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收入分配理论简述

1．凯恩斯学派的分配理论 凯恩斯打破了传统的以市场为基础的收入分配理论，认为完全依靠市场来进行收入分配是不行的，他主张要以国家干预的方式，配合一些政策措施，建立宏观调节个人收入差异的经济制度。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对湘南经济发展的启示

以罗默、卢卡斯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通过对新古典增长理论进行研究,建立了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体系。该理论认为,一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取决于以知识或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等为核心的内生变量。对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内容和主要模型进行综述,借鉴其内生变量分析,探索其对湘南经济发展的启示。     

流动人口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以四川域内流动人口为例

流动人口对经济增长存在着多纬度、多方面的影响,根据四川域内流动人口的数据,加入流动人口的就业、收入和社会融入三个因素分析流动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通过对相关数据的实证分析,证明四川城内人口流动对经济增长有正相关作用。     

技术内生增长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当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们所面临的全局性问题和重大挑战,十一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大力推动经济进入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发展轨道。为此,本刊约请多位专家就这一新发展模式的内涵及其实现途径等问题撰文探讨,以期能引起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思考。     

异质性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动态关系研究

本文通过构建VAR模型,运用协整分析、Granger因果分析和脉冲响应等技术分析了我国异质性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研究发现我国中级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而高级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存在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但平均人力资本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既不存在长期均衡也没有Granger因果关系。     

劳动和资本双重过剩下的中国金融创新与经济增长

我国目前存在严重的劳动和资本双重过剩,必须进行相应的金融创新,建立高效的资本动员与有效利用机制,提高资本产出率及资本边际效率,这样才能保持宏观经济长期持续增长。通过建立计量模型,描述了反映金融创新效能的经济指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对在劳动与资本双重过剩的约束下金融创新如何推动经济增长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中国1952-2007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关系分析

建国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关系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中国经济增长的就业拉动能力大大落后于其他先发国家水平.资本深化、结构扭曲、素质低下和制度缺位是导致经济增长与就业拉动脱离的主要原因.     

中国经济高增长与高失业并存原因探析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失业率却居高不下,出现了高增长与高失业并存的现象。研究表明,有三股力量促成了这一现象的产生:资本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经济的转型以及一些行业的过度劳动。     

对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不一致性的解读——基于政府选择视角的分析

除了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能引起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不一致性外,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片面追求GDP而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就业问题的解决也是导致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不一致性的重要原因。尤其是由于地方政府领导人的考核体制而导致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目标取向的不完全一致更是加剧了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不一致性。为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促进就业的增长,除继续重视劳动力市场在配置劳动力资源和调节劳动力市场的供求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外,中央政府也要充分发挥宏观调控作用,并选择把扩大就业作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     

“增长陷阱”与收入分配治理

人均GDP正接近5000美元的中国,已经进入中高等收入国家行列,也进入了"增长陷阱"密布期。空间维度看,中国正面临"贫困性增长陷阱"之虑和"非均衡性增长陷阱"之忧;时间维度看,中国正面临"低福利、低消费陷阱"之困和"中等收入陷阱"之险。发展经济学在揭示"增长陷阱"这一现象后,提出了一个共同的口号"从增长中进行重新分配"即收入分配治理。中国在"陷阱"密布期的收入差距拉大问题,绝不仅仅是简单地依靠调整和完善收入分配体系就能解决的,而必须内外兼治,差距与不公兼治,彻底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即国际上顺势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和建立新的国际贸易秩序,国内则需多种手段兼用,才能实现标本兼治。     

驳消费拉动经济——兼论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路径选择

以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形式化和表面化理解为基础认为多吃几顿饭和公款吃喝就能拉动经济的观点是不正确的。消费需求的本质是劳动力的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我国消费需求比重低的原因是经济增长路径依赖于物质资料扩大再生产而非劳动力扩大再生产,拉动经济必须依靠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必须依靠于劳动力内涵扩大再生产的经济增长路径,必须依靠于新技术生产函数的采用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随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我国的消费需求比重必然会随之升高。     

四川省与全国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比较分析

本文利用改进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对四川和全国各地的经济增长数据和人力资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到中国各地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发挥的作用有很大的差异,东部经济发达的地区,人力资本的作用较大,而在经济发展落后的中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较弱。四川作为一个西部大省,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管是从弹性系数还是贡献率都极低,所以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的提升空间很大。     

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

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王珏林认为，由于监管不严等问题．此前经济适用房建设已造成对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政府设立最低价格或者最高价格。即强制干预价格体系带来绝对损失。政府提供了一些补贴，原意是想帮助低收入家庭。实际上．这些补贴中有相当一部分既没有转移给消费者也没有给生产者．白白损失掉了。政府对正常价格形成机制的干预必然会带来一定的社会财富的损失。     

“资本主义精神”: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精神动力——里亚·格林菲尔德对韦伯的挑战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体现了不同于马克思资本主义研究的另类视角,认为起源于新教伦理的资本主义精神对资本主义的产生和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动力,赋予了宗教伦理重要的经济内涵。2001年美国社会人类学家里亚·格林菲尔德发表了题为《资本主义精神》的著作,重新审视作为观念意识形态的资本主义精神对经济增长的动力作用。虽然都是把资本主义精神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动力源,两人在观点上还是存在着许多的不同。     

创造分享增长的机会——后发国家政府改善收入分配的对策分析

经济增长不会自动改善收入分配,改善收入分配是后发国家政府的重要职责。本文结合战后众多后发国家的实践,具体分析了后发国家政府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改善收入分配的核心对策。     

中国经济增长历程与增长路径比较分析

七十年伟大历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中国GDP占世界的份额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3%增至2018年的16%,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处于最好时期。将新中国70年的快速增长事实置于整个增长历史长河中,能够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国经济增长未来之路。基于对投资驱动型增长路径、劳动驱动型增长路径、终端产品消费驱动型增长路径和创新增长路径的比较分析认为,经济增长未来之路在于创新是必然选择且任重道远。     

技术创新与我国经济增长

转变我国经济增长的方式势在必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依靠科学进步。技术创新是实现研产结合,经济增长依靠科技进步,科技进步推动经济增长的必由之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为技术创新提供了条件。     

不宜盲目追求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高贡献率

在中国,把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有较高的贡献率当作是经济增长质量较高的标志或当作是经济增长可持续的前提的论点十分流行。流行的测算技术进步贡献率的方法存在着内涵不清、结果不确定的缺陷,使指标缺乏可操作性。粗放增长并非贬义词,仅是一个阶段性特征,不存在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谁好谁坏的问题。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脱离国情片面强调经济增长来源的哪一方或忽视哪一方,将它们对立起来是不妥当的。重大的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往往具有偶然性和不确定性,技术进步的过程必然是波浪式的,不可能是线性的持续提高,对技术进步的速度进行规划是一种不切合实际的做法。追求技术进步的高贡献率是要求处于起飞阶段的经济具有成熟经济的特征,不符合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规律,这种追求容易导致对资本积累重要性的忽视,不利于经济的长远发展。     

经济增长、模型再造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经济增长理论源于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派,是二战后在发达国家广泛流行的经济理论,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及模型强调科学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但是,发达国家经济学家的认识论缺陷使其不可能科学完整地建立经济增长理论及模型。因此,必须遵循马克思的方法论,从理论为实际的反映入手建立科学模型,并以此指导中国社会经济实践,特别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实践     

宗教伦理与经济增长

制度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制约正式制度。从宗教的角度探讨非正式制度中的伦理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物质基础(经济)决定上层建筑(包括宗教),但反过来上层建筑也制约着物质基础的建造。宗教伦理对经济增长既有制约的作用,也有促进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