祈祷之“公”与“私”——以真德秀为例

身为臣子为君父之健康而祈祷,此为人之常情。朱熹曾对此提出了一些看法:就"理"而言,人之寿夭祸福为命定,不会因为祈祷而改变;就"事"之层面而言,则需要以"公私"断之。若臣子为君或者弟子为恩师祈祷是出于"天理之公"之至情,便值得肯定;但若只是为一己之幸福,则完全是出于"一己之私"。真德秀作为朱熹的私淑弟子,其为家人或者自己之安康而撰写了青词,此文体本身固然属于道教,但考察其内容即可发现,真德秀依然恪守了朱子学之公私观。     

王夫之《读通鉴论》中的为君之道

王夫之的史论著作《读通鉴论》中蕴含着丰富的君道政治思想,惜乎前人多不察。三代圣王之道是为船山心目中理想的君道典范,包括取天下以道、扶进人才、能安敢言者和从容调御几个方面。三代以下君主之治道当效法三代之王道,并因时损益和斟酌,君主之政治品格、知人之哲、用人之道、纳谏之道、辱大臣为辱国及立嫡与豫教并行等是为君主理政之道,即为君之道。王道在本质内容上仍然属于君道。王夫之之重视为君之道,一来在于他仍未走出"圣君贤相"之政治理想,二来是为将来社会提供治道之借鉴,"述往以为来者师也"。     

管仲的识佞术

"忠良谏君兴国,奸佞谀君误国",这 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对于一个帝皇来说,虽 然生活中少不得奸佞者,但是从巩固皇权, 维护"家天下"的大局出发,他还是希望能 得到更多的忠良。问题是忠良也好,奸佞也 罢,他们都是人,外表上他们几乎毫无差 别。虽说"语言是心灵的窗口,行动是思想 的表露",但是,还有一个"假象"的问题。人 都会做出有悖于真实意图的假象,叫你认 识不清,琢磨不透。奸佞者的这种本领更为 高超,所以识别忠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唐太宗的修身用人之道

<正>唐朝贞观年间大乱初定,百业待兴,国家需要休养生息。唐太宗李世民省身克己,励精图治,广纳天下贤良之才,朝廷上下合力共为,一举开创了"贞观之治"的昌盛局面,其为君之道至今仍为世人称道。自正其身,严以律己唐太宗秉持严以修身、严以律己的精神,崇尚黄老之道,内以修身,外以治天下。他说:"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     

陈布雷忠“君”思想成因略论

陈布雷从名满天下的报人到成为蒋介石的幕僚长再到1948年自杀这一过程中,其忠"君"思想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通过梳理陈布雷忠"君"思想的外在体现,探究其形成的原因,从而实现对其进一步的认识。     

《群书治要译注·老子》选登

【原文】重为轻根，静为躁君。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轻则失臣，躁则失君。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也。不善人者，善人之资也。不贵其师，不爱其资。是谓要妙。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知其白，守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     

反省内求的道德修养观：王阳明的“致良知”说——兼论古代伦理思想研究的方法问题

王阳明继承了陆九渊"心即理也"的见解,否认心外有理。他认为朱熹"格物穷理"是把心理截然分开,是错误的。"夫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而必曰穷天下之理……是犹析心与理为二也"。[1]"夫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遗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邪?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2]这就是说天理就在人的心中,抛     

忧民者民亦忧之

纵观我国历史,民生思想源远流长。战国时期,孟子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到了唐代,柳宗元提出了"吏为民役"的观点。之后,清代黄宗羲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直至近代孙中山、梁漱溟等,都对民生思想加以丰富和完善。     

领导成长过程及其特质探析——基于对"下君尽己之能,中君尽人之力,上君尽人之智"的解读

本文以《韩非子·八经》中"下君尽己之能,中君尽人之力,上君尽人之智"为载体,拟在对其进行解读的基础上,讨论领导者成长所需经历的"运用资源、调控资源、升级资源"三个阶段及阶段间的衔接机理;并以下君、中君、上君的领导风格为基准,阐述优秀领导者所需具备三位一体的综合型领导特质。     

本体论视域中的“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以张载、朱熹为代表的分析

宋代理学家对人性论的论述是以其本体论为前提的,张载、朱熹作为宋代理学的代表人物,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从他们的思想中建立并走向成熟和完善。相对于理气关系来说,理决定气,由理产生的天地之性就成为由气产生的气质之性的地位本体。这种人性论导致了"存天理灭人欲"理论的产生,对宋代以后的思想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