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我国审判实践中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目前,法官自由裁量权在我国尚未获得普遍的理性认识,但在审判实践中,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又有着太大的自由空间,导致审判权的滥用。那么,法官究竟是否应该拥有自由裁量权,应该如何行使自由裁量权?从法官拥有自由裁量权的必要性、可行性进行了分析探讨。     

论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法官自由裁量权是法官拥有的一项权利,籍于多见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的情形,应当意识到禁止甚至否认法官自由裁量权是毫无意义的,如何消除法官自由裁量行为失范和规范法官自由裁量行为才是问题的关键.作为中国司法改革应关注的问题之一,要重视两点一是如何改良和提高包括良知修养在内的法官素质问题;二是如何保证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的问题.司法活动本身所需体现的公平正义应是法官自由裁量行为的最高规格,要摒弃司法为权利的观念.     

《刑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应当完善的三个问题

一、对法官自由裁量权加以限制的问题 经过长期的普法,人们的法律意识逐步增强,与之相适应,人们对司法的期望值也越来越高,要求司法公平、公正,体观出法律规范的公平、公正精神,因此,人们对现阶段法官在刑事司法中表现出的极大的自由裁量权日益感到不安,因为有的法官利用自由裁量权对特定犯罪人确定了悖于法律精神的裁判,而且不是个别现象,因而,对法定自由裁量权的限制已成为公众的热切希望;另一方面,修改后的刑事沂讼法赋予了法官更充分的自由裁量权,为了防止它被滥用,有必要从实体法方面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进行限制。     

法官民事自由裁量权研究

长期以来,在“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的影响下,我国法学界否认法官民事自由裁量权的存在。其实,这种认识是片面的、在实践中也是有害的。“以事实为依据”,虽然事实是客观存在的,但认定事实的法官是主观的;“以法律为准绳”,而法律是有弹性的。因此法官民事自由裁量权的存在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本文阐述了法官民事自由裁量权存在的客观性、类型及运用原则,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法官民事自由裁量权的滥用进行规制的若干设想。     

浅论刑法的正义与善良

刑法往往以其刚硬、冷酷昭显于世，然而刑法应该是善良与正义的结合。司法审判中法官对自由裁量权的把握，对于实现刑法的善良与正义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承认法官应该有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权，以实现案件处理上的个别正义；另一方面，要警惕权力被滥用，损害法的公平、正义的价值。     

刍议公安机关行政执法中的自由裁量权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现代行政的必然产物,是公安机关行政执法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自由裁量权本身所固有的"自由"属性使其在公安行政执法中出现被滥用的现象。为防止自由裁量权被滥用,除了要求执法人员在适用自由裁量权时应遵循一定的原则外,关键是采取有效措施对适用自由裁量权的行为进行监督和控制。     

论刑事自由裁量权的正确行使

刑事自由裁量权,作为刑事司法审判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符合社会对公平正义的需要与要求.刑事自由裁量权的价值及其负面效应在于:规则与事实之间的张力决定刑事自由裁量权的存在;刑事自由裁量权有助于正确衡平法律价值冲突;刑事自由裁量权是实现刑罚的差异化需要;刑事自由裁量权有助于促进法律良性健康发展.而法官的个人因素、法律规定的明确程序、法院内外部的体制因素、社会舆论与民愤等则是影响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的重要因素.正确行使刑事自由裁量权的途径有三:一是健全刑事自由裁量权的保障运行机制,二是健全刑事自由裁量权行使的制约机制,三是健全刑事自由裁量权的监督检查机制.     

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及其界域新论

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行使得当与否和公民基本人权能否得到恰如其分的保护唇辅相连,厘定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内涵、夯实其现实基础、探寻其价值理念及划定其运作的合理边界是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亟待解决的一项重要命题。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之宗旨是实现司法正义,即在具体个案中彰显常识、常理、常情,其具体理路为刑法适用解释、刑事判决说理公开制度及人民陪审制。     

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的价值及行使原则分析

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是司法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刑法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其权能贯穿于刑事司法的全过程。本文对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的价值及行使原则作了系统论述。     

论判例制度的生成要素

判例制度是由个案中导出法律规则,再将这些规则适用于个别的案件,规则的产生是个别的,这就赋予了法官较多的自由裁量权.为防止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判例必须是遵循严格的程序和具备一定的要素才能得以形成.考察两大法系国家的判例制度并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中国判例制度应该包括:司法独立、完善的审级制度、高素质的法官、法官享有司法解释权、论证充分的判决书和得到及时整理和汇编的判例等方面生成要素.     

人的两种意志与法治：解析“电脑量刑”背后的法治观

尽管许多人相信，法治就是排斥和摈弃人的所有意志，但实际上，人的意志可以划分为恣肆的意志和非恣肆的意志，而只有恣肆的意志才是与法治相悖的。具体到法官的自由裁量权问题，法治关注的焦点不是它的范围或程度，而是它的性质。然而，“电脑量刑”背后的法治观却是对这一法治观念的背离。     

民法中诚信原则的立法旨意及其实现路径

民法中贯彻诚信原则是道德法律化以及弥补诚信在适用过程中不确定性的内在要求,也是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要求。其实现路径可从制度约束、审判监督、法官素质提升以及全民诚信意识的养成等方面着手。     

论我国法官自由裁量权保障与制约机制的完善

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既不是权力行使的边缘,也不是理想法律运行状态的偏离,而是依法行使权力的一种形式。国外法官自由裁量权的保障与制约机制已相当完善。我国应通过完善程序内制约机制与改革程序外保障机制来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     

公众话语压力下的刑法解释——以热点刑事案件中刑法解释方法的择向为视角

热点刑事案件中,司法机关对刑法的解释与适用,面临公众强烈质疑的困境。刑法解释理论本身的缺陷不足以造成困境,民众感官正义与法官司法正义的冲突也并非根本原因,公众不完备的信息能力才是困境形成的本质原因。公众话语压力通过刑法解释对象发生作用并影响法官解释方法的择向,一旦公众话语过度渗透,形成话语压力,则可能引发刑法解释过度追随公众认同的可能性、解释结论消极影响的＂溢出效应＂等非理性司法特性。要突破上述困境,应强化公众信息能力以消解公众话语压力,以公众认同的基本情理为刑法解释的价值取向,并坚持＂人本主义解释范式＂,还应准确确定各种刑法解释方法的适用位阶以提高法官刑法解释技艺。     

论可以指定辩护与犯罪嫌疑人辩护权的保障

人民法院在指定与否上有较大自由裁量权，致使可以指定辩护存在不确定性。为保障犯罪嫌疑人辩护权，应该明确可以指定辩护不是法院的权力而是义务，同时，明确近亲属的委托辩护应优位于法院的指定辩护和犯罪嫌疑人及其近亲属对可以指定辩护的异议权和申诉权。     

微罪不起诉监督机制的完善

微罪不起诉是人民检察院起诉裁量权的运用,也是起诉便宜主义的体现。文章根据我国的基本国情和诉讼程序的有关规定,认为应当采用以内外部监督的混合监督模式,并加强听证程序设置及当事人权利救济,来明确监督主体的职责。     

限制和解不起诉裁量权的另一种思路

《刑事诉讼法》修改实施后,我国检察机关新增和解不起诉裁量权,这为检察权滥用留下了滋生空间。尽管刑诉法及司法解释试图限制检察官这一裁量权,但其滥用之潜在危害仍然存在。传统法学理论提出了种种对策,但均因大而不当存在缺陷。基于此,在和解不起诉案件中,为实现限制检察官裁量权滥用之目的,应提倡＂另一种思路＂：通过以权利制约权力模式、以权力制衡权力模式、以第三方约束权力模式来规制检察官和解不起诉裁量权之行使。     

酌定量刑情节探究

酌定量刑是法律赋予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目的是根据个案的情节,作出准确具体的裁量,在司法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由于酌定量刑法律没有明确其概念和范围,法官在适用时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因而易引发争议。文章通过分析酌定量刑情节的功能,对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完善的对策。     

法官职业“去行政化”改革的现实意义及其未来走向——以2014年深圳法官职业化改革为视角

将法官职业"去行政化"是我国司法领域改革一直致力于打破的藩篱,是遏制司法行政化的必要一环。深圳的法官职业化改革只是为法官职业化改革点起了"一束光",并需要进一步细化,接下来的法官职业改革至少应该在理顺法院内部管理机制、完善法官职业选任条件和完善法官职业保障制度等方面有所突破。     

实际施工人界定之我见——对最高院法释〔2004〕14号第26条之辨析

实际施工人违法承包工程导致许多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不能得到切实保障,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的颁布突破了合同相对性规则,允许实际施工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直接起诉发包方。该条款对实际施工人概念的提出和施工合同效力的认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承包合同法律主体概念的混乱,在司法实践中可能会出现法官理解不一致而造成类似案件裁量标准却不尽相同的缺陷,笔者试图通过对该解释分析来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