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非监禁刑

从世界范围来看,刑罚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野蛮到文明,从以死刑、肉刑为主到以监禁刑为主,再以非监禁刑为主的过程,这是刑罚向科学化发展的必然趋势.非监禁刑是在国际社会中得到广泛应用的刑罚措施,也是对社会、被害人、社区以及犯罪人本身有显著益处的刑罚措施.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已把现代化的行刑重点转向非监禁刑的适用,我国非监禁刑的研究才刚刚起步.从非监禁刑的理论依据、现实条件、国内外现状出发,针对我国现行<刑法>中的非监禁刑的立法、执法等现状,提出了构建非监禁刑体系的设想.     

论我国非监禁刑的立法完善

非监禁刑体现了刑罚轻缓化、刑罚人道主义和回归社会的刑罚理念。20世纪以来,特别二战以后,非监禁刑在各国的刑事制裁体系中的地位不断提高。然而,在我国,由于长期受重刑主义思想的影响,监禁刑在刑罚体系中长期占据主要位置,非监禁刑在刑事立法方面还存在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     

论我国监禁刑执行的检察监督

传统的法院、执行机关监禁刑执行的监督模式,造成刑罚执行权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监督,同时也造成具有专门法律监督职能的检察权一直处于弱化地位。新刑事诉讼法对监禁刑执行的检察监督进行了完善补充,使检察监督由抽象步入具体、由事后转为事中,但仍然有待进一步完善。     

我国非监禁刑制度之适用

刑罚是国家依据法律对违法者采取的惩罚措施,是为维护自身利益而采取的最严厉的手段。随着各国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学者们越来越重视对非监禁刑制度的研究。就我国目前的刑罚体例来看,我国的非监禁刑也应该从本国的具体实际出发,解决现有刑罚中存在的问题,科学地适用刑罚,从而实现刑罚的真正目的。     

非监禁刑适用问题初探

非监禁刑是指由法院决定的,对犯罪分子适用的,在监狱、看守所等监禁场所之外实施的,不剥夺犯罪分子人身自由的刑罚执行或暂缓执行的制度和方法,其基本理念与宗旨符合现代刑罚的发展趋势.正确适用非监禁刑是落实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也是节约司法成本、有效预防和减少犯罪的需要,对实现社会主义司法目的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重要意义.从我国刑事司法实践来看,刑罚的非监禁化水平还比较低,非监禁刑适用及非监禁刑犯管理工作还不够完善,这使得刑罚效益的发挥受到极大影响.在对被告人判处刑罚时如何适用非监禁刑,才能更好地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达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本文在对非监禁刑适用现状进行考察的基础上,分析非监禁刑适用存在的问题、原因,并提出相关建议.     

试论非监禁刑及其执行体制的改革

本文论述了非监禁刑的定义和基本特征 ,简要分析了中国目前的非监禁刑种类 ,探讨了非监禁刑执行的改革问题 ,认为非监禁刑主要应当由司法行政部门执行     

假释本质研究——兼论假释权的性质及归属

假释是一项历史悠久的刑罚执行制度,但刑法理论对假释的本质至今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在当代,假释已从一种国家对个别罪犯的恩惠演变成罪犯普遍享有的一种权利,是罪犯在自由刑执行过程中保持良善行为的结果。因而,在关于假释本质的各种学说中,假释权利说是合理的。假释权利说是以现代刑法思想为指导的对假释本质的全新的诠释,是国家对罪犯刑罚观念和关系的嬗变在假释本质理论上的具体反映。由假释的本质所决定,假释权应是一种行政权而非司法权,假释权应由行政性质的狱政部门或专门的假释委员会行使。     

当前司法实践非监禁刑适用现状与完善对策

本文从非监禁刑的内涵出发,结合当前我国非监禁刑在司法实践中适用的现状,提出加大非监禁刑适用的建议和对策。     

我国非监禁刑完善探究——以社区矫正为背景

非监禁刑是现代刑罚制度不断进化的产物,现代刑罚的发展经历了以肉刑、生命刑为主到以监禁刑为主,再以非监禁刑为主的过程,这是刑罚科学化发展的必然趋势。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有部分发达国家已经建立起了以非监禁刑为中心的刑罚体系,而我国有关非监禁刑的研究才刚刚起步,本文以社区矫正为背景,对我国非监禁刑的完善进行探究。     

简论中国刑罚制度改革

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需要一个制裁有力、救济有方的刑罚制度。目前我国的刑罚制度在刑种、量刑制度、行刑制度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我国应削减死刑、增加刑罚种类、增加缓刑、假释,建立一个与时俱进的刑罚制度。     

刑罚轻缓化的社会因素分析

当代世界刑罚的发展趋势是刑罚的轻缓化,对刑罚的轻缓化起决定作用的是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发达的市场经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分立的二元社会结构和先进的社会文化是影响刑罚轻缓化的重要社会因素。     

中國死刑制度改革前景展望

随着国际限制与废止死刑运动的蓬勃发展和中国法治与人权事业的日益进步，近年来，中国在死刑制度改革方面也取得了重大的进展。继1997年国家立法机关对死刑的适用对象和范围进行限制之後，     

非监禁刑:文明社会的刑罚选择——以欧洲为视角的思考

刑罚作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其发展与人类文明同步,文明程度越高,刑罚方法就越合乎人性。在人道的前提下,矫正罪犯是刑罚选择的目标之一。非监禁刑能够在欧洲普遍使用,就因为它既是一种比较人道的刑罚方法,又在矫正罪犯方面具有其独特的优势。我国在建立自己的非监禁刑体系时,既要借鉴欧洲非监禁刑的立法及司法实践的经验,又要从本国实情出发。在人道主义与矫正效果的前提下,对非监禁刑体系的设计不仅要体现时代性,还要注重实用性。     

教育刑理念的彰显与背离：近代中国假释制度考论

刑罚执行是刑事司法的最后环节,行刑法律的运作直接关涉刑罚功能与目的能否实现。假释作为行刑制度之一,其运作效果是刑罚观念的集中体现。近代以来假释制度完成了由恩典到权利的制度转化,因于诸多因素的制约,假释制度在清末刑事立法中虽然得以确立,却未能实践。其后的立法与司法虽对于假释制度有着较多的践行,但民众的法律情结却仍停留于报复惩戒,教育刑理念仍然未能深入人心,法律观念、法律文化的转型任重而道远。     

关于保外就医执行制度改革和完善的调研与思考

保外就医是我国刑罚执行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法、充分、合理地适用保外就医对于彰显人道主义、促进罪犯改造、体现社会主义法制文明具有积极的意义。同时，保外就医是一项复杂的执法活动，严格、依法适用保外就医更涉及法的严肃性和司法公正问题，对于法律的正义性和权威性、刑罚执行机关的社会公信力和社会正义感具有深层的影响。作者就保外就医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值得一读。     

行政处罚种类扩张论批判

在此次《行政处罚法》修订过程中,处罚种类扩张论得到广泛支持。学者们将实践中出现的一些新型行为措施定性为行政处罚,并且基于提升公共治理能力、规范行政公权力的良好愿景,主张扩张处罚种类。修订通过后的《行政处罚法》有限度地扩张了处罚种类。然而,从行政处罚内涵和立法政策两个方面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处罚种类扩张论并不合理。一方面,通过考察刑罚处罚的特征和狭义行政管理权与行政处罚权之区别可以发现,科处额外负担和非难是处罚的本质要素,典型非处罚行为应当排除在行政处罚之外。另一方面,提升公共治理能力与扩张行政处罚种类并无直接关系,为了规范公权力而扩张处罚种类之考量也将随着行政法制的不断完善而逐渐式微,贸然扩张处罚种类可能造成法律适用上的障碍,因而中间类型行为不宜纳入处罚种类。确立"少而精"的处罚种类,才有利于实现对行政处罚的专业性精准规制。     

Short‐Term Effects of Sanctioning Reform on Parole Officers' Revocation Decisions

Parole officials have traditionally been afforded considerable discretion when making sanctioning decisions to be able to tailor sanctions according to substantively rational concerns such as individuals' unique needs and situations. However, the application of substantive rationality in sanctioning can also generate unwanted disparities because sanctioning decisions may be based on extralegal factors that parole officials consider relevant. Concerns regarding disparate treatment of offender groups have prompted a number of states to consider adopting administrative violation response policies that emphasize formal rationality and uniformity by restricting parole officers' discretion and structuring sanctioning decisions according to legally relevant criteria. By emphasizing formal rationality in sanctioning, structured sanction policies present a dilemma for parole officers—uniformity versus individualized treatment. In 2005, the state of Ohio implemented an administrative violation response policy designed to reduce parole officers' reliance on revocation hearings and promote uniformity in sanctioning decisions. This study involved an examination of whether Ohio's shift to structured sanctioning coincided with differences in legal and extralegal effects on parole officers' decisions to pursue revocation hearings. Analyses of data collected before and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licy revealed a reduction in the number of revocation hearings officers pursued. Only modest increases in uniformity were observed, however, because there was little disparity resulting from officers' hearing decisions before the policy was put in place. These findings are discussed within perspectives on justice system actors' decision making.     

中国金融稳定性监管变革的法律框架

新一轮不良贷款的快速增长与影子银行是中国金融稳定性风险的两个侧面,具体表现为中国金融体系中存在着的五个严重问题:被监管部门的不良贷款行为;松散的管理;由无流动资金担保的短期债权所支配的影子银行体系;在影子部门明显缺乏透明性;影子部门与被监管部门之间极高的互联性.提高金融稳定性必须通过一场金融监管大变革,以缓解当前金融分业监管方式带来的困境.而引入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全方位的杠杆比率,保证银行持有更大份额的资本缓冲,是提高银行适应能力、降低不良贷款,并对抗银行与影子部门关联性的强有力的制度改进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