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兼并及其引发的对外投资社会风险——以柬埔寨为例

伴随企业"走出去"政策的实施,中国的对外投资和对外援助总量迅速增加,东道国社会风险分析日益重要。本文以柬埔寨土地兼并问题为例,对企业对外投资中的社会风险进行分析,为企业对外投资提供参考。     

政治风险冲击、制度质量与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

东道国政治风险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主要不确定性因素。本文利用灰色关联度模型对中国投资东盟的政治环境进行测度,并以政治风险指数为中心构建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模型,运用拓展引力模型评估政治风险冲击及制度质量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程度。实证结果显示: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倾向出口导向和战略资产寻求型,政治风险冲击、要素禀赋、出口、汇率及GDP等是影响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在制度质量良好的国家,政治风险不是影响对其投资的长期主要因素,但政治突发事件对对外投资的影响显著,并在短期内降低了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中国对东盟部分国家的直接投资存在所谓的"政治风险偏好"现象,但整体并不显著,政治事件冲击使"政治风险偏好"消失。     

中国迈入对外投资大国面临的挑战及对策

2010 年中国已经上升为世界第五大对外投资国家,已经具备大规模发展对外投资的 基础和动力。未来中国对外投资面临的首要挑战是对外投资经验的缺乏和跨国经营管理能力的 欠缺。此外,中国对外投资还要防范东道国的经济政治法律环保等风险;要警惕“钱在海外,身不 由己”,就要大量投资实业,发展自己的技术和品牌优势。只有强科学管理,做好战略规划和政策保 障,才能使中国海外投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日本企业对中国投资的现状、特点及战略

90年代以来,日本企业对中国的投资急剧增加,到1996年底为止日本对华投资累计协议金额达到260.2亿美元,实际投入金额141.86亿美元,位居外国对中国投资的第2位,投资项目达148888件。可以预料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投资环境的不断改善和日本企业对外战略的调整,日本企业对中国的投资额还会增加。     

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政治与经济风险——以中国在斯里兰卡的投资为例

"一带一路"是中国在当代重要的国际化战略,但实施该战略却会遇到政治和经济风险。今年3月,中国在斯里兰卡14亿美元的科伦坡港口城工程项目被暂时叫停,正说明了这种风险的存在。这其中的政治风险是印度对斯的影响,印度启动"季风计划"反制中国"一带一路"战略;中国在斯里兰卡投资面临的经济风险是过度集中在基础设施领域,相比之下,日本对斯里兰卡的投资集中在非经济领域,即文化、教育与民生方面,这对我们有一定启示。     

东南亚工程承包和投资合作的市场状况与环境

(上接第7期 )二、市场环境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同国内经济技术合作相比 ,风险要大得多。对外经济技术合作涉及项目所在国的政治、经济形势、政策、汇率、物价、支付能力等 ,外经企业处于这样纷繁复杂和变化多端的环境中 ,必然存在较大风险 ,稍有不慎 ,就会导致企业陷入被动 ,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因此 ,企业不能见市场就进 ,见项目就做 ,必须对具体的合作市场的环境做仔细分析 ,准确评估自身优势与市场风险 ,为业务决策提供依据。越南 :现有人口8000万 ,GDP336亿美元 ,人均GDP为400美元。自1986年实行革新开放以来 ,越南政府鼓励外国企业到…     

外国直接投资对拉美和东亚工业化国家(地区)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

本文对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左右拉美和东亚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中跨国公司的外国直接投资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进行了比较研究。通过采用反事实的分析方法,本文发现跨国公司及其直接活动只是在东道国(地区)经济发展战略所确定的框架内对当地的资源比较优势利用有一种放大效应。符合资源比较优势利用的东道国(地区)战略将促进当地宏观资源效率的提高,反之则会恶化这种效率。跨国公司本身不会使东道国(地区)的资源利用方向发生根本性逆转。外国直接投资对拉美资源配置效率和当地企业有较为显著的负面影响,但对东亚有促进作用。当前,跨国公司全球资源的配置方式发生了较大变化,对经济治理的精细化程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应区分不同引资目标、不同产业特征和不同市场竞争状况,注重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的有效配合。     

中国企业跨国投资的区位选择

区位优势的选择是中国发展境外投资的一个重要战略问题。区位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比较优势 理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投资要素诱发理论等对跨国企业区位选择具有导向作用。目前, 影响跨国企业区位选择 的因素有: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的直接目标;东道国的投资环境;是否有利于发挥中国企业的竞争优势;是否有利于中 国企业产业结构的升级;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对中国境外投资的影响;科技创新环境和科技人员的可得性等。中国 企业跨国投资的区位选择重点在于:巩固和扩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积极开展对发达国家的跨国投资;加快投资于 东欧地区和俄罗斯及独联体国家等。     

“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投资风险识别与对策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对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然而,近年来爆发出的多起海外合作投资失败案例,迫切需要我国投资方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与国际关系等多个层面深度挖掘与分析影响投资风险的主要因素,合理识别与评估东道国的投资风险,提升国家间投资协作效益。基于此,本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和聚类分析法,选取参与"一带一路"经贸合作且具有代表性的沿线35个国家。从经济条件、负债能力、社会稳定、执政能力与双边关系五个方面,筛选37个指标计算其分项与综合风险系数。在聚类分析基础上,参照综合风险系数排名结果,将35国分为5类风险等级。研究发现,东南亚国家较适宜我国企业进行海外投资,应进一步扩大合作规模;金砖国家呈现较高的投资风险水平,我国应加强纽带联系,密切关注东道国国内投资环境的改善;中亚五国的投资风险呈现两极分化,我国应增进政治互信,发挥在哈萨克斯坦的投资示范效应;高度关注高风险国家的投资风险隐患,建立必要的补偿机制。     

浅析中国埃及苏伊士经贸合作区

设立境外经贸合作区是中国对外投资合作的新模式。中国埃及经贸合作区的建立是中、埃双方考量各自经济发展态势的战略选择。合作区运行3年来，渐已形成独具特色的模式与特点，在基础设施建设、招商引资、带动中埃双方经济与社会发展方面取得初步成效。从未来发展看，改善合作区发展环境、探寻赢利模式、规避投资风险，是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美国对跨国直接投资的干预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美国政府对本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和外商对美直接投资都进行了某种程度的干预,以服务于其战略目的、政治利益和经济政策目标。中美都是拥有独立对外战略和海外利益的大国,而中国正处于国内深化改革、对外直接投资格局初步形成、外资政策调整时期,为了更好地"走出去"和"引进来",必须对跨国直接投资进行合理干预,以辅助对外战略和经济目标的实现。在政策设计和论证中,应借鉴美国经验,结合中国实际,处理好产业升级与就业稳定、监管与开放,以及战略意义与商业利益三组关系。     

中国对拉美投资的现状及问题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走出去”、“一带一路”等重大战略举措的不断推进,中国海外投资步伐进一步加快.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统计,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达1280亿美元,流量连续4年居世界第三,存量首次突破万亿大关,达1.01万亿美元.①中国已经正式进入资本走出去时代.其中,拉美地区作为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合作对象,在中国对外投资布局中占有愈发重要的位置,特别是在中拉整体合作机制的不断推进下,中国对拉投资额不断扩大.但与此同时,由于国际和地区政治经济形势变化等原因,中国对拉投资面临的风险与困难也有所增加.     

中国对拉美直接投资的特征与风险

为弥补官方对外直接数据存在的国别和行业信息部分失真、过于宏观和简略等缺陷,本文根据Dealogic、FDI资讯和美国传统基金会的微观项目数据,分析中国对拉美投资的规模、进入模式、行业结构和国别布局,评估中国在拉美的投资风险。2016年,中国对拉美投资存量为1070.5亿美元,占中国对外投资的比重为8.8%,是中国对外投资第四大目的地。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对拉美投资总体上实现了跨越式增长,但波动幅度较大。全球金融危机前中国资本偏好绿地投资,金融危机后则偏好并购。投资动机由以资源获取为核心,向以资源获取为主、市场寻求为辅过渡。投资行业由以资源能源行业为基础,向公用事业和制造业快速扩展。从中国企业的角度看,拉美地区总体投资风险较低。2005—2017年,按金额和项目数量度量的中国在拉美投资失利指数的均值分别为0.82、0.88,均小于1,说明拉美的投资风险低于中国对外投资平均风险水平。中国在拉美投资风险较高的行业是旅游、交通、企业管理(控股公司)、农林牧渔、金属矿产和建筑;投资风险较低的行业有高科技、地产和物流。分国别来看,阿根廷的能源、巴西和智利的金属矿产、墨西哥的交通运输业的投资风险较高,而拉美各国的农业、化工、金融、地产、高科技和公用事业的投资风险均较低。     

跨国公司面对的政治风险

跨国公司与国家(政府)的关系是国际政治经济学(IPE)讨论的核心问题之一.所谓跨国公司的政治风险是指东道国与母国(甚至第三国)政治、经济、安全等关系发生变化、东道国政府或社会的不稳定性和政策变化而导致的跨国公司跨国经营活动和价值受影响的可能性.IPE为我们分析跨国公司的政治风险问题提供了一种理论工具.跨国公司的政治风险总体上来自三个方面:国家层面(包括母国和东道国)、地区层面(区域经济集团)、全球层面(国际组织).本文主要讨论跨国公司在国家层面的政治风险.     

中国对东盟投资风险的美国因素

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重点是东盟,伴随着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进一步实施,美国综合利用政治、外交、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非政府组织等不同手段来影响东盟的经济、政治以及国际安全环境,引发中国在东盟经济投资的风险。本文以美国"重返亚太"战略为背景,对美国介入中国在东盟经济投资的可能性以及相关的干预手段进行分析。     

美国对“数字丝绸之路”的认知与应对

在特朗普政府不断强化对华战略竞争背景下,美国战略界对"数字丝绸之路"的负面认知突出,认定"数字丝绸之路"在经济利益、技术发展、军事和情报安全、国际标准和规则、意识形态等方面对其构成挑战,反映了美国战略界日益从"数字地缘政治"视角审视对华政策。为应对"数字丝绸之路",美国从加大对数字基础设施投资、强化对中国企业打压、深化与盟友和伙伴国协作等方面多管齐下,并通过推动"经济议题安全化"、挑弄意识形态分歧等方式压制中国的"数字影响力"。美国将东南亚视为制衡"数字丝绸之路"的首要区域,不断细化充实"印太战略"框架下的相关机制和举措,在数字经济、智慧城市和网络安全等领域与日本等国协同推进对华竞争。尽管美国的制衡措施会对"数字丝绸之路"产生一定负面影响,但受限于国内国际各方反对因素,美国难以实现其压制中国经济和技术影响力的目的。     

对俄投资必修课:俄罗斯公司法——我国对俄投资公司法实务问题分析

我国对俄投资企业确立投资项目后仍面临诸多问题,如投资主体法律组织形式的选择、股权并购具体方案的执行、股东权的确认、公司章程的设定、公司董事会的组织等公司治理相关问题,这些问题会随着在东道国俄罗斯实施经营而不断提上议事日程。这些公司法律问题的有效解决,对在俄经营企业的健康发展和实现投资目标十分重要,为此我国对俄投资企业高管应特别关注和研究俄罗斯公司法问题,掌握在俄罗斯公司运行的游戏规则。     

美国对华科技施压与中外数字基础设施合作北大核心

中外数字基础设施合作已成为美国压制中国科技与经济影响力的重点领域。美方通过限制、围堵中外数字基础设施合作的发展,维护美国在信息通信技术等前沿科技领域的主导地位,确保其安全利益与"数字霸权"。美国以强化投资审查、市场准入与出口管制政策等方式,并借助联盟体系、非政府组织等资源,试图限制中企参与海外数字基础设施项目的实施能力与市场空间。在此形势下,中国与发达经济体的数字基础设施合作空间可能进一步受限,与发展中国家的数字基础设施合作仍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但风险因素有所增加。美国的做法将在一定程度上割裂全球数字产业格局,有损全球经济增长前景。对此,中国需强化该领域的自主创新,优化项目运作方式,并探索新的国际合作方式。     

中国对外战略中的俄罗斯:显著意义与潜在负项北大核心CSSCI

从"战略经济"来看,无论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的响应、境内基础设施建设还是能源供给1,俄罗斯对中国都有着重要意义,但其财政能力、经济体制以及对中亚地缘政治经济之警戒等因素对上述事项形成了潜在的制约和阻碍;从"战略军事"来看,急剧增进的俄罗斯角色是其对华之军事意义,但亦有着间接且深远的负面影响,即中美在西太平洋军备竞赛的相应加剧和来自美国及其军事同盟国的疑虑;从"战略地缘"来看,俄罗斯作为重大战略和外交伙伴所产生的重要助力,增强了中国的地缘战略能力,但相应也会损及中国与美欧的关系,潜在地增添中亚、东欧国家的对华不满与担忧,中国由此亦有可能被俄罗斯拖入与自身利益关系甚少的重大国际纠葛和风险。     

中国企业在发展中国家投资矿业的风险与应对策略

近年来,中国企业对外矿业投资发展迅速。鉴于市场竞争程度、开发成本及自身实力等原因,许多中国企业选择了在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本文对中国企业在发展中国家开发矿产资源过程中的风险和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应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