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上台后的日本政局和中日关系

安倍晋三顺利当选日本自民党总裁并出任内阁总理大臣。从日本国内“派系平衡”政治和经济结构性矛盾来看,安倍内阁的国内政策同其前任不会有根本性差别。在外交上,小泉内阁轻视亚洲的政策导致日本外交关系严重失衡,安倍内阁将会奉行何种外交政策,对中日关系将会产生何种影响,还要拭目以待。     

日俄国家主义的形态特征及相互关系辨析

日本与俄罗斯,无论在地区还是在全球政治中,都是扮演重要角色的国家。在历史与现实中,两国的国家主义传统既有相似性,又有差异性。两国的国家主义对近代以来各自的历史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且对地区和全球政治格局的构造与变迁发挥过不可忽视的作用。两国的国家主义在历史上既有冲突又有合作,在现实中既有竞争又有协调。作为邻国,日俄两国国家主义的取向和属性,无疑会对中国对日、对俄战略产生基础性影响,它会制约中日关系和中俄关系战略定位的层级。     

安倍对华政策的调整与中日关系

安倍上台后,出于内外政策的需要,尝试调整对华政策,在对华关系的认识和做法上均有与前任明显不同之处。本文认为,安倍对华政策的调整,既有对华战略上的需要,也有国内政治方面的考虑。随着安倍访华以及中日高层互动加速,中日两国政治交往出现回暖迹象,未来一段时间中日关系仍存在进一步改善的空间和条件。同时,由于日本政治保守化趋势加剧以及安倍个人执政理念方面的原因,一些因素还会影响两国关系的发展。重要的是两国如何抓住机遇,确立共同利益,落实“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带动东北亚地区国际环境向良性发展。     

国家主义与靖国崇拜的本质

日本领导人坚持参拜靖国神社, 有着其深刻的历史根源。这一方面体现在对日本传 统宗教文化中“亡灵观”的继承, 另一方面是明治维新后为建立统一国家意识形态和发展军国主义 需要, 而借助神道国教化大肆推崇对天皇的崇拜与效忠。靖国崇拜从其诞生之日便深深体现出其 国家主义本质, 这种国家主义经历了早期的天皇国家主义, 后发展为法西斯军国主义而达到登峰造 极的地步。小泉不断参拜靖国神社对内反映着日本国内政治基础的右倾化, 对外则表现了日本国 家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日渐增长。冷战后至今, 在新的历史环境下又以“新国家主义”的形态对亚洲 的国际关系产生负面的影响。     

"价值外交"与亚洲政治新变局

安倍政府的"价值外交"因安倍的印度之行达到了高潮。主张民主国家联合基础上的"大亚洲"概念和建设"自由与繁荣之弧"的提法,并非只是日本单纯想要笼络印度、在美国支持下重建亚洲均势,更重要的是日本正在力求调整其外交战略,建立这一战略的内在连续性和促进日本"大国化"进程。但"价值外交"在目前的日本国内政治中有着难以化解的内在紧张关系。除非日本能够真正正视历史,否则,"价值外交"难以对亚洲政治发挥决定性影响。     

日本政治思潮演变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日本国内政治思潮的深刻变化是影响21世纪初中日政治关系的重要因素。冷战后,日本政治右倾化伴随强烈的民族主义引起日本对华政策倒退。小泉执政期间,日本决策机制受到首相个人因素过度左右,加剧了中日矛盾。这已引起日本社会特别是有识之士的警惕。安倍晋三是在日本政治右倾化思潮背景下起步从政的,既受到这股政治思潮的熏陶,也目睹它给日本内政外交造成的创伤。安倍当选日本首相后不能不考虑摆脱小泉外交的后遗症,改善对华关系。日本政治右倾化受到一定抑制后,中日政治关系便趋向改善,而中日政治关系改善有利于抑制日本政治右倾化;但若日本政治右倾化再度抬头,中日政治关系可能出现反复。     

安倍政府的朝核政策及其影响

安倍政府通过构筑包围圈、提升威慑力、实施单独制裁等手段,加大施压应对朝核问题。推动国内政治与安保议题是安倍政府对朝强硬政策的主要原因,同时还有阻止朝鲜核导开发,防止东北亚地缘政治版图发生变动,及展示日本在维持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和地区安全上的引领力等考量。"加大施压"政策不利于朝核问题的解决,或将引发新风险,加剧地区安全困境,动摇美日"矛""盾"关系,损害中日之间的互信。由于日本在朝核问题上的非主导地位及其影响朝核问题的能力与手段不足,其政策自身亦缺陷颇多,安倍政府的朝核政策难有实际效果。     

日本第24届参议院选举与修宪势力的扩张

2016年7月10日,在日本第24届参议院选举中,修宪势力占据了发起修宪动议所需的三分之二以上议席,小党则处于更加严峻的境地。如何评价"安倍经济学"是本届参议院选举的最大争论点,执政党势力在选举竞争中特意回避了修宪问题。受本届参议院选举结果的影响,安倍内阁将在密切关注日本国内修宪政治生态变化的基础上,采取"柔性"的政治运营手法来推进修宪路线。     

安倍2.0时代的日本外交

中日关系因日本野田内阁对钓鱼岛“国有化”而陷入僵局.具有强烈保守理念的安倍上台后,不仅没有积极谋求改善中日关系,反而对华采取更强硬政策.安倍以使日本“摆脱战后体制”为己任,以修宪强兵为目标,其外交路线乃是服务其政治追求.安倍力推联美遏华战略,同时积极致力于建设强权国家,中日关系正被其推向对抗状态.     

安倍政权的"主张型外交"及其影响

安倍上台后,大力推行"主张型外交"。从战略层面看,"主张型外交"的政策出发点是追求世界政治大国地位、扩大国际影响,意在表明日本不甘居于二战后长期形成的国际政治地位,要让世界听到日本的声音和主张。从政策层面看,"主张型外交"旨在改变对美"一边倒"模式,增强日本外交政策的感召力,突出安倍外交特色,其中也有对华牵制成分。日本外交的新变化体现出一定的创新和改革思想,与日本对国际形势判断以及安倍本人的保守理念有关。但是,"主张型外交"过分突出价值观因素,与地区一体化的大趋势相悖,而且具有很大的政策局限性。     

安倍两次执政期间对华政策的调整 演变及影响

随着中日两国经济实力对比的变化,特别是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国后,中日两国由此进入了战略磨合期与相互适应期,如何塑造与中国的关系成为日本外交中至关重要的课题。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两次执政的经历及其前后对华大相径庭的外交政策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安倍第一次执政期间积极改善对华外交,主张两国建立战略互惠关系。然而时隔5年再次执政,却不断展现强硬的对华态度和立场。安倍对华政策调整的基本特征表现为两面性、依赖性、务实性,为日本国内和中日关系带来了深远的政治经济影响。对比研究日本对华政策的转变,对我国认识日本对华政策调整的特征、本质、动因,正确把握和处理中日关系有重要意义。     

小泉、安倍政权交替与日本的民族主义

小泉、安倍政权的内外政策表明,民族主义正在成为主导日本政治的重要因素,走出战后体制,成为"正常国家"是日本当前的主要目标.日本仍然要保持日美同盟,不会改变和平发展道路.当前日本的民族主义与战前不同,有其发展的必然性,但也有为右翼势力操纵的可能.因此,必须关注和研究日本的民族主义趋向,认真应对日本正在发生的变化.     

解析安倍“摆脱战后体制”战略——以日本国内为视角

2012年底,以"摆脱战后体制"为己任的安倍再次入主永田町。在半岛局势多变、中国崛起、美国重返亚太、日本国内也危机重重等诸多因素的推动下,为实现"摆脱战后体制"的政治目标,安倍内阁大力推动修宪、强化军事力量、解禁集体自卫权等。安倍"摆脱战后体制"的实质是改变战后日本的国家战略定位,谋求日本的"正常国家"地位,目的是颠覆现有地区秩序,确立日本的地区领导国地位,这必将会极大地威胁亚洲乃至世界局势的稳定。     

后冷战时期日本亚洲外交的布局

进入新世纪以来日本的亚洲外交可以概括为:小泉强化日美同盟为"基轴"的外交安保战略使日本的亚洲外交陷入死胡同;安倍的"价值外交""新基轴"虽然表现出一些灵活性,但没有脱离小泉时期的外交实质。福田康夫上台,可能意味着小泉-安倍亚洲外交路线的终结,但日本的亚洲外交布局总是取决于其国内的政治走向的。     

安倍政府修宪对亚太安全的影响

修改和平宪法是安倍晋三右倾政治的核心。安倍政府推动修宪,有着长期积累的、复杂的远期背景,即历史、社会、法律根源,这些社会根源长期根植于二战以后的日本社会。近期背景包括社会、国际和安倍右翼政权执政。其中领导者个人因素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安倍认为提振经济并非易事,只有树立修宪的旗帜,才能使自己执政时间更长。经过国内外多层博弈之后,安倍顽固地坚持修宪路线。修宪的核心目标是要删除宪法第九条,获得对外交战权,建立国防军,改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不受任何束缚的、全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大国。为此,安倍政府不断进行舆论准备、政策准备和组织准备。如果修宪成功,日本将拥有国防军、交战权,并施行"积极和平主义",将成为一个强势的日本、危险的日本,在客观效果上将带来亚太地区安全上的某些不确定性,甚至可能引发地区动荡和军备竞赛。但是,在安倍执政期内,很难实现修宪的目标,其成功的概率只有40%。不过,即使安倍政府推动的修宪不能成功,自其执政以来到现在所推动的修宪,也已经给亚太地区安全带来了消极负面的影响,引起了地区国家之间的猜忌和关系紧张,也导致这些国家在心理上加强了对日本的戒备,同时推动了东亚地区实际军备竞赛的出现。     

积极型变位战略:安倍政治与日本的战略转型

正重新思考日本,已成为当前世界的一个潮流。安倍政权的一系列举措,使日本成为国际舆论的焦点,更引发了对日本的战略争论。这些争论的持续,已使人开始重新审视战前日本和战后日本、冷战时期的日本和冷战后的日本、20世纪的日本和21世纪的日本等战略深层的问题。由此,"日本问题"已经超出了狭义的范畴,成为一个涉及层面更广泛的国际性问题。一、重新审视安倍与"安倍政治"     

自民党安倍内阁的对华政策与中日关系

安倍上台以来，迎合日本国内民粹主义思潮，修正正确对待日本侵略历史的“村山讲话”和关于日本对强制慰安妇有责任的“河野讲话”；强化日美同盟的军事职能、安全机制；配合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扩充军备；积极拉拢与日本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和对日本有战略意义的亚太国家，营造“自由与繁荣之弧”，等等，表明安倍对华采取先包围施压、后改善获利的外交政策。     

日本首相的“天命”及其现实主义对华政策——也谈安倍新内阁的对华政策

由于地理环境和政治因素的影响，长期以来，对华贸易是日本对外贸易的支柱。新中国成立后，东西两大阵营尖锐对立之下，新中国“一边倒”向苏联，日本则“一边倒”向美国。以“贸易立国”为重要国策的日本，在对华政策上始终坚持“现实主义”的立场，无论首相如何更迭，搁置政治对立、促进经贸交流的“现实主义”都是日本对华政策的核心内容。后冷战时期的日本，对华政策仍然坚持“现实主义”立场，安倍新内阁将以怎样的态度处理困境中的中日关系，安倍此次上台的“天命”又是什么，关系着中日关系今后的走向：     

安倍外交调整动向及未来中日关系

2017年10月,日本自民党再次赢得众议院选举,为安倍政权稳定执政至2021年带来希望。胜选后,安倍在坚持推行既定施政方针同时,对外政策出现调整变化。其中对美由"亦步亦趋"转为"主动配合",在国际地区秩序问题上开始由参与者向引领者转变。安倍对华政策也明显趋向务实,但消极面犹存。安倍政权对外政策调整,既是为因应国际地区格局变化,更是出于加快推进其国内政治议程需要。日本外交政策调整动向为未来中日关系稳定发展带来新契机。     

安倍经济学能拯救日本经济吗?

安倍经济学虽然在短期内收到明显成效,使日本经济走上了较快复苏的道路,但其最终能否帮助日本经济摆脱困境、完成拯救日本经济的使命,还有待实践检验。从安倍经济学自身看,政策内在冲突和实施过程中的困境同时存在,其最终成效可能大打折扣。受未来财政政策紧缩效应、国内有效需求不足、规制改革推行阻力重重,以及全球量化宽松政策环境变化和外部市场空间受限等因素影响,日本中期经济增长前景并不乐观,安倍经济学拯救日本经济的使命似难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