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的悲剧思想

人类的历史就是悲剧相伴的历史。随着历史的发展,不仅外国人开始注目中国的悲剧,中国学者也尝试引进西方观点用以研究中国的悲剧。王国维就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一位,他的悲剧理论开拓了中国近代悲剧美学的新视野。     

《红楼梦》景物描写的文化观照

自然环境中的景物描写作为典型环境的构成要素对于典型人物的塑造很有意义。曹雪芹在《红楼梦》中的景物描写，不但对塑造贾宝玉、林黛玉等典型人物起到了重要作用，还让读者嗅到了整个时代的文化气息。     

试析《乐观者的女儿》中南方贵族的历史意识

本文旨在通过分析尤多拉.韦尔蒂的小说《乐观者的女儿》来透视出现代南方上层社会的贵族阶级对于南方历史的态度。     

诗意红楼－－试论《红楼梦》的诗性本质

小说<红楼梦>是中国诗性思维在小说中的集中体现,与诗呈现出一种血缘的关系.<红楼梦>的叙事艺术中表现出来的抒情性、感伤气质和典雅风格,无不体现出与诗的内在一致性和诗化的美感追求.     

风风雨雨总关情——《红楼梦》里的气象描写

《红楼梦》从意境与美感的角度渲染气象,描写出一个气脉流动、纷繁多姿的气象世界。作者运用高超的艺术匠心,充分发挥了气象描写的叙事、抒情与寓意的多重功用：以四时气象的循环来构建故事框架,以气象变化生发故事情节,以有情气象渲染情境,以个性化、审美化的气象映照人物性格神韵。     

从《列国游记》看康有为对英国贵族历史作用的认识

康有为在其《英国游记》中指出：＂英国自约翰以来,大宪章之立,请愿书之求,民权之争,议院之成,今波及大地而产生于欧洲者,一切皆非平民为之,皆世爵为之。＂[1]（P193）并分析认为,英国贵族之所以能在英国政治舞台上发挥这么大的作用,主要是因为条顿民族的民主传统和不列颠的岛国地势。     

《红楼梦》对《史记》写人艺术的继承

《史记》和《红楼梦》是中国文学史上写人艺术成就出色的两部代表作品。《史记》刻画了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形象,《红楼梦》塑造了形形色色的艺术典型。司马迁以其独到的眼光选择了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为其立传,使这些历史人物形象名垂千古;曹雪芹用艺术家的眼光塑造了《红楼梦》中的经典艺术形象,这些艺术形象在文学创作中也是熠熠闪光。综观《史记》和《红楼梦》两部作品,尽管一为史传文学,一为小说,但《史记》的写人艺术对《红楼梦》里的人物塑造具有一定影响。     

《红楼梦》中的财务管理理念对会计文化的贡献

《红楼梦》中的奖惩制度、对牌制度、铺张浪费、糊涂账项、消费动因、缓发薪酬、薪酬等级、利旧利废、筹资策略、节约资源等财务管理理念对中国会计文化的内涵建设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文化意象·翻译·策略——以《红楼梦》英译本为例

翻译作为跨文化跨语言的交际活动,应尽可能地体现原作的文化意象,传递其文化内涵。文中探讨了《红楼梦》的英译本的一些文化意象的表现形式及意蕴,揭示了翻译中文化意象因处理不当而产生的问题,并提出了处理文化意象的策略,以达到文化交际顺利进行的目的。     

对明义《题红楼梦》绝句二十首的考释

清人明义的《题红楼梦》组诗是现存最早的题红诗，其中有许多首诗和今本《红楼梦》以及《石头记》所对应的情节不符合，显现出《红楼林》早期稿本的一些面貌，对研究《红楼林》的成书过程很有意义。     

论财产犯罪中的占有

脱离民法对财产权的保护去讨论占有本身至于财产犯罪的意义无异于构建空中楼阁,刑法上的占有本身对确定财产罪的保护法益并无实质作用,其作用仅仅体现为一种在对财产罪内部各具体犯罪进行分门别类时的依据.     

抗税罪的司法认定

刑法理论界与实务部门围绕抗税罪的法律适用问题,仍存在较多的分歧,这不仅造成理论上的困惑,也造成司法不统一.因此,对抗税罪认定中的有关问题作一认真、深入探讨,必将对司法实践产生现实意义.     

受贿罪争议问题比较研究

我国刑法关于受贿罪的规定存在一定的不足。为了更好地发挥刑法的功能,应该对我国刑法、外国刑法以及我国港澳台地区刑法关于受贿罪的规定进行比较研究,以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刑法的有益经验,对我国受贿罪的规定进行补充和完善。     

方志敏同志的高尚品格

方志敏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杰出的农民运动领袖。在纪念方志敏烈士英勇就义75周年和他诞辰111周年之际，重读方志敏烈士文集《可爱的中国》，由衷地敬佩他的高尚品格，并能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这必将激励我们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浅议犯罪心理痕迹的特征与分析方法

犯罪心理痕迹是指犯罪嫌疑人遗留在犯罪前、犯罪中、犯罪后的反映其心理状态、内心活动和个性心理特征的痕迹,它是一种无形的精神痕迹。对犯罪心理痕迹的特征及犯罪各阶段犯罪心理痕迹的外在表现进行了分析,归纳了几种常用的分析判断心理痕迹的方法,并对利用犯罪心理痕迹进行案件分析时应注意的问题进行了阐述。     

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问题研究

在认罪认罚案件中,检察机关提出的幅度型或精准型量刑建议都是控辩双方合意的产物,也是审判人员最终作出量刑判决的重要依据,审判人员“一般应当采纳”。但对于检察机关提出精准的量刑建议是否存在理论上的正当性以及实务上的可操作性,理论界和实务界仍存在不同意见,实践中也存在部分审判人员“不愿接受”或“勉强接受”精准量刑建议的情况,影响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总体功能的发挥。为解决此问题,有必要从理论上明确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以及法院审判权的性质及关系,使审判人员内心“愿意”采纳精准的量刑建议;在实际操作层面需要加强精准量刑建议本身的合理性和合意性,使审判人员经过审理后,“能够”采纳精准的量刑建议。此外,根据具体情况,还需要明确精准量刑建议的变更和补救问题,促进量刑公正。     

有罪推定与"沉锚"效应

心理学上的"沉锚"效应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思维惯性或者思维定势陷入.在刑事司法活动中,如果办案人员先入为主地认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有罪,那么,有罪推定的思想会渗透到办案人员的具体行动中,不但会妨碍被追诉人合法权利的实现,更糟糕的是,有可能因此而错误认定事实和证据,甚至冤枉无辜.因此,从有罪推定与沉锚效应角度研究与检视我国刑事诉讼中存在的有罪推定现象,有利于我们正视有罪推定观念的危害性,进而尽快加以消除,最终在刑事诉讼中树立无罪推定的理念.     

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

有罪判决证明标准是我国刑事证据理论研究中争议最大的问题之一。从几种主要的有罪判决证明标准出发,并考察西方两大法系的有罪判决证明标准,应当以借鉴西方两大法系的精华和总结我国有罪判决证明标准的不足为基础,建构我国有罪判决证明标准。我国有罪判决证明标准根据犯罪性质和判决严厉程度可作如下设计:最高标准———“确定无疑”;第二级标准———“最大程度的盖然性”;最低标准———“相当高的盖然性”。     

试论经济合同诈骗罪与非罪的界限

合同诈骗罪与非罪的界限在于必须确认行为人是否采用了欺骗的方法和非法占有公私财物这一构成诈骗罪最本质的特征。如何划清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与经济合同纠纷的界限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行为人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和担保 ;第二、行为人有无采取欺骗手段 ;第三、行为人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行为 ,第四、行为人违约后有无承担责任的表现 ;第五、非法占有公私财物是否“数额较大”。     

防卫过当罪过判断的理念与方法

防卫过当的罪过判断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唯结果论的倾向.防卫过当罪过形式认定的前提是应当肯定防卫人具有防卫意识,且罪过形式优先认定为过失具有妥当性.将故意的防卫过当谨慎地认定为蓄意型与泄恨型两种类型具有合理性.防卫过当的罪责判断与共同犯罪、累犯等问题密切关联,相关认定在实现个案正义、促进公众认同、符合刑事政策等方面具有价值引领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