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康生罪行累累

正康生是"文革"中搞破坏的罪魁祸首之一。他紧跟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到处点名诬陷领导干部,引起人们的强烈反对。陈云曾说过:"康生是鬼不是人。"华国锋对胡耀邦也曾说过:"康生这人不好,干了很多坏事。"凡是被康生怀疑的,凡是触犯了他的利益的,都会遭到劫运。1977年胡耀邦到中组部任部长后,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请中央党校和中组部共同整理出一份被康生点名诬陷的干部名册,计有603人。     

从“左”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评“‘左’比右好”

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谈话中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他还指出:“‘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象越‘左’越革命。”(《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5页)这里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左”的东西根深蒂固,带有革命的色彩呢?这个问题很复杂,亟待深入研究。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与“‘左’比右好”观念的长期禁锢有极大关系。而这一观念似未系统清理过。因此,对“‘左’比右好”作一番评析,辨明是非,将有助于使更多的人进一步从“左”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     

应多一点“忧己”意识

韩非子说:“知之难,不在见人,在自己。”意思是说:“‘知人’而‘治人’容易;‘知己’而‘治己’就困难多了。” 在现实生活中,尤其是握有一定权力的干部中,往往“忧他”者甚多,“优己”者甚少。正如有的同志对公款吃     

解密党代会的历史细节

细节一：一大中就有所谓“左”和“右”两种倾向吗？濮清泉是陈独秀的表弟,因参加托派组织曾和陈独秀等人一同被关押在南京老虎桥监狱,在狱中,陈独秀经常和他谈起自己的经历。这些谈话给濮清泉留下很深的印象。1980年,濮清泉发表长文《我所知道的陈独秀》,披露了陈独秀许多鲜为人知的经历和见解,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在这篇文章中,濮清泉谈到陈独秀对党的一大的评价,“他说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就有‘左’和‘右’两种倾向”。     

黄钟大吕压倒瓦釜之鸣

正是在“左”倾思潮四处泛滥,人们心头充满了疑云的关键时刻,1992年1月至2月,邓小平以88岁的高龄,毅然南巡,发表重要谈话,高屋建瓴,冲破姓“社”姓“资”的阴霾,推动改革开放的车轮重新启动,隆隆前进。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旗帜鲜明地反击了“左”倾思潮,批驳了假扮成马克思主义的“左”的谬论。邓小平说:“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它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样就不会犯大错误,出现问题也容易纠正和改正。”针对一段时间以来姓“社”姓“资”横加干扰,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的现状,邓小平说:     

许光达大将辞世前后

蒙冤1 96 6年 ,“文化大革命”爆发时 ,许光达大将担任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司令员兼坦克学校校长和装甲兵学院院长。林彪、江青、康生一伙利用“文化大革命”,大搞篡党夺权的阴谋诡计。林彪的妻子叶群根据北京大学红卫兵编造的谣言 ,口授警卫处处长宋××写了一份假材料 ,上送康生。内容是 :“贺龙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他在北京郊区修了碉堡 ,贺龙去苏联 ,与苏修的将军共谋推翻毛主席的领导 !贺龙把持体育口 ,他在体育界阴谋组织政变队伍 ,给体委发了枪、炮 !炮就安在什刹海、养蜂夹道 !枪口对准中南海 !给体委发枪 ,…     

毛泽东把不公正待遇当锻炼

<正>在探索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过程中,毛泽东与党内"左"倾路线进行过各种斗争,他本人也曾遭遇多次打击和挫折。1956年,毛泽东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上曾说:"至于三次‘左’倾路线时期给我的各种处分、打击,包括‘开除党籍’、开除政治局候补委员、赶出红军等,有多少次呢?记得起来的有二十次。"不公正待遇既能让人绝望沉沦,也能砥砺人的意志、信念,激发更大的动力和智慧,为日后的崛起酝酿条件,     

论新时期文学的反“左”主题

邓小平同志指出:“从1957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他还强调说:“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文化大革命的结束,社会主义新时期的到来,揭开了新中国历史的崭新一页。从那以后,我们走上了一条不断地解放思想,不断地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道路,无疑,这也是一条不断深入地清算“左”的错误和危害,清除     

“‘左’比右好”的考察与启示

有人认为,50年代后期开始,党内出现了“‘左’比右好,宁‘左’勿右”的错误倾向。对于这一观点,本人不敢苟同。 回顾党史,实际上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党内就出现了“‘左’比右好”,“宁‘左’勿右”的错误。如在大革命后期的农民运动中,对所谓“土豪劣绅往往不问姓名,就给其戴上高帽子游街。也有当场经群众审判后立即枪决的”。在工人运动中,满足于“盲目的痛快干一下”,“随便逮捕人,     

胡开明并非“胡”开明

曾任中共安徽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副主任的胡开明在1959—1962年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曾任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他通过深入基层开展调查,力主在农村实行“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的生产责任制。1962年8月8日,胡开明顶住“左”的压力,上书毛泽东,力荐生产责任制。毛泽东收到信的第二天,在一个核心小组会上提到了胡开明:“河北胡开明,有这么一个人,‘开明’,但就是‘胡’开明……”纵观胡开明同志的一生,我们就会发现,其实,胡开明并非“胡”开明。     

康生凭“相面”定案二例

“文化大革命”成就了一大批诸如康生之流的反动人物，他们凭借着自身政治地位和当时特殊的政治气候，在全国范围大搞“逼、供、信”，使无数人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劫难。为了达到“改朝换代”的政治目的，康生等人恶意编造谎言、迫害大批党政干部。在这段暗无天日的时问里，许多人体会了政治的可怕，也有许多人捞取了政治资本。而康生属于后者，他与江青等人勾结，在文革期间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在大量冤假错案的背后，有康生草菅人命的特有手段——“相面”定案。康生定案诬陷干部，不需要任何材料，他只需要自己的感觉经验就能判断被审者是否是“叛徒”。这种荒唐的定案方法集中体现在原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王逸伦两位同志身上，他们就是这样被诬陷的。     

“糖弹”轰倒“红旗手”──大庆市原人大主任钱棣华受贿案实录

开发油田是功臣“东方之子”第一人 说起钱棣华，在大庆也算得上是“元老’级的人物了，他的名气可以说比昔日的‘铁人”王进喜、新的代的‘铁人’王启民不相上下。 １９６０年４月，从北京石油学院毕业的钱棣华，来到满目荒凉、人烟稀少的大庆，参加石油会战，成为会战指挥部调度室的一名工作人员。在油田开发的日子里，为了工作，他曾风餐露宿过；为了工作，他曾被作为“白专’典型批斗过；为了工作，他曾夜以继日地奋斗过；为了工作，他身体留下了劳疾……十几年间，凭着过人的才智，也凭着忘我的实干精神，他从一个普通的技术员一步步走…     

康生临死前为何要揭发江青

“文化大革命”结束30年了,而“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人与事却依然耐人寻味。康生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揭发江青和张春桥是叛徒一事,就是其中一例。对于康生此举的动机有不同说法:有说这是他惯于投机的本性使然;有说这是“迫害狂”的本能反应;粉碎“四人帮”之初,有人甚至公开宣称,这是康生同“四人帮”有过斗争的证明。1978年,本文作者曾在中央党校做“清查”工作,在整理康生问题的材料时,看到康生揭发江青、张春桥的有关内容。最近,他依据所掌握的资料,披露了此事的真实内幕。     

当前党内“左”的倾向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答:小平同志最近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很有针对性的,“左”的倾向在党内仍有一定的市场,     

赵健民冤案始末

“赵健民特务案”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康生一手制造的一起特大冤案。这起冤案,使身为云南省委负责人的赵健民被非法关押长达8年,一百三十八万七千余人被审查,十七万五千余人被立案审查,一万七千余人被打死、逼死。 丁龙嘉、听雨二位同志耗时10年,深刻研究这一冤案,是因为它具有典型性。它将党的“左”倾错误、政治体制的弊端、传统文化的糟粕,以最集中的形态裸露于世。 为了让读者了解这一冤案发生、发展以及最后的结局,更为了让后人认识过去,建设现在,把握未来,本刊将从第6期开始,连载“‘赵健民冤案始末”,希望能引起读者朋友的关注。     

中国农村改革的一次预演——安徽“责任田”兴起始末(连载之二)

“曾希圣‘左’后纠‘左’”如何评价曾希圣其人?作为一个安徽籍的人,我的家人、亲友、儿时同学和众多的乡亲,在“大跃进”的“五风”中受尽了苦难,其中一些人在那场灾难中饿病而死,有的全家死光。每次回乡,亲友家人说起“1960年”的灾难,就要骂当时的错误政策,骂“五风”,最后     

重读鲁迅的《论“他妈的”》

鲁迅先生是文章高手，不论什么题材，他信手拈来，下笔成文。1925年，他对人们最不经意的、已当了口头禅的脏话：“他妈的”，来一番“论”，幽默而富于深意。他说：“假使依或人所说，牡丹是中国的‘国花’，那么，这就可以算是中国的‘国骂’了。”     

革命友谊深 将士情意长——记张爱萍将军与退伍战士赵保群的故事

1972年,初春的北京城,天气虽已“渐暖”,但政治气候却依然寒意逼人。 5月的一天,正在交通干校上岗的北京卫戍区某部警卫班长赵宝群被一辆中吉普接到办公大楼。刚刚坐定,一位领导劈头就说:“宝群同志,组织上正考虑提拔你当排长……”聪明的赵宝群并未惊喜,他想:政审材料早已搞了,身体也查过了,领导找我来,恐怕另外还有事情。果然,不待他回答,那位领导又严肃地说:“现在是考验你的时候,组织上要你去执行一个艰巨的任务,你带5名战士前往三○一医院,去‘监护’一个名叫‘张续’的病人。”并郑重交待:这是个“有问题的人”,你们去后,不准与他谈论政事;不许他与外人接触;不许家属单独与他谈话;生活上……。     

陈云与“文化大革命“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从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起一直处于“养病”状态的陈云,仍遭到了“左”倾错误的排挤和打击,其间还一度被下放到江西两年多。他虽然一直被保留着中央委员的名义,但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始终没有能回到中央政治局。尽管如此,陈云仍然利用各种机会,努力抵制和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由于“文革”这个特殊时期的史料保存和披露较少,再加上陈云在世时不同意对他个人的各种宣传,他的秘书们回忆说:“有关宣传他的文章、书籍,只要报到他那里审阅,一律被他‘枪毙’。”因此,陈云的这些事迹还不被人们完全知晓。     

延安文艺座谈会参加人员考订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前夕,毛泽东曾约请当时延安部分文艺家进行了交流。由于延安文艺座谈会需要解决的是整个延安文艺运动中的各种问题,因此,参加座谈会的人员必须有代表性。当时延安文艺界的总体情况可以用两个阵营、三大系统、四个山头来概括。所谓两个阵营,就是鲁迅艺术学院(简称“鲁艺”)和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简称“文抗”)。延安有成就的文艺家都集中在这两个单位。对此周扬曾说:“当时延安有两派,一派是以‘鲁艺’为代表”,“一派是以‘文抗’为代表”,“鲁艺”这派“要歌颂光明”,“‘文抗’的人就看不惯,要暴露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