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与规范:刑法的“静”与“动”

事实与规范在不同语境下具有不同的关系,刑法学意义上事实概念和规范概念之间区分具有相对性,存在事实的规范化和规范的事实化。事实与规范之间存在法律评价概念、经验法则评价概念和社会评价概念,立法时应有所取舍。事实与规范的互动是刑法解释和刑事司法的理性选择,也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基本途径。     

论刑法适用上的个案解释

刑法的适用离不开法官对刑法的具体解释,这种适用时,法官根据刑法的规定结合具体案件作出的解释我们叫它个案解释。研究个案解释的性质、原则、效力及影响法官进行刑事案件个案解释的因素等问题。     

法益衡量中的事实还原运用——刑法解释的视角

法益衡量在刑法解释中具有确保法律合法化的重要价值,法益衡量对个罪保护法益的甄别、权衡与比较,必须借助事实还原来完成.事实还原立足于对刑法规范赖以建构的立法事实是否在客观上具有真实性、在规范上具有价值性或在法秩序上具有必要性的判断,以为法益衡量提供判断标准.刑法解释立足于法益衡量把法律代入充满个性的案件事实中,以之来检视...     

刑法规范的形成机理——以“类型”建构为视角

刑法规范的形成机理是刑法体系化及选择立法技术的前提。以类型为视角来研究刑法规范的形成机理是因为规范与类型在思维层次、体系功能以及事实与价值的沟通上具有极为相似的定位。刑法规范的形成过程在具体路径上表现为由事实类型的发现、规范类型的构建、规范类型的补足以及规范类型的检验等多个环节组成。     

言论自由的刑法保护——以刑法合宪性解释为视角

言论自由的刑法研究已落入窠臼,一是多从限制言论自由的角度出发,缺少限制之限制的思考,二是局限于刑法领域,缺乏对言论自由的宪法关怀。而唯有坚持刑法的合宪性解释,才能在言论自由和刑法法益之间求得平衡。理论上,罪刑法定的实质侧面为刑法的合宪性解释提供可能性,宪法与刑法之间的密切联系则是刑法合宪性解释存在的必要性;现实中,以侮辱罪、诽谤罪为例,需要综合考虑言论自由的对象、内容,平衡宪法权利与刑法法益。唯有此,刑法才能更好地保障言论自由。     

刑法规范的明确性与模糊性——诠释学视野下的刑法解释应用

语言世界是个十分模糊的世界。从哲学角度来看，语义的模糊性是绝对的，而明确性是相对的，由此决定了建立在成文法基础上的刑法规范也同时具有明确性与模糊性的特征。刑法规范追求明确具体，但从立法技术的角度考察，却并不是越明确越具体越好。实际上，明确与模糊都是相对而言的，限度之内的模糊能够扩充刑法规范的涵摄力，进而为刑法解释提供能动的空间，这也符合诠释学视野下的刑法解释论说。     

《刑法》第349条第1款的规范阐释——以“明知”为切入点

《刑法》第349条第1款规定的包庇、窝藏行为,其性质会因行为人"明知"的有无、内容和程度而改变,从而构成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窝藏、转移、隐瞒毒品罪,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窝藏、包庇罪或非法持有毒品罪等不同的犯罪,甚至完全可能是无罪。这就涉及到诸多刑法条文的规定。因此,应以"明知"为切入点,往返于规范与事实之间,把《刑法》作为统一的整体,对《刑法》第349条第1款进行体系解释,方可得到合理的结论。     

“文化的刑法解释论”之提倡——以“赔命价”习惯法为例

持"形式的刑法解释论"易使刑事制定法与少数民族习惯法社会实践之间发生冲突;持"实质的刑法解释论"有可能将刑法没有规定为犯罪而依少数民族习惯法认为值得处罚的行为解释为犯罪,出现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情况。由于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与汉族地区的差异主要表现为文化差异,因此,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应当提倡既吸收了"形式的刑法解释论"与"实质的刑法解释论"之优点,又能够充分照顾到民族法文化传统的"文化的刑法解释论"。     

反思我国刑法解释的范畴及其体系--以刑法解释的效力层次为视角

刑法解释可分为正式解释与非正式解释;正式解释又可分为规范性刑法解释和适用性刑法解释;非正式解释又可分为刑法学理解释与刑法任意解释;规范性刑法解释是指由特定的国家机关依照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权,对刑法条文作出的具有普遍法律效力的解释,分为刑法立法解释和刑法司法解释.适用性刑法解释,即法官在刑事司法活动中,依法行使刑事司法权,结合具体案件针对刑法条文作出的对相对人具有法律效力的解释.     

论消极事实的举证证明责任——以《民诉法解释》第91条为中心

消极事实是当事人在诉讼中经常主张的事实,但并不能直接视同为消极要件事实.基于消极事实的证明难度,其举证责任的分配通常就决定了诉讼的胜负结果.根据新《民诉法解释》第91条确立的规则来分配消极事实的证明责任,对于负举证责任一方当事人而言显然过于严苛,尤其是在证据偏在型诉讼中,可能导致实质的不平等.为此,通过举证责任倒置、举证责任转换、表见证明、证明度降低、强化相对人的具体化义务及事案解明义务等方式加以缓和,殊为必要.     

不正当关联交易的刑事规制

不正当关联交易侵害社会的整体利益,有必要将之纳入我国《刑法》调整。本文首先分析了不正当关联交易的概念和构成特征;其次对刑罚权介入不正当关联交易的必要性进行了论证,并提出了刑罚权介入的三大原则：最后手段原则、必要性原则和适度原则。最后,对我国关涉不正当关联交易的刑事立法的缺陷进行了分析,并从犯罪主体、刑罚配置、处罚原则等多方面提出了完善刑事立法的建议。     

恶意透支及其刑法规制

恶意透支有一般违法型恶意透支和犯罪型恶意透支,我国刑法规制的是犯罪型恶意透支。在各种类型的恶意透支中,积少成多型和骗领信用卡型是两种最基本的表现形式。刑法规制的恶意透支主体不仅仅限定为自然人,还应包括单位。恶意透支行为是恶意透支犯罪的客观方面,刑法对于恶意透支行为作了法定解释,但如何认定恶意透支行为,对恶意透支犯罪行为的刑法规制采用何种立法例更适宜等问题的探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人体器官买卖的国际刑法规制

人体器官买卖包括个人主动出卖器官、个人强行摘除他人器官出卖、“器官库”人体器官买卖和跨国人体器官买卖等四种主要类型。各国法律对人体器官买卖的规制分为设立专门刑法条款和未设立专门刑法条款两大类。国际社会规制人体器官买卖的努力主要体现在世界卫生组织的不懈工作和世界各国的积极响应。以国际刑法规制人体器官买卖应当明确人体器官买卖的概念、构成要件、犯罪形态、刑罚、管辖和惩处模式。     

从“配合”到“疏离”到“参与”——论中国企业在犯罪治理中的角色变迁

在我国建国初期,企业作为国家组织的一部分积极配合治理各种犯罪活动;随着企业体制改革的推进,企业逐步取得了独立的地位并日益疏离了传统的犯罪防控领域;然而进入新世纪之后,国家开始大力号召、鼓励企业组织特别是民营企业积极参与到反犯罪统一战线之中。可以说,在这个迈进法治的过程中,企业组织在犯罪治理活动中的角色和作用出现了明显的变化。本文通过考察一些看似个体性、片断性甚至琐碎性的现象,力图把握国家治理犯罪活动的总体性脉搏,以期为当前国家借助社会资源共同应对犯罪问题提出具有参考价值的建议和措施。     

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实施的外部保障

在立法和司法中顺利实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而创建良好的外部环境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正确协调司法机关与党委领导和人大监督的关系;二是正确引导媒体对案件客观报道,增强社会公众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认同感;三是做好被害人的安抚工作,增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实施的社会效果。     

刑事诉讼渎职行为及其刑法规制

有案不立,立而不查、查而不破,阻碍律师会见,无充足理由拒绝办理取保候审,强迫认罪认罚,滥用抗诉权,随意否定律师有理辩护且不在判决书中说明具体理由的行为,破坏了我国刑事诉讼秩序,侵害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有效辩护的法益,具有明显的社会危害性和刑事违法性。我国制定了大量规范性文件但治理乏力,需要启动刑罚手段才可能有效遏制。通过解释途径将此类行为入罪化。     

水坝对人类环境的影响及其规制

20世纪,100多个国家为了灌溉、防洪、发电等而大肆修建水坝,在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同时,也给人类社会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损失惨重,得不偿失,引起了人们的反思。本文论述了水坝建设带来的主要危害,针对我国实际提出了规制建议。     

刑法解释权配置模式的比较分析

本文在对比分析了大陆法系、英美法系、中国古代、近代和现行刑法解释权配置模式的基础上,就刑法解释权配置模式的影响因素、性质和评判标准等问题得出了几点认识,以期对我国刑法解释权配置模式的完善有所裨益。     

论地方政府规章在行政诉讼中的适用

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扩大了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主体,增加了地方政府规章的层级。这种变化满足了地方立法在深化改革中的需求,同时也可能对地方司法造成一定影响。现有的地方政府规章适用规则在如何判断创制性地方政府规章的合法性,如何处理可能发生的新的法律冲突,如何识别事项范围限制等方面存在漏洞和空白。适用规则的不完整可能使法院沦为地方政府规章的执行机关。建议从确立创制性地方政府规章的判断规则、明确事项范围的限制、增加适用冲突的处理规则等方面予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