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的性质与社会科学

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以对意识形态性质的阐述作为社会科学研究过程中的“本体论承诺”。究其根源皆出于此:从意识形态与“科学”性质的对立出发,为了保持社会科学研究的“客观性”,避免社会科学的“意识形态化”而拒斥意识形     

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两个重要阶段

一、从1938年7月到1948年7月,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发展演变的第一个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的著作中,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性质、任务、长期性、历史地位等作了系统的阐述,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第一、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性质,毛泽东曾有多种提法,归结起来就是:新民主主义社会,是无产阶级领导(或参加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社会,简言之,就是“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七大”总结报告)或“新资本主     

"俄国革命"的性质究竟是什么?--兼与赵家祥教授商榷

判断一国革命性质的依据 :一国社会的性质、革命的主要对象或主要敌人、革命的任务、革命的动力。当时俄国的性质是实行沙皇专制制度的封建国家 ,“俄国革命”的主要对象或主要敌人是沙皇政府和地主阶级 ,“俄国革命”的任务主要是进行打击、推翻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沙皇政府的革命 ,“俄国革命”的动力是农民阶级、工人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等 ,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俄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革命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关于"商业贿赂"问题的有关规定和解释

“商业贿赂”行为如何界定?医院给付其他医院医生“介绍费”、“处方费”等行为可能构成商业贿赂吗?啤酒公司以收买瓶盖方式推销啤酒是商业贿赂行为吗?旅行社或导游人员接受商场支付的“人头费”、“停车费”等费用如何定性处理?医院非法收受保险公司给予“劳务费”的行为属什么性质?     

从马克思的哲学转向看"以人为本"

要厘清目前有关“以人为本”的诸多论争,就需要把“以人为本”放在马克思哲学体系中,放在哲学发展的历程中,从马克思的哲学变革或者哲学转向来思考。由此,我们认为,“以人为本”指明了马克思哲学的属人性和历史发展的属人性,指明马克思哲学的主题与变革世界的可能性和途径,指明了社会发展的价值向度,指明了社会发展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内在统一的根据之所在。     

“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说法值得商榷

“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是被学术界普遍认同的观点,但它却是后人杜撰出来的所谓理论。新民主主义理论包含一个相对独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并没有形成一个可以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论”并提的成熟的理论体系,“新民主主义社会论”论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步骤和前途,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论”不可或缺的内容。新民主主义理论服务于现实革命斗争需要的有关政策与策略,不能用“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来解读。     

“小啄木鸟儿”--兼论朱铁志先生“小人物杂文”的创新

标题属于调侃性质。主要是因为朱铁志先生的新作《浮世杂绘———小人物系列杂文》中的“小人物” ,缺少这样一个类型 ,所以 ,我的“小啄木鸟儿”首先带有填补“空白”的性质 ;其次 ,朱先生笔下的“小人物” ,大都有着这样那样的陋习或毛病 ,如果不属“反面人物”的话 ,至少属于“负面人物” ,因此需要塑造一个“正面典型” ;三则朱先生在创作这些“小人物”时 ,并没有将自己排除在外 ,“我笔下的小人物身上 ,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我自己的影子”(作者后记 ) ,因此 ,就不能拒绝笔者将朱先生作为一个典型进行描写。当然 ,我不具备他本人通过描写…     

社会形态多样性的若干认识原则

行使分类功能的“社会形态”对我们认识社会面貌和性质的多样性起着重要的引领作用，在把握社会形态的多样性时，需要对社会的宏观因素与微观因素的把握有一个适度的平衡，还需要结合“世界格局”的视野，把握住社会解释系统的“内核”与“外围”的关系，不同维度的构成因素之间复合的“匹配”问题，以及社会形态与非社会形态的划界问题。     

“公贿”问题及其法学思考

在当前的贿赂犯罪中,除了一般的个人贿赂犯罪之外,最近几年又出现了令人颇为担忧的“公贿”(公款集体行贿)犯罪现象。“公贿”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问题。本文仅从法学的角度,对“公贿”的性质、特点,产生蔓延的原因,以及治理的对策,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一、公贿的性质和特点 所谓“公贿”,即“公款集体行贿”或“法人公款行贿”,是指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党政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可简称为“公有制单位”),为了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利益(包括正当利益和不正     

建国初期的中国社会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学习毛泽东关于社会性质的论述

建国初期我国是什么性质的社会?理论界对此一直存在较大分歧,至今没有一个一致的认识。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对社会性质的判断标准认识不同而引起的。实际上,根据“质为矛盾的统治方面所规定”的哲学原理,毛泽东很早就明确地提出了判断一个社会性质的客观标准,并以此为依据先后在不同的场合,对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性质问题进行系统阐述,认为建国初期的中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1937年8月,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明确地指出:“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了变化,事物的…     

理直气壮地搞好党史刊物发行工作

党史研究机构是党委的一个工作部门，党史工作是党的工作的一项重要工作。用曾庆红同志的话来讲，党史工作属“冷线”。“冷线”、“热线”是相对而言的，曾庆红同志是用形象化的语言表达了党史工作的性质特点，党史工作在党的各项工作中的地位。搞党史工作的人，一定要充...     

“双主体制”的提法不妥

最近,某刊在1997年第4期的一篇按语中说:“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实行‘双主体制’,一个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以确保我们的‘社会主义’性质;另一个是以非国有经济即民间经济为主体,以确保我们的‘市场经济’性质。两个主体缺一不可。”在该刊今年第3期的一篇按语中,编者表达了同样的观点。笔者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实行“双主体制”的提法不妥。第一,无论从所有制结构与社会性质的关系方面,还是从逻辑方面来看,“双主体制”的提法都不能成立。公有制为主体还是私有制为主体是决定社会性质的根本因素。     

人类文明的脚步

文明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成果，是人类改造世界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志。《周易》里说：“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唐代孔颖达注疏《尚书》时将“文明”解释为：“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经天纬地”意为改造自然，属物质文明；“照临四方”意为驱走愚昧，属精神文明。在西方语言体系中，“文明”一词来源于古希腊“城邦”的代称。     

关于邓小平改革观的讨论

改革的性质是改革观中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改革的性质是由本国新的社会性质决定的。基于对当代中国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普遍偏低的基本国情的清醒认识,邓小平以理论家和政治家特有的胆识,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创新了当代中国社会性质,即“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要通过改革方式与和平手段,把中国建设成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由这一崭新的社会性质决定的邓小平关于改革的性质,毫无疑问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由此改革性质决定的邓小平的改革观,毫无疑问也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改革观。     

"一国两制"下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初探

在“一国两制”实践中,人民内部矛盾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两种不同性质的经济基础、政治上层建筑、社会意识形态并存是人民内部新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矛盾的直接根源。其中两种不同性质经济基础并存是诸种矛盾最深刻的根源。必须坚持国家统一原则,“两制”长期共存、合理分权原则,用“一国两制”、发展经济、依法治国、沟通交流和宣传思想工作的方法,妥善处理“一国两制”实践中出现的人民内部矛盾。     

论属人性是科学认识客体的本质属性

客体的“属人性”是客体区别于客观存在的本质属性。客体的生成与主体是同时的 ,没有主体也就没有所谓的客体。客体是人类带有目的性的认识活动的选择结果 ,受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生活需要制约 ,经过具有不同知识背景、研究目的、领域文化素养的研究者选择 ,并经过理论渗透 ,最终带有作为科学认识主体———人类的深刻印记。强调客体的“属人性”有助于理解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     

早期共产主义者“新社会”与“旧社会”概念的建构

<正>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变革旧社会,建设新社会”的社会理想成为早期共产主义者的历史使命与奋斗目标,什么是旧社会、什么是新社会、如何才能实现社会变革成为亟待回答的重大理论问题。在概念内核上,早期共产主义者对于“新社会”与“旧社会”概念的认知经历了从碎片化认知、到以“人”为概念核心、再到以“社会”维度为概念核心的转变;在概念范畴上,经历了从表象化认知社会现象、到聚焦社会价值与社会建设、再到着眼社会形态与社会性质的转向。总体而言,“新社会”与“旧社会”概念的形塑过程发轫于早期共产主义者对民生疾苦的本真同情,受到社会改造思潮宏大历史背景的深刻影响,最终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而得以完成基本建构。     

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理论的突破和发展

马克思指出:“一定的分配形式是以生产条件的一定的社会性质和生产当事人之间的一定社会关系为前提的,因此,一定的分配关系只是历史规定的生产关系的表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9页)生产条件的一定社会性质即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和性质,这又是生产当事人之间相互关系的基础。     

从社会资源中介入手遏制腐败

在反腐败研究中,人们通常只注意到“以权谋私”的恶劣性质,而对于“权”如何“谋”到“私”,却缺乏深入的分析。实际上,“权”与“私”之间,须通过一个必要的“中介”来连接,这个“中介”就是社会资源。因此,反腐败斗争的成败关键在于两个环节,一是脱离监督的公共权力占有社会资源,二是占有社会资源实现利益,只要在这两大环节上建立有效的预警、防范、追究和惩罚机制,就可以遏制腐败的发生。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统一战线”一词在运用上的更替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战胜中外反动派的三大法宝之一。随着历史的发展,由于各个时期的社会性质,党所处的政治形势、阶级状况和面临的任务不同,统一战线的内涵和称谓也有所不同。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和大革命时期,称统一战线为“民主联合战线”。当时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革命的性质是民主革命,革命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是打倒列强铲除军阀。为完成这个任务,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孤军奋战是不会战胜强大的敌人的。于是,1922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方法,是要邀请国民党等革命民主党派及革命的社会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