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治理与协商治理：基层治理现代化之道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和社会治理的核心内容，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着力点。民主治理和协商治理是基层治理的两重面向，二者的融合可以阐释中国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发展逻辑。民主治理强调基层治理的基本价值取向，体现基层治理中民主建构的问题导向功能；协商治理强调基层治理的基本方式方法，在“有事好商量”中化解社会矛盾，筑牢社会纽带，为“民主运转起来”提供支撑。在中国基层治理场景中，民主与协商共同指向“治理”的核心目标，民主治理与协商治理的融合塑造了“民主—协商—治理”三位一体的框架和体系，建立起基层治理中目标、方法与绩效的关系，深刻体现了基层治理的中国逻辑。     

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的逻辑理路与实现路径

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客观需要,是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根本保障,是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价值逻辑和现实逻辑的有机统一。分析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的逻辑理路可知,困境主要源于基层党组织无法完全满足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需要、基层政权与群众自治组织关系失衡、群众自治组织活力不足、治理主体法治精神薄弱、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的整体性引领有待加强。因此,需巩固和加强党对基层社会治理多元主体的全面领导、进一步促进党的建设与基层群众自治共融共生、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基层落地生根、持之以恒地在城乡社区厚植社会主义道德土壤,形成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格局。     

“接诉即办”：朝向高质量为民服务的基层治理创新

“接诉即办”改革是以群众诉求为驱动的超大城市治理实践,也是探寻基层治理问题解决路径的有效方式。“接诉即办”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实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的高质量为民服务,本质上是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探索。从实践来看,“接诉即办”在诉求办理、绩效考评、主动治理和多元协同等方面面临现实困境。基于此,为达成高质量为民服务的基本价值目标,优化“接诉即办”改革需要疏堵结合达成“减量提质”新目标、回归绩效考核的基本价值追求、“向前一步”探索主动治理新路径以及整合利用内外联动合作关系。     

习近平基层治理观的理论逻辑

习近平基层治理观是习近平对基层治理的根本观点和看法,也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习近平立足当前基层社会中出现的问题,创新性地回答了在基层治理中"谁治理""如何治理""依靠什么治理"等一系列问题,明确了基层治理必备的三大要素,即治理主体、治理机制、治理保障,进一步厘清了基层治理观的理论逻辑,推动了基层治理现代化进程。习近平基层治理观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和展望——以攀枝花市东区大渡口街道社区为例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社会发展的根基在基层,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石在基层。唯有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扎根基层,才能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基层治理创新方式需要从制度、群众需求、法律等几个方面入手,才能实现基层治理的善治。     

媒体服务基层社会治理及其方式优化

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要把媒体优势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需求结合起来,补齐治理短板,提供强力支撑,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媒体在服务基层社会治理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有:主流价值观念的导向作用发挥不足,对基层受众的协调动员能力不足,在基层社会中的公信力不足。优化媒体服务基层社会治理方式,要坚持党管媒体,把党性原则贯穿于服务基层社会治理全过程;加强正向引导,用先进文化占领基层社会治理舆论阵地;创新话语体系,提升媒体服务基层社会治理的影响力;注重社会服务,以高水平的媒体服务推进基层社会治理。     

公共服务可及性何以激活基层治理效能?

真正实现治理效能的激活,还需从基层落实的视角进行切入和衔接。实现公共服务的可及性便是将社会治理中的人民性、公共性和过程性的服务职能引入深处,并整体性地贯穿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过程。以青岛市李沧区推进公共服务可及性在基层的实现过程为例,研究发现,经过服务规划过程的治理决策和服务设计,服务生产过程的多元共治和资源联结,服务使用过程的居民感知和治理体验,可进一步为社会治理的理论对话提供公共服务领域的评判标准和居民反馈,并以实践互动为依托归纳出可及性得以实现的有效路径,全面激活基层治理效能。     

市域基层协商治理现代化何以可能?——以特大城市上海为例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代,市域基层协商治理现代化的上海场域表征为响应度低的流动人口、关系疏离的陌生人社会、网络业态的社会组织、阶层族群的理念分割、职能同构的科层压力、智慧社会的数据治理。市域基层协商治理现代化的上海创新主要是顶层设计系统科学、社区委员会共建模式、"三元复合"共治模式、"1+1+X"共商模式、"老乡管老乡"维权模式。市域基层协商治理的上海经验主要在于:强化党建引领,转变政府职能;倡导协商民主,促进选举民主;培育社会力量,推进协商法治化;创新协商模式,完善基层共治;推进数字治理,提高协商能力;厚植协商文化,推动法德融合。     

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方位与路向北大核心

中国式现代化的命题为政治学研究提供指引。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历史方位是由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性决定的:一是基层治理在超大规模单一制国家结构中的基础地位;二是基层治理现代化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体系中的基础地位。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国家对基层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即通过从中央到基层底部“纵向到底”的治理体系,将所有人都纳入国家组织体系中,并以为每个国民提供良好的服务获得国家认同。二是基层社会自我治理的现代化,即通过建立具有现代指向的“横向到边”的社会自我治理体系,促进社会成员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三是在建构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中,促进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形成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路向。     

动态治理：新加坡国家治理的经验和启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进一步提出要在2020年初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改革目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现实抉择，是中国共产党实现自身现代化改革的重要内容。     

我国基层治理共同体研究:理论进展及未来方向

推进基层治理共同体建设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政策目标。当前,国内聚焦基层治理共同体问题的理论研究持续深入发展,主要集中在基础性研究、现状认知、影响因素和实践路径四个方面。关于基层治理共同体问题的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实践应用研究多,理论建构研究少;制度性建设研究多,实证性研究少;宏观视角研究多,微观需求视角研究少等。未来研究需要关注基层治理共同体情感共情、效能评价、冲突纾解、组织关系,以期实现基层治理共同体目标。     

主持人语:基层治理现代化是时代之需

基层治理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内容。我们都知道现代性带来稳定,现代化导致不稳定,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基层治理面临着社会流动性增大、社会异质性增强、社会观念转变等引发的一系列问题,迫切需要引起我们对基层治理问题的关注和重视。推进城乡基层治理的现代化无疑对化解城乡社会融合问题、增强基层组织的领导力、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时代意义。     

创新基层社区治理模式的思考

基层社区治理创新的核心就是在加强党委领导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形成联动协同的工作格局,优化社区治理结构,构建起社区自治、居民共同参与、不同群体深度融合的局面,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深圳在社区治理改革中要敢于创新,大胆试新,在全国发挥示范、引领和排头兵、尖兵作用,用法治思维和方式来统领与推动社区治理的各项工作,以基层社区治理体制的创新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中国乡村基层治理的演进及内在逻辑

从建国后乡村基层治理的纵向发展来看,我国大体历经了改革开放前的"政社合一"、改革开放后的"乡政村治"和新时期的"多元善治"三个阶段,尽管这三个阶段的治理环境及治理的主体内容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但不论是过去突出国家行政力量的治理理念,还是如今强调自治属性的治理模式,实质上都是国家在特定的治理环境下实现其在乡村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体现。而在当今乡村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持续推进的背景下,以原有模式为基础并立足于本土因地制宜的创新探索和以国外成熟的治理经验作为参照并充分与我国国情相互结合的创新探索,为新时期乡村基层治理的改革与创新指引和提供了新的方向和内容。     

治理理论视域中基层政府提升突发事件应急能力论析

在突发事件频发的当代中国社会空间结构中,基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顺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考量,基层政府提升突发事件应急能力已成为有效化解相互抵牾的社会矛盾和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必然要求和一个重大时代课题。实践表明:治理理论对基层政府有效应对突发事件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彰显现代治理理念,构建多元化的现代治理网络;掌握舆论主动权,引领社会舆论的正向走势;推动民间社会的参与,应是推进基层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和基层政府提升突发事件应急能力的恰切之道。     

推进中国基层治理创新的文化路径

推进中国基层治理创新,应在制度与法治硬约束的背后,形成文化的柔性引导,这主要是因为"文化"渗透于治理的推进者、治理的承受者、治理的纽带、治理的绩效以及治理的环境之中,可谓治理的精神内核。基于"基层"之治理现状,要积极采取诸如情感共鸣、价值引领、仁孝博施、教育沁润和互助共荣等举措。还应从制度实施奠基于文化之上、文化发展不能为文化而文化、核心价值日常化为行动信条等三大文化发展战略来改进基层治理。     

浅议协同治理理论与基层社会治理实践

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当今社会未来的发展趋势,社区作为基层社会的基本单位,其治理效果会直接影响到基层社会治理,甚至影响国家治理。俯视当下,基层社会主要面临部门治理碎片化、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和社会资本发育不良等治理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基于协同治理理论,构建整体型政府、完善公共服务供给和积累培育社会资本,建立政府主导、社会自我调节与居民积极参与的良性互动机制,是实现基层社会有效治理的积极对策。     

当前基层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因应之道

作为城市治理的末梢和基础,基层治理要求主体多元化、过程协商化、资源广泛化、结果持续化、约束公约化。但从当下的实践看,基层治理在上述五个方面都还存在着主体单一、协商不够、资源来源不广等问题。为了提升基层治理的能力和现代化水平,工作主体上要更加注重发挥社区居民的主体地位,工作过程上要更加注重双向的沟通协商,资源来源上要更加注重各方统筹,工作持续性上要更加注重建管治并举,约束机制上要在法治和德治基础上,更加注重以约而治。     

"枫桥经验"中的本土文化传统及其对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启示

基层社会的有序治理是夯实治理基础,推进新时代治理现代化稳步发展的重要内容。当前我国乡村出现的"空心化"、人才流失、治理失序等问题,已经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更加充分和平衡发展的"拦路虎"。当前,围绕基层司法治理的实效性,梳理"枫桥经验"中蕴含的"无讼""自治"以及"实体正义导向"等本土文化传统,实行以人才"供给侧"改革为核心的乡村建设,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优化基层法治的治理路径,统筹培育多元主体共治的现代法治格局,是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必由之路,更是弘扬和发展"枫桥经验"的应有之义。     

基层社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城市社区治理是一个制度创新、社会重构、工作格局改革的系统工程,有一个培育和发展的过程。通过对深圳一个“村改居”社区的分析,剖析了城市社区治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要从通过社区利益共同体构建、社区自治组织权威再造、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社区居民参与机制建设等重构社区治理格局,促进社区发展与和谐社区建设,实现社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