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下的在干什么

在七届一次政协会议的大会发言中,广州市政协委员,九三学社的赖麟传先生在提到知识分子业余兼职的问题时,向大家公布了国家科委抽样调查中的几个数据。调查表明:全国中能在工作中发挥自己全部能量的知识分子,只占14.6％,而利用业余时间在外面兼职的知识分子只占3.8％。这说明,目前知识分子中还有81.4％的人既无法在工作中尽全力亦没有到外面去兼职,这就让人不禁     

重视人文主义的开放性

上世纪末,国内思想界曾有一次关于“人文精神”的大讨论,今天回看那场论争,那是知识分子对于1990年代迅速兴起的商品大潮自发产生的一次抵抗。这背后原因多多,无法尽数,一方面是知识分子角色的边缘化,无法如1980年代那样一呼云集,在公共舆论中难以享受特殊优待;另一方面则是商品经济所包含的功利主义开始侵袭人文知识分子的精神诉求,让不少知识分子感到恐慌和不安。但是那之后的大陆思想界,“人文精神”一词基本消失在知识分子的视野里,而与此相关的“人文主义”等词汇也极少被提及。当年讨论“人文精神”的知识分子,今日大多遁入学院讨论文…     

信息窗

国外对“知识分子”作用的争论国外学术界围绕知识分子问题出现了激烈的争论。应当怎样估价知识分子的作用?西欧的许多学者特别强调知识分子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认为知识分子“发挥了异常杰出而重要的作用”。有的学者甚至认为知识分子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阶级,而且是领导阶级。苏联和东欧的学者对此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知识分子不是独立阶级,而是一个社会阶层,是依附于一定阶级,为一定阶级利益服务的。然而,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他们也愈益强调知识分子在发展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秀才改革的迷思

<正>在谈到中国改革时,要区分两类知识分子。于建嵘说,"历来的政治社会变化,都需要知识分子提供意识形态上、价值观念上的正确性说明,他们还提供变化在精神上的动力。当中国的官方知识分子提供不了这些东西的时候,改革也很难提供一个全民的共识。"于建嵘说的"官方知识分子"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纯粹的知识分子,而是中国的一个独特的群体。他们不能被称为纯粹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只能称为"跟文字和知识打交道的人"。虽然于建嵘尝试区分真正意义上的纯粹知识分子和官方知识分子,但是,他从知识分子的功能上,用知识分子在改革中起重要的作用来划分。第一,提供改革正确性的背书;第二,提供变化在精神上的动力。     

北京正荣公司表彰十佳优秀青年知识分子

日前,北京正荣公司召开表彰优秀青年知识分子大会,王少革等十名优秀青年知识分子标兵、叶旭等十名优秀青年知识分子受到表彰。     

知识分子的心灵史

追忆20世纪尤其是上半叶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生活,再现他们在历史的阴霾中颠踬的行走,甚至借此隐讳地表达对1949年之后政治文化与知识分子的批评,已经成为公共知识界一个持久的热点。近年来,《读书》、《书屋》、《随笔》等刊物刊发了大量缅怀与反讽融为一炉的怀旧文字,但这些文字也流露出一种把知识分子的历史掌故化、趣味化、政治化的倾向,部分文字沉迷于对知识分子日常生活史料的爬梳与炫耀性展览,这就可能导致知识分子历史书写的零碎化与空心化。这样的背景下,阅读许纪霖先生刚刚出版的知识分子个案研究结集《大时代中的知识人》,别有一番警示与提醒的意义。说到底,许先生知识分子研究的焦点在于通过勾勒与深描知识人无可逃遁的处境、艰难抉择的行动与悲欣交集的意识,来尽可能再现他们在历史的拐点上的犹疑、惶恐、愤慨、悲哀、亢奋等心灵挣扎的痕迹。     

社会变了,知识分子变了吗

今天的中国,进入了一个"全面的利益冲突"时代。社会变了,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松散的群体,在整体上变了吗?赫拉克利特说:万物皆流。"知识分子",无论指的是一个有点含混的概念,还是一个松散的异质性群体,在时间的流逝中,也不会停留在它,以及他们曾经呆过的地方。在中国——当然不仅仅是在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职能",     

专家面临连续追踪

著名剧作家许雁在一次闲聊中对笔者说:“现在压力很大!”压力何来?她创作的话剧《情结》在全国引起轰动,人们期待剧作家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这固然是主要的原因,但实际上“压力”还来自许雁的另一个“名衔”——广州市优秀中青年专家学者。这是广州市委、市政府给广州市有特殊贡献的中青年知识分子的光荣称号。在全市范围内评选优秀中青年专家,起源于1988年末。改革开放,焕发出知识分子的青春,他们在工作中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但由于种种原因,知识分子在他们的工作、学习、生活中都难免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非一朝一夕能彻底解决。至于出现知识分子英年早逝的现象,就更令人痛心疾首了,这可是国家的栋梁之材啊。市里为鼓励知识分子,决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有贡献的知识分子以帮助。 1989年11月,经各基层单位推荐、市里考核,广州市第一批优秀     

公共知识分子与公民知识分子

公共知识分子的需要和存在就隐喻了真正的公民社会尚未到来,当社会已经迈入理想的公民社会,即公民已经不再需要他们的代言人--公共知识分子时,公共知识分子就会退出历史舞台。     

没有知识的知识分子

<正>知识分子未必是有知识的人。王小波写过,"我年轻时当过知青。当时没什么知识,就被当作知识分子送到乡下去插队"。他还说,当年他被硬推为知识分子,实际上是有人要收拾他。先扣帽子再整人,这是那时的套路。后来知识分子终于正名了,王小波也成了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但是好日子没过多久,这个称谓很快又变得不纯粹了。一些在公共话语圈踊跃发言的人,被戏谑称为"公知",也就是公共知识分子的简称。有时候为了表达更为强烈的感情色彩,就说是"臭公知",算是对"臭老九"的继承。     

从君子到知识分子

在知识彻底与德行分离以后,知识分子成为一种专业人士。越来越严格的学校制度也在不断培育出这样的人才,更重要的是,连知识分子自己也这样自我期许。至此,我们才真正领略了改造知识分子运动的威力。     

文人论政的权力困境

有政治关切的知识分子与政治权力的关系如何处置?知识分子要获得其立言的独立性、批判性与超越性,似乎必须与政治权力保持一种疏离甚至对抗的关系,但知识分子立言的根本意图又在于改造政治和社会,并非仅仅停留于生产一堆"批判性的话语文化",那么知识分子似乎应该要寻求与政     

延安时期知识分子群体推动马克思主义传播基本路径探析——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

延安时期,知识分子群体在马克思主义学习和传播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当时知识分子积极翻译和编辑马列经典著作,依托文化教育机构和学术研究团体,利用报刊发表文章,出版著述,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知识分子在此过程中所积累的历史经验对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首先,马克思主义传播必须与国情和实践特征相结合,立足实践,开拓创新。其次,马克思主义传播既要具有时代性、多样性和综合性的传播方式,又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和通俗化。最后,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要重视理论人才的发掘和培养,建设一支高素质与专业化的理论人才队伍。     

知识分子的品质

如今,要对知识分子群体作出范围明确的界定,即使不是不可能,也将是十分困难的。唐太宗李世民看到新科进士们鱼贯而入的情景,欣喜地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皇朝时代的知识分子就是指这些奋力博取功名的读书人,他们把服务皇朝作为毕生目标。及科举废除,读书与做官拉开了距离,同时,知识分子与官府也拉开了距离。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在不断增强,他们对政治权威已不再言听计从。     

维护知识分子地位的一场抗争——纪念1962年广州知识分子会议40周年

全面做好知识分子工作,充分发挥广大知识分子的作用,是全党和党的所有工作部门的一项重要任务。 ——江泽民     

革命与“观念人”

<正>从历史上看,当革命处于高潮,它趋于信仰至上,意志统一,不容异议和反对。而知识分子偏偏喜欢质疑,结果为革命所淘汰。革命首先是观念的革命。观念是知识分子的思想创造,其中,最富于成就的观念,就是个人自由和民主权利的观念。农民起义、宗教改革没有这样的观念,是知识分子——社会学家科塞称为"观念人"——最早把它写在革命的旗帜上。知识分子的角色知识分子萌生于中世纪,伴随工业革命和中产阶级的产生、发展而壮大为一个有为的群体。在价值观的形成方面,他们是从社会底层、被压迫阶级那里获     

评《公共社会学的批判转向》

美刊《批判社会学》2005年第3期上,美国纽约城市大学社会学教授斯坦利·阿罗诺维茨(Stanley Aronowitz)就迈克尔·布若威的《公共社会学的批判转向》一文发表评论性文章,针对布若威所呼吁的公共社会学,他指出关键在于重建公共知识分子群体,并进行跨学科研究。文章主要内容如下。1987年,拉塞尔·雅各比(Russell Jacoby)出版了其极具影响的著作《最后的知识分子》,他在该书中认为,曾经有人数相当多的一群知识分子积极地寻找过“公众”。雅各比的目标是要把批判思想带入公众争论领域,作为一名历史学领域的知识分子,他深入地探究了近期的历史,…     

读者

知识分子精神重建与股市黄金时代现代中国是一个崇尚批判的社会,知识分子批判制度顽疾,大众批判知识分子的“堕落”。一个批判的怪圈形成,你我各执一辞,互不相让。法国社会学家雷蒙·阿隆对批判的三种描述——技术批判、道德批判、意识形态批判被我们发挥到淋漓尽致。     

谢泳:现在的所谓右派是虚幻的

知识分子精神的断裂《南风窗》(以下简称《南》):你一直研究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脉络,你认为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精神的断裂点发生在什么时候?谢泳(以下简称谢):从思想史角度观察,1949年前在中国知识界,确实有一个自由主义的脉络,时代转换之后发生的一个主要现象是:自由主义的主要领袖人物都离开了中国,比如胡适、傅斯年他们,这些人开始主要集中在欧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后,回归到台湾。比如台湾大学当年的主力其实是老北大的底子。从思想史角度评价,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抗战胜利后有一些分化。其中比较有参政意识的知识分子,开始左倾,     

刘震云:更大的孤独存在于劳动大众中

"所有个体生命在这个世界上都是孤独的。过去的文学作品,讲到孤独,往往是在知识分子层面,知识分子的孤独处在高级的精神活动中,当然也会有非常好的作品,而我觉得更大的孤独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存在于劳动大众中间,他们从事的体力劳动越是繁重,精神上的孤独感越是剧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