法。法律部门的划分,取决于各种法律部门所调整的对象及其所采取的调整方法。基于此,要将民法、经济法、行政法区分开来,就必须对民法、经济法、行政法各自所调整的对象及其所采取的调整方法,进行深入的分析。     

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犯罪客观方面的认定

主要对徇私舞弊、依法应当移交追究刑事责任的刑事案件不移交 ,以及情节严重三个方面一一进行认定 ,从而准确确定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的客观方面     

论“恶意欠薪罪”

近年来,恶意欠薪的行为在我国比较泛滥,有学者提出在刑法分则中增加＂恶意欠薪罪＂,也有学者认为,恶意欠薪的行为应当由民法、行政法进行规制,不属于刑法调整的范畴。本文认为,是否应当入刑,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首先要分清,哪些法益是由民法予以保护,哪些法益应当由刑法保护,民法和刑法有各自的职能和任务,对于恶意欠薪的行为,只有造成受害者重伤、死亡,才由刑法进行规制。     

论我国行政刑法的性质

行政犯罪是违反国家行政管理法律法规,危害正常的行政管理活动,情节严重构成犯罪,依照刑法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行为.行政刑法,是指规定行政犯罪及其行政刑罚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关于行政刑法的性质目前有行政法说、刑事法说及双重属性说等不同观点.行政法说在行政刑法的概念界定上与我国法学体系不合,双重属性说从处罚对象、法律责任、渊源及指导原理等角度分析不能成立,从行政刑法的渊源、规制对象、适用程序、法律责任与调整方法来看,行政刑法应具有刑法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