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共权力、公共管理与有效政府的范式界定

当前世界各国都迫切需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在社会经济的发展进程中,政府该发挥一种什么样的作用,以及如何使这一作用得到有效发挥?本文从公共权力的视角入手,通过对公共权力基本内涵的分析,界定了"有效政府"的范式,为我国行政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适度政府论

关于什么样的政府才算是个好政府的讨论由来已久,其探讨的实质就是政府的规模问题,即如何找到一个适度政府。本文从政府规模的一般理论、适度政府规模的衡量指标两个方面对这一理论进行了探讨,并在第三部分针对中国的情况指出,中国政府的规模仍属大政府模式,并提出了中国今后行政改革的方向。     

公共管理: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关系的新范式

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经过了三个重要发展阶段:公民权利本位阶段、公民权利范围扩张阶段、公共管理阶段.公共管理是处理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关系的新范式,它是以公民权利为本位、以切实保障和实现公民权利为宗旨、公民权利主体成为公共权力主体的新阶段.中国公共行政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以公民权利为本位的公共管理体制.     

转型期政府权力与公共权力的调适——以国家和社会关系为视角

转型期意味着我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由社会国家化逐渐向国家与社会竞合阶段过渡,意味着政府权力与公共权力的合理定位。然而在社会转型的实际过程中,政府权力与公共权力的关系定位还不甚明晰,边界模糊。因此,厘清政府权力与公共权力之间的关系,对传统的政府权力与公共权力加以调适,乃是转型期社会的重要任务。     

政府权力的回归与地方治理的向度

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地方政府改革运动的兴起与发展,原来的"政府神话"、"市场神话"都被打破,政府权力不断地回归到社会与公民。权力的分散化加速了地方治理方式的变革,地方治理的向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和更新,集中体现为:从传统的统治与管理转变为以治理与服务为主;从单一权力主体模式转变为多中心治理模式;从传统的科层制向社会网络体系发展;从集权与控制逐步转变为分权与协商。     

后官僚制时代政府的改革与治理--评盖伊·彼得斯《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一书

官僚制理论是传统公共行政学的两大理论基础之一.近几十年,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各国的政府改革运动也在不断进行,改革的焦点集中在传统的官僚制结构和政府运行方式上,并形成了各种不同的政府改革与治理理念.《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一书首次系统总结和评价了席卷全球的政府改革运动.作者盖伊·彼得斯基于自身的认识将各国的政府改革与治理模式概括为市场式政府、参与式政府、弹性化政府和解制型政府四大类,并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归纳了各种治理模式的创新和挑战.这些研究成果对我国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治理模式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服务型政府:对公共治理模式的反思与超越

服务型政府在我国已有十多年的建设历程,在取得一定成就的同时仍然存在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其中,将服务型政府与西方公共治理模式相提并论的论调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建设实践。而服务型政府在治理理念、治理目标、治理结构和治理方式上均是对公共治理模式的反思和超越,二者有本质的不同。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厘清二者之间的关系,为服务型政府建设实践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进一步推动服务型政府建设。     

论我国公共权力的委托属性与建设服务型政府

中共十七大报告首次明确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设服务型政府。如何从管治型为主向服务型为主的政府转变，首先要弄清我国政府管理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事务公共权力的来源及特征等属性，倡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理念，正确运用人民赋予的权力，动员人民群众广泛参与，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忠实地为人民办实事，做马克思所倡导的“社会的负责的公仆”。     

论地方政府"形象工程"的蜕变及其治理

当前各地政府的“形象工程”已经蜕变成所谓的“政绩工程”、“面子工程”、“形式工程”、“扰民工程”、“伤财工程”等等,严重影响了地方社会的发展。要治理这些蜕变的“形象工程”,必须从建立健全政府绩效评估体制、改革政府领导的选拔任用制度、建立健全政府官员问责制、建立科学合理的政府决策体制等方面着手。     

创建"强化市场型政府"--论我国政府公共管理职能的转变

在现代社会,为市场经济服务是政府的重要职能;“大政府”与“小政府”之争实质上是西方国家问题意识在我国的延续;我国政府职能的根本问题是要在后全能主义政治环境中创建市场经济的运行制度条件;“强化市场型政府”是我国政府改革的理想模式;当前,建设“强化市场型政府”必须进行行政管理制度的改革,发展公民社会以及进行宪政制度改革。     

关系与纽带:政府与社会合作治理下党组织功能定位——基于义乌"市场党建"成功实践的理论启示

在社会转型期内,党的基层组织出现了组织结构、功能体系弱化现象,这对我党的执政能力与领导水平提出了严峻挑战.运用西方新近兴起的治理理论,对义乌"市场党建"模式作一深入剖析,可对新历史条件下基层党组织功能转型与组织创新作出有益的探索.在义乌,政府放权为政府与经商户间"合作治理"模式的开展释放了制度空间,但目前经商户群体还无法承担起政府合作治理伙伴的角色.义乌市场党组织在政府与社会"合作治理"运行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关系与纽带作用,有效助力"合作治理"解困.     

论社会管理创新与有限政府的权力规制

目前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问题日益突显,迫切要求进行社会管理创新。社会管理创新主要目标是将全能政府模式转变有限政府模式,即政府让权于社会,实现社会管理主体多元化。在现代民主社会,有限政府模式是一种法治型政府模式。由于权力扩张的冲动,在社会管理过程中,政府常以"创新"为由,突破宪法与法律约束,不断地扩充自己的权力。因此,社会管理创新需要通过完善宪政制度与健全法律体系,对有限政府的权力进行规制。     

政府行为问责的制度化探索——评《政府问责的制度化研究》

2003年非典事件使行政问责走人大众视野后,政府以前所未有的密度、速度掀起了一轮轮“问责风暴”,但“风暴”一词也反应政府问责远未达到制度化、常态化的现实要求。最近,由秦勤、曹德琪、赵厚钊、蒋之亮撰写的《政府问责的制度化研究》一书正是对制度化、法制化政府问责的有力回应。该书是作者长期关注中国政府治理并历时数年研究所付出的诸多辛劳和心血的结晶,通过这部颇具新意的著作．在广泛借鉴他人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我国政府行政行为进行定性与定量结合的系统研究．让我读过此书后有了新的思考。     

回顾与展望:我国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文献综评

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是推进政府转变职能和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实践。本文采用文献计量法和逻辑分析法研究了自2014年以来国内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文献,并从研究成果数量及年代分布、研究成果发表来源、作者职称分布、研究成果获项目支持情况、研究主题与代表性观点等方面进行了分析与梳理。研究发现已有研究成果虽取得一定的成绩,但也存在不足。今后的研究可以从加强横向比较研究、开展更加细化的专项研究、重视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三个方面继续深化。     

"统合主义"政府:一种新型的政府治理模式

“统合主义”作为一种新型的政府治理模式,强调了国家或政府在实现政治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推进社会公正方面的积极作用。借鉴和吸收“统合主义”政府的治理理念和统治模式,对于处于转型时期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具有重大意义。“小政府、强政府”的治理理念对于加强政府能力、提高政府绩效和行政效率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也必将成为政府能力建设和制度创新的一个新起点。     

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论规制理论的发展

规制是政府等公共机构的强制力对市场机制的替代,其最初从国家干预主义派生出来,目的是为了解决"市场失灵"。从公共利益理论到俘虏理论、寻租理论,再到激励规制理论,人们对规制本质及作用的认识越来越清晰。理论的研究重点从"市场失灵"逐渐转移到"政府失灵",最终寻求在解决"市场失灵"的基础上,如何同时解决"政府失灵"。     

论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的平衡——从治理与善治的角度分析

对于政府、市场与社会关系的理论探讨,经历了从政府统治到治理与善治的转变,这一转变反映了对于公权的限制 是不可避免的趋势。政府改革的过程实际上是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三者关系的动态变动过程。因此,在治理与善治的理念 下进行政府改革,实现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的良好合作理应成为我国政府改革的理性趋向。     

构建以公共责任为本位的政府——《责任政府:从权力本位到责任本位》评介

浙江大学陈国权教授等著的<责任政府:从权力本位到责任本位>一书最近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在陈国权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责任政府与政府问责制研究>的成果基础上修改面成的,该书对责任政府的内涵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提出一系列的观点.     

论当代政府公共治理效能价值规范的逻辑优先性序列

政府公共治理效能的价值定位不仅需要对核心价值进行抽象提取,还要对这些价值规范进行内涵阐述以及逻辑序列进行优先性安排。当代政治公共治理效能的价值目的是实现人民的自足幸福和共生发展,以人为本、公平正义、民主有为是政府治理活动的内在价值;主权唯一、竞争合作、妥协协商、三效合一是政府治理的工具性价值。     

我国社会转型时期政府治理的省察与进路——兼论“中国特色的政府治理模式”之构建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虽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均取得了显著成果,但是社会转型时期的特质依然导致了各种治理缺陷和问题的出现,这对政府治理提出了严峻挑战。基于对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政府治理现状的省察,转型时期的政府治理必须在科学发展观、和谐发展理念和服务精神的指引下,正确处理好政府与社会、市场、公民之间的关系,建构和完善"中国特色的政府治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