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标·体系·能力: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效能的要素分析

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效能指政党、政府、社会和网民等在治理目标的指引下,运用多种治理手段对网络意识形态问题实现有效的治理,是治理目的和治理手段的统一、治理过程和治理结果的综合。其中,治理目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构成了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效能的核心要素,是分析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效能的重要维度。治理目标是治理行为的方向指引,治理体系是治理能力的前提和保障,治理能力是治理体系的落实和显化。     

中国社会抗争治理研究:一个分析框架

当前中国社会抗争治理是作为过程和结构的双重治理,这体现为在社会抗争事件的事前、事中和事后过程中,社会抗争治理形成为何治理、何以治理、以何治理和治理如何的治理结构。这是基于作为底层社会利益博弈的社会抗争的结构、正面和负面功能、生发原因和动力机制而形成的治理理念、治理主体和治理内容,通过建构以制度化治理为理念,以政党领导、国家主导和社会协同的治理主体格局、以价值、组织和制度资源为治理内容的治理机制,实现社会抗争治理的抗争有序化和抗争有益化效果。     

高效能治理的理论内涵与政策议程

高效能治理已逐渐成为学界和社会关注的重大课题。在当代中国,高效能治理需要充分体现主体的参与性、方式的简约性和效果的高效性,它是治理主体、治理客体和治理环境相互耦合、不断优化的积极状态和更高水平的治理质量。我国推进高效能治理的主要基础包括党的全面领导、制度优势的彰显、治理方式的革新和人民的积极参与;在推进治理高效能进程中,其所面临的挑战主要涉及制度运行成本较高、社会合作机制不够健全、条块关系有待优化。推进高效能治理的核心政策议程是,在高质量发展中推进全过程治理创新、优化社会治理体系和参与格局、强化法治建设以提高行政效能以及加强和创新具有前瞻性的总体性治理。     

新时代社区复合型治理的基本形态、运转机制与理想目标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层治理实践创新的制度性成果之一,在于复合型治理的形成,在治理导向上,则突出表现为均衡发展。复合治理的一般形态包括党建复合治理、政府复合社会、服务复合管理;其运转机制则有"项目制"运转、区域化联动运转等。复合治理的本质是合作、协商与互动,其特点是元治理与协商治理有机融合,权、责相统一,实现稳定和均衡发展。复合治理是现代社会日益复杂化、结构化、精细化、技术化的结果,而且仍在不断发展和演变。基层复合治理对于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推动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破解全面深化改革面临的结构性矛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未来我国基层治理实践创新需要在节约治理成本和实现均衡发展两个方面进一步努力。     

政府治理模式新探

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产生出不同的国家管理制度以及具体的政府治理模式,政府治理模式就是政府在社会治理过程中所形成的范式。在我国现阶段,可以概括出五种政府治理模式:市场型政府治理模式、服务型政府治理模式、参与型政府治理模式、阳光型政府治理模式和亲民型政府治理模式。     

以文化建设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广泛凝聚人民精神力量,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厚支撑。乡村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深度影响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必须在乡村治理现代化上下功夫、出实招。充分发挥文化的功能和作用,以文化建设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推动文化建设与乡村治理现代化有机融合,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     

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治理效能提升路径研究

全面从严治党,要害在治,其本质属于政党治理范畴。政党治理主要包含三大要素:政党治理主体、政党治理机制和政党治理价值,分别回答了"谁治理、如何治理和治理为了谁"等治理中的核心问题,构成了现代政党治理的理论框架,直接影响着政党的治理效能。政党治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管党治党的内在规律,为提升全面从严治党治理效能提供全新视角、理念指引和科学思维方法。新时代提升全面从严治党的治理效能:从治理主体上讲,动员全党主体力量是首要前提;从治理机制上讲,完善管党治党机制是关键环节;从治理价值上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价值旨归。     

党建引领片区治理的机制创新和实践路径——以上海市徐汇区为例

基层治理是城市治理的重心，当前基层社会中的矛盾和困境一定程度上暴露出基层治理碎片化、政府治理的条块分割和治理体系内在结构不平衡的问题。上海市徐汇区以党建引领片区治理提升治理效能，从治理单元、组织体系、治理方式和治理主体等4个方面推动治理模式创新，强化资源要素在片区整合，构建“扁平化”的治理体系。立足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新要求，未来应在探索党建引领的工作机制、片区融合发展、治理机制范式创新、打造功能性枢纽平台上进一步推进片区治理创新发展。     

新中国70年社会治理的伟大成就与经验启示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在保持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注重推进社会改革和社会治理创新,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不断提升,社会治理理念不断创新,治理体制机制不断完善,治理方式不断丰富,治理体系更加科学。在新时代背景下,我国社会治理既要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高层次美好生活需求,又要深化对社会治理规律的认识,以党为核心统领社会治理各项工作,在治国理政方面不断实践和探索,在理念、制度、机制、方法等方面不断创新,进一步加强社会建设,不断改善民生,深化政府领域各项制度改革,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引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发挥科技支撑作用 推进社会治理创新

社会治理创新是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治理创新中发挥科技支撑作用,是助推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推进社会治理创新要跳出社会治理看社会治理,这样才能有新的视角、新的发现、新的选择、新的路径。科技支撑即是一个重要切入点,是社会治理创新的助推器和鲜明标志。研究发挥科技支撑作用与推进社会治理创新,也是"     

发挥统一战线优势 推进云南边疆治理

统一战线和国家治理,都是党治国理政的重要内容,二者有相同的内涵和共同的目标。统一战线具备的政治优势、经济优势和组织优势,决定了它能够在国家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的实现。边疆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治理的短板和难点。当前,云南在推进边疆治理的进程中,面临经济发展滞后、社会发育不足、民族宗教问题复杂等一系列难题。破解这些难题,正是统一战线的优势所在,也是统一战线服务边疆治理的切入点和着力点。要以制度机制的完善为引领,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优势,着力提升边疆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完善制度机制的重点是边疆治理与统一战线工作协同机制,包括党领导边疆治理和统一战线的具体工作机制、跨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机制、思想引领机制、多边安全合作机制、民主协商机制。     

行政激活社会: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机制与路径选择

行政化导向的治理体系现代化只是在组织架构和制度规范上的行政体系建设,带来了行政替代社会、行政悬浮空转和行政消解治理的困境。乡村治理现代化应把重点放在行政激活社会上,通过治理资源激活群众公共参与渠道、增加治理事务并使其与群众诉求相一致、实现治理主体的有效整合与动员以及推进治理规则公共性重建,从而实现行政嵌入社会。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具体实践中,资源协同提升治理能力、组织协同激发多元治理主体积极性、机制协同凝聚治理共识、发展与治理互促构建治理共同体,构成了行政激活社会的具体机制,也实现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协同推进。中西部农村地区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不应是单纯的行政化改革,而是要通过资源输入和民主协商,实现行政对社会的激活和动员,这是大部分农村地区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有效路径。     

标准化治理:城市社区治理新模式

城市社区精细化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有效路径。为践行城市社区精细化治理路径,破解城市社区复杂化治理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推动实施"国家标准化战略",在城市社区治理实践中创新形成标准化治理模式,具有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方式法治化、治理目标规范化和治理结果公共性等基本特征。标准化治理模式契合城市社区精细化治理需要,发挥了规范政府公共权力、保障民主自治权利和拓展社区共治空间的功能。标准化治理模式在推动城市社区精细化治理进程的同时,仍需在健全标准化治理制度体系、协调标准化治理多元关系和均衡标准化治理公共秩序等方面改进提升。     

以集体产权治理为核心的乡村治理实践出路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在乡村的具体体现。当前乡村治理中存在的主体悬置、资源不足、效率不高等问题,其根源在于,未抓住集体产权治理这个“牛鼻子”,以实现集体产权有效治理,所以解决乡村治理难题、实现治理有效,还得从集体产权治理着手。为此,需要通过明晰集体产权治理的核心地位、构建“自治+多元”集体产权治理权责体系、打造乡村集体产权善治基础、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等措施,为乡村治理提供内生动力,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数字乡村建设中的基层治理共同体重构——以成都市S镇“慧眼”工程为例

数字乡村建设通过治理地图清晰化、治理主体在场化和治理过程系统化的逻辑提升了乡村社会治理的效能,但是其效用的发挥还取决于是否能够嵌入地方现有的基层治理结构。在此过程中,新治理技术需要解决与原乡村治理秩序的结合与嵌入问题,具体包括治理内容的适应度、治理主体的接受度和治理过程的复杂度等挑战。基于成都市S镇推进公共安全治理数字化的“慧眼”工程案例的分析能够发现,政策话语重构、市场力量支撑和弹性策略介入等方式有助于解决技术形式与治理需求、技术手段与原治理精英两对关系问题,回应上述挑战,嵌入现有治理结构,并在强化核心行动者、增强联结密度、引入新主体和链接治理结构尾部四个方面重构乡村基层治理共同体。     

习近平应急治理观的生成逻辑、基本意涵及其重要价值

应急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本构成单元,应急治理效能直接关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和总体质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高度重视应急治理,将应急治理纳入"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战略框架下进行系统谋划和整体设计,不断加快应急治理机构改革和国家应急治理体系构建,应急治理的系统性、协同性、韧性不断增强,由此形成了一系列应急治理的重要论述,集中体现在应急治理的基本遵循、价值依归、基层基础、实践路径、关口前移、保障机制、根本保证和全球思维等方面,蕴含着深刻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彰显了中国共产党推进应急治理的使命自觉,是新时代开展应急治理工作的重要理论指南,为国际应急治理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和现实价值。     

全球治理中的联合国

随着全球化的蓬勃发展,全球治理成为当今时代的重要课题。在全球治理的主体中,国际组织地位显著,而其中联合国更是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的治理网络的建构、共同价值的确立、治理规制的完善和跨国问题的治理等方面都有着重要作用。同时,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又受到其内在本质、治理机制以及外在强权势力等因素的制约。     

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探讨

高校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是高校意识形态治理的重要议题之一,也是国家意识形态治理的重要方面。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治理要厘清其理论逻辑、现实逻辑和价值逻辑,直面力量单薄、娱乐至上、制度短板等现实困境,不断在构建高校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共同体、加强网络文化泛娱乐化治理和完善高校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制度等方面进行探索和创新,实现网络意识形态高效治理,确保高校意识形态安全。     

社会治理:多元发展及其现代化

社会治理作为国家治理未来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逐渐被广泛的认知与推广。社会治理并不意味着政府治理的全然退出,有效的社会治理是基于政府、市场和社会的角色正确定位和能力建设。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虽一字之差,却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和治国方式的重要转变。在治理主体、治理方式、运行向度以及治理手段等方面都产生了重要的变化,由过去的单一性转变成现在的多元性,形成一种新的社会发展格局,并逐步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从而进一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以政府改革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

政府在社会治理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在从传统社会管理体制向现代社会治理体制转型中,存在社会治理主体行政化、治理工具单一化、治理力量碎片化等突出问题。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要通过转变政府职能、改革组织结构、优化运行机制等五个方面的系统改革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逐步实现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