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条约演化解释对国家同意原则的冲击

条约的演化解释会引起条约语义变化,导致条约权利和义务的变动,对传统的国家同意原则造成冲击。具体表现在,对缔约时的原初意图进行演化解释,以《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解释要素掩盖演化解释中的语义变动,非缔约国要素对嗣后行为逐渐产生影响。演化解释冲击国家同意原则,其内在机理包括心理因素、实践因素和机制因素。演化解释一定程度上可推进条约体系的自动更新,符合国际秩序自动微调的现实需要,逐渐发展为《维也纳条约法公约》解释通则中,时间要素被强化的一项细化解释方法,但也可能冲击甚至突破国家同意原则。中国需要及时把握条约演化解释的发展规律和深远影响并及时作出因应。     

条约解释的特点——同国内法解释的比较研究

本文对国际法上条约解释的特点及其成因进行了探讨.通过对条约同国内法解释在主体、效力、客体和方法四个方面的比较研究,作者认为,条约解释的主要特点包括:在主体和效力方面,条约的"有权"和"非有权"解释以"主体是否有权力解释"为标准划分,而不像国内法那样同时依据解释的权力和效力来划分;条约有权解释主体所做的解释不一定有法律拘束力.在客体方面,作为解释客体的条约具有"立法性"和"契约性"双重特性,这对条约解释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在解释方法上,条约解释中除了运用国内法律解释常用的方法外,还出现了"嗣后实践"解释方法,并在实际中得到较为广泛的运用.从根本上看,条约解释上述特点的形成,是由国际法体系不同于国内法体系的性质所决定的.国际法的"分权"体制,决定了条约解释的上述特点.     

关于条约在中国适用问题的探讨

条约在中国的适用主要包括条约在国内的适用方式，条约在国内法上的效力以及条约在国内适用时的解释三方面的内容。本文指出针对条约在我国适用的立法与实践较为混乱的问题，我国应在《宪法》中对条约的适用作出原则性规定，采用纳入与转化相结合的条约适用方式，并区分“直接适用条约”与“非直接适用条约”，以便更好地确定在“直接适用条约”与国内法相冲突时如何适用及解释条约。     

国际私法条约解释的路径依赖与方法展开

国际条约的文本制订及其为当事国接受仅实现了条约的形式统一,而条约的实质统一则需要通过一致解释和适用来达致。国际公法条约解释更多针对的是国家的权利和义务,而国际私法条约解释更多关涉的是私人的权利和义务,且没有相应的管辖国际私法条约的国际争议解决机构,故存在当事国解释的多样性风险。国际私法条约解释在路径上依赖条约解释的习惯法规则的同时,必须坚持自洽性和统一性解释要求。当事国在司法实践中对国际私法条约的解释,倾向于采用约文解释和目的解释方法,要求法官学会自我克制和比较借鉴,使用补充资料作为辅助手段,同时处理好多种约文文本和公共政策条款的解释问题。     

《联合国宪章》解释对传统条约解释规则的影响和发展

条约解释是国际法上的重要问题。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至33条的规定集中体现了传统的奈约解释规则。实践中，《联合国宪章》的解释对于传统条约解释规则多有突破和发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宪章解释过程中除运用传统方法外，还形成了“暗含权力”和“机构嗣后实践”等新方法；第二，各种传统条约解释方法在运用于宪章时，相互地位关系较之一般条约解释有所不同；最后，存在于条约解释中的解释与修改、解释与新规则创制的关系问题，在宪章解释上体现得尤为突出。宪章自身的特殊性质是形成上述特点的根本原因。宪章解释丰富和发展了传统条约解释理论和实践，为条约解释提供了全新的样本，拓宽了条约解释在现代国际法学研究中的领域。     

条约解释的新动向:当代意义解释对当时意义解释

现代条约解释形成了当时意义解释和当代意义解释两种方法之间的博弈。前者是传统的条约解释方法,后者经过40余年的发展,俨然已成为当今条约解释的新趋势。国际法院和WTO上诉机构采用条约用语的"一般性"和条约的"无期限性"作为当代意义解释的主要条件,有其特定原因。这两种条约解释方法在理论基础、立法体现、反映的司法态度和实践操作过程都有明显区别。当代意义解释和当时意义解释各有优缺点,这表明二者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将是并存的,它们之间的博弈也将继续进行。     

法律解释方法在WTO体系中的逐步形成

对WTO条约的解释离不开对法律解释方法的运用和选择。由于法律解释方法的多样性,采用不同的法律解释方法会对同一规范得出不同的结论,解释者在选择解释方法上拥有很大的自主权,因而对法律解释的运用与选择就必须慎之又慎。     

论条约解释的灵活性借鉴

作为目前广为接受和援引的条约解释规则,《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以下简称《条约法公约》)肯定了在解释时可以灵活性地借鉴条约以外的相关国际法规则。本文拟从分析CISG在解释时对CISG以外的其他法律文件的参考借鉴入手,探讨在条约解释规则中灵活性借鉴方法的运用。     

WTO条约解释论

任何国际经济条约在适用过程中都离不开解释,而WTO更是如此。WTO体系将立法解释权赋予部长级会议和总理事会,而将司法解释权赋予争端解决机构;主要的解释方法有文法解释方法、系统解释方法、目的解释方法和历史解释方法四种,本文最后指出了WTO的条约解释对我国的启示。     

税收条约解释方法的比较研究

<正> 由于各国在行政、立法、以及税收体制上存在差异,各缔约国间对其所达成的税收条约采 纳一致的解释方法成为税收条约发挥有效作用,实现在国家间公平地分派税收的目的的基础。 对条约采用共同的解释方法的重要性早已为西方各国所重视。许多发达国家对条约解释问题 或以国内立法,或以案例的形式做了明确的规定;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纳了《条约法维也纳公约 (The 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s,以下简称《维也纳公约》或《经济发展与合作 组织协定范本》(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Model Con- vention,以下简称《经合组织范本》)中规定的条约解释规则。但是,税收条约解释上的冲突仍 在国家间普遍存在,对此问题的研究无疑将促进国际税收进一步趋于公平和有效。本文的目的 在于通过对《维也纳公约》,《经合组织范本》中规定的,以及美国所实行的税收条约解释方法的     

The Impact of Subsequent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on Treaties: Pushing the Boundaries of Interpretation?

Conflicts between treaty and customary norms are endemic to international law and are increasingly frequent. Yet there is nothing automatic or mechanical about interpreting and resolving such conflicts, which require a high degree of contextual sensitivity. Their identific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test the limits of the rules of treaty interpretation as codified in the 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s, particularly where treaty modifications by subsequent customary law are concerned. This article endeavours to sketch how the latter phenomenon occurs, and the interpretative and evidentiary challenges involved—many of which remain underexplored. The analysis begins with the identific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newly emerged customary norms, before delving into the process of determining their treaty-modifying potential. This involves the side-by-side interpretation of the pre-existing treaty and the customary norm to assess whether there is a genuine incompatibility that cannot be resolved through harmonious interpretation. The final inductive step is to ascertain the parties’ consent to displace the treaty norm in favour of the customary norm, subject to certain crucial requirements.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organic and continuous interplay between treaties and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these interpretative and evidentiary steps serve to ensure that the parties’ intention remains paramount.

     

条约冲突的基本问题及其解决方法

条约冲突一方面表明了当代国际法旺盛的生命力,另一方面也会对国际法的进一步发展产生消极影响,因此研究条约冲突及其解决对国际法治建设有着积极意义。条约冲突的产生与国际法不成体系有着密切的因果联系。在各种类型的冲突中,有的可以采用诸如特别法优先原则来处理,有的可以通过条约解释规则加以消弭,有的则可以设置明确的冲突条款来避免。国际法的不成体系,使得解决条约冲突的方法也可能是不成体系的。综合运用各种冲突解决方法,是国际法对解决条约冲突的必然要求。     

Treaty Interpretation and the WTO Appellate Body Report in US - Gambling: A Critique

‘Before the game begins players should agree on a dictionaryto use in case of a challenge.’ (from the Official Rulesof SCRABBLE®)

Treaty interpretation in WTO law continues to represent a topicof highly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ortance. The Panel’sand the Appellate Body’s reports in the recent US –Gambling dispute have critically turned on ascertaining themeaning of the United States’ GATS Schedule and ArticleXVI GATS on the basis of the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rulesof treaty interpretation as codified in the Vienna Conventionon the Law of Treaties. The paper’s principal aim is toreview the interpretative approach followed in particular bythe Appellate Body in reaching its decision in US – Gambling.Its main argument is that, although the Appellate Body appearsto be trying to emancipate itself from a rigorous textual approach,it has not yet embraced a holistic approach to treaty interpretation,one in which the treaty interpreter looks thoroughly at allthe relevant elements of the general rule on treaty interpretationpursuant to Article 31(1) of the Vienna Convention.     

克制和应对“碎片化”:WTO协定与多边环境和人权协定规范整合的司法路径

WTO协定在应对环境贸易争端和人权贸易争端时的贸易价值优先取向加剧了国际法的"碎片化"和"不成体系"问题。为克制和应对国际法的"碎片化",促进WTO协定与多边环境和人权协定的规范整合,《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3)(c)条可作为整体解释方法的条约依据运用于WTO协定的司法解释中,但这需要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对条约"解释"和条约"适用"做出革新的认识,将整体解释方法作为自治的条约解释方法在人权和环境贸易争端中适用,而不是陷于第31(3)(c)条所述之当事国为"条约当事国"还是"争端当事国"之争。     

国际法院解释领土条约的路径、方法及其拓展

领土主权属于一国的根本问题。由于部分领土条约相关条款过于原则或模糊不清,当事方会产生条约解释上的国际争端。通常,国际法院依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32条规定的解释规则进行阐释。但是,领土条约具有与一般条约不同的特性,这一特性也决定了其解释方法的特殊性。条约解释与争议领土主权的归属存在密切关系,不当解释会严重损害当事国的领土主权。正是出于此顾虑,国际法院过于严格遵照条约文本语言表述的精确性,但在司法实践中又出现一定的矛盾与反复,甚至在个案中弱化条约解释的价值,转而以有效统治作为判案的法理依据。国际法院的做法动摇了国际社会相关当事方将领土争端提交国际法院,采取法律方式解决纠纷的信心,值得关注和深入研究。     

论刑法解释的边界和路径——以扩张解释与类推适用的区分为中心

只有划清扩张解释与类推适用的界限,才能克服刑法解释的恣意性,否则,就会以扩张解释之名行类推适用之实,造成比具有严格限制的类推制度更大的破坏罪刑法定主义的危险。在是否处于刑法条文用语可能的含义之中、是否具有一般公民的预测可能性、是否采用了符合形式逻辑的推论和是否从罪刑法定主义的理念出发这四个方面,扩张解释都与类推适用存在构造上的差异。展开合理的扩张解释时,应当遵循一定的操作路径:首先,需要判断所要解决的事项是否属于扩张解释的对象;其次,需要根据一般公民的预测可能性对刑法条文用语的通常含义进行正向扩展,然后根据处罚的必要性进行反向限缩;再次,需要通过法律商谈来检验解释结论的性质;最后,需要通过一种程序性方式,来终局性地解消对实体性问题的分歧。     

对“文本”的扬弃：WTO条约解释方法的一种修正——以服务贸易具体承诺表的解释为分析起点

＂文本主义＂是WTO上诉机构所倚重的条约解释方法,这种＂文本主义＂的方法在适用于服务贸易具体承诺表的解释时,可能会产生增加WTO成员在《WTO协定》项下义务的负面效果。因此,服务贸易具体承诺表的解释中有必要引入单个缔约国意图的解释因素。此外,鉴于《WTO协定》文本并不完美,存在着＂空白＂之处,在特定情形中有必要引入《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32条规定之外的条约解释习惯规则,＂遇有疑义,从宽解释＂即为适例。     

领土条约的界定标准、解释方法及其运行结构

领土主权属于一国的核心利益问题。国际法院基于《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32条之规定,在解决领土条约争端时采取了"实质优于形式"和"同意"等界定标准。同时,在适用该《公约》解释相关条款时采取了不同的解释方法,体现了一定的灵活性,但也出现过矛盾与反复。对此,应根据该《公约》第31-32条规定的内部要素及外部变量,优化领土条约的解释方法和运行结构。这种路径的设计不再拘泥于《条约法公约》本身,适当拓展、引入当事方提供的证明事实真相的关键证据,对领土条约的解释进行补充说明,并非游离于《条约法公约》之外,转而寻求保持占有法律、有效控制等法理基础及相应的事实主张和证据,而是将两者合而为一,以《条约法公约》解释规则为主,其他关键证据为辅的层级解释路径。另外,国际法院在解释相关领土条约时,除了适用"《条约法公约》+其他层级关键证据"模式外,还应借鉴学界的解释方法论,以使得两者交互影响,进一步完善条约解释方法的路径,实现对领土条约解释规则的再造。     

妨害疫情防控行为的刑法适用之体系解释

国家司法机关制定发布的妨害疫情防控刑事司法意见是一种刑法适用性解释,与规范性司法解释相比,其具有间接的法律适用效力。从刑法体系解释角度看,有关妨害疫情防控的刑法规范、司法解释与司法意见应当是相互协调的。对刑事司法意见的适用进行解释应当遵循整体性、动态性、协调性原则,并运用同类解释规则、同一解释规则、排他解释规则,对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妨害公务罪等相关罪名进行适用性解释,实现严格依法从重处罚和宽严相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