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开霾雾见真情——驳“寂寞说”和“抛弃说”

现代著名作家萧红与端木蕻良之间的关系,自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初萧红于香港病逝后,就有些人责以烦言,混淆视听,至今仍莫衷一是。本文以翔实的历史资料与新近发现的可靠材料,分析论证了萧红与端木蕻良的伉俪深情,批驳了加在他们身上的“寂寞说”和“抛弃说”。     

“原罪”烛照人性残缺萧红作品对人性的审视

萧红面对生命价值呈现一种形而上的思索,其作品让我们窥视到人的罪性、人性的局限及人的自我膨胀、人的自我神话,而这正是我们民族文化一直忽略的一面.我们缺少“原罪”意识,对我们来说罪是带有一种法律的和道德的含义,而不是灵性的、宗教意义上的原罪意识.萧红形象地展现了人类的罪在现实生存中明显或隐含地显示着自身的存在.对基督教“原罪”思想的探究,有助于我们从不同的文化角度来探察真实的人性.     

试说“莫不皆在”

“莫不皆在”是东汉的一篇镇墓文中的文句 ,是同义连用现象。同义连用是古汉语中一种普遍的修辞表达现象 ,从《诗经》、先秦诸子的著述 ,一直到《史记》都可见到。与该篇镇墓文同时代的典籍《太平经》中亦有丰富用例证明。东汉文献中这种修辞形式同样是一种常见的语言现象 ,故而虽然在所选材料中只有一例 ,仍有理由相信结论合理     

试论文学比喻的“异质”、“远距”特性

“异质远距”原则是英美新批评提出的一个重要的比喻原则，为了扩大比喻的容涵，使想像的空间更广阔，常使喻体和喻旨分属完全不同的经验领域。“异质远距”比喻与一般修辞比喻在诸多方面有着很大不同，认识并分析文学比喻的“异质”、“远距”特性，对于更好地理解文学语言与日常生活语言、非文学文本语言之间的差异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贴切”：布局谋篇与言辞锤炼的佳境-2013年度“感动中国”人物颁奖词修辞艺术解读

“感动中国”人物颁奖盛典被誉为“让整个民族为之动容的精神史诗”“、中国人的年度品牌”.颁奖词作为颁奖典礼的“聚焦点”和“画龙点睛”之笔,也是节目整体创意和细节策划的关键.对2013 年度“感动中国”人物颁奖词进行解读,可见创作者修辞表达的各种方式尽管“殊途”,但最终“同归”,即无论是颁奖词的布局谋篇,还是言辞锤炼的字里行间,无不以表达的“贴切”作为修辞和叙事的艺术佳境.     

关于“感情误置”的探讨

Pathetic Fallacy“感情误置”是英文中一种较为常见的修辞手段。这一修辞格在英文文学作品如小说、散文、诗歌、戏剧中应用比较广泛。所谓“感情误置”,即将一般用于人称并带强烈感情色彩的修饰词,如表仇恨、愤怒、诅咒等置于无生命的或抽象名词前面,以此造成一种独特的修辞效果,如:most unrighteous tears(邪恶的眼泪)。它虽名曰fallacy,实则并不是“误置”,而是作者有意识地以这种巧妙的搭配从另一个侧面表达句子主体的强烈感情,从而更真实地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渲染气氛。“感情误置”的运用不仅能真实地传     

“存在”与“无”

把世界理解为“存在”而不是“不存在”,并通过“存在”概念探求并界定世界的本质,是西方哲学传统的基本问题和思路。同时,“无”与“不存在”的问题几乎与“存在”问题同时产生,而且在对本质和终极问题的探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存在”与“无”的辩证法应该是哲学和宗教哲学最深奥、最重要的理论。     

“把法律作为修辞”的建构及其进路

法治意识是法治国家的内在灵魂,当前"把法律作为修辞"是法治意识的核心形态。"把法律作为修辞"强调的是相对于其他话语类型,法律话语对主流思维方式的约束意义与建构价值。"把法律作为修辞"的建构,前提上强调从权力修辞向法律话语的转变,在具体内容上需要法律话语系统的优化建构、法律话语权的内外塑造。"把法律作为修辞"的方法进路,实质是通过运用法律方法将法律话语细致化;"把法律作为修辞"的制度进路,是通过系统化的制度机制将法律话语实践化。     

基于“五神藏”理论辨治小儿抽动症

“五神藏”理论是中医学关于精神情志疾病及心理行为疾病的重要理论基础,可解释多种“神志病”的病理基础与临床表现。小儿抽动症以精神、心理障碍为病理基础,可从“五神藏”理论辨证论治。通过深入分析五神藏功能,及心神、肝魂、肺魄、脾意、肾志与小儿抽动症的联系,实现五神与五脏辨证相结合,“神”“藏”同调的诊疗思路,为临床应用提供理论参考。     

论法律事实的修辞论证——以“崔英杰案”为例

在司法活动中,法律事实还原的程度关系到法官的正确裁断。人们往往会从不同的立场出发,运用修辞的方式来论证这一事实还原过程。法律事实还原必然需要通过修辞来进行,使命题具有可接受性,并提供可供论证的知识,从而使得命题具有说服可能;但是修辞论证也必须围绕自然事实,即修辞存在客观不能和优化可能。修辞论证帮助我们在法律事实还原中限制价值判断的恣意,成为通向法治的通途之一。     

从“瘀”从“虚”论治甲状腺术后声音异常

声音异常是甲状腺术后的常见并发症,其中医诊治不同于一般咽喉疾病引起的“喑哑”。在甲状腺疾病原有痰瘀凝滞的基础上,手术损伤局部经脉,导致瘀阻喉窍;中气不足,肺阴亏虚,以致声道失养。两者是其病机特征。论治要抓住“瘀”和“虚”两个要点,以活血祛瘀、益气养阴为法。     

南宋太学“乾淳体”新探

周密《癸辛杂识》和马端临《文献通考》所言“乾淳体”是对乾淳科场时文风尚的综合性表述,其内涵包括道学家和浙东事功学派的创作。两者都是对绍兴科场谄谀之风的反拨,只是侧重不同。道学家文重义理、轻文法,同时又试图援义理入科举程文;永嘉学者重事功、求实效,所作时文斟酌篇章,讲求修辞,形成独具特点的“永嘉体”。     

中国民族史叙事转向与“小历史”“大历史”的弥合

在中国民族史叙事结构中包含区域史、族别史和中华民族史等几个部分。从叙事演变脉络来看,随着中华民族由“自在”“自觉”走向“自信”,中国民族史叙事也在发生转向。目前的中国民族史叙事以20世纪的“区域—族别”、关系论与整体论叙事为基础,三者在方法论上验证了“小历史”与“大历史”的相互补充、弥合和一体化进程。中华民族社会史是当代中华民族史叙事的新方向。可以通过“地理—人文”“话语—制度”“语言—符号”与“生活—实践”叙事等几种内容得以呈现,成为“小历史”与“大历史”双向联动、多线转化、相互弥合的实践机制和知识体系。     

“应用语言学:法律语言与修辞国际研讨会”召开

经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台湾事务办公室批准 ,“应用语言学 :法律语言与修辞国际研讨会”于 2 0 0 0年 7月 15- 17日在上海大学法学院召开。中国修辞学会会长、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生导师王德春教授及来自香港理工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的专家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教授ＡｌａｎＧｒｏｓｓ等 30余名学者到会。会议开幕式由王德春教授主持 ,上海大学副校长周哲玮教授到会祝贺 ,上海大学法学院院长潘国和博士致欢迎词。上海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姜剑云教授作了专题报告“我国法律语言学的发展概况以及由此引起的若干思考”。会议就法律语言的基础理…     

如何防治“中风”

“中风”是脑卒中的俗称，又称急性脑血管病。是一种患病率、发病率、死亡率和致残率高的疾病，早期防治尤为重要。     

法律修辞说服理论的语用有效性分析

作为对司法过程中价值因素予以较多关注的法律修辞方法,其本身修辞论证过程就是一种建立在语用学转向基础之上的说服性实践论辩。因为无论微观修辞技巧还是宏观修辞论证,都是一种语用型式的表达,论辩中的语用有效性是修辞说服的主要理论依据。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对语境的分析和把握拓展着有效性概念的理解,使对案件的分析由静态关注转向动态研究;二是主体间性共识的达成,保证判决得出作为“好论证”而具有更强的可接受性。     

影像视域中的作家萧红

两部以东北作家萧红的人生经历为蓝本拍摄的电影《萧红》和《黄金时代》,让萧红进入大众视野,人们通过屏幕阅读她的作品,感受她的人生,体会她对爱与自由的执着追寻.萧红自觉意识的觉醒与抗争,在那个时代,也终因没有获得经济地位而成为男权社会的附属品,是大时代下的小女子.两部电影都对历史进行了个人化的解读,以他者视角对地域文化和人物形象进行了想象与建构.     

《左传》中的“刑”和“法”

《左传》中，“刑”字主要在广义的“刑罚”意义上使用，“法”字主要在“法度”的意义上使用，二者无直接联系，“法”即“刑”之说不能成立。“法”与“刑”相通的基础是都与“法度”、“礼则”之意相关。《左传》中“法”字和“刑”字的使用情况反映出：“法”不是“刑”，至少在战国初期以前，“法”是内含“正”义的，这种“正”指的是合于先王之道。     

“变”与“不变”：“两个务必”到“三个务必”的辩证思考

从“两个务必”到“三个务必”,中国共产党在关键历史节点接续回应了“建设什么样的执政党、怎样建设执政党”等重大课题,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辩证智慧。与“两个务必”相比,“三个务必”是在新的历史方位和中心任务下提出的,并与时俱进增添了新的内容,同时二者又具有相同的价值旨归、功能导向和理论基础。科学把握“两个务必”到“三个务必”的“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要正确认知“变”与“不变”的关系,坚持在“变”之要求中把握“不变”之根基,并以“不变”之根基应对“变”之考验。     

诠释学视域下的中医“水毒”概念流变研究

中医“水毒”概念的不同诠释伴随医学实践与认知的不断发展而产生。《肘后备急方》《诸病源候论》等医籍记载了“水毒”表示水中虫毒及其所致疾病的概念;宋代以来,水毒内伤用于阐释不同疾病的发病机制,感染水中虫毒以外之毒而致病也为医家所关注;日本江户时代,崇尚张仲景学说的古方派医家吉益东洞基于“万病一毒”的病因观,提出以“水毒”诠释《伤寒论》《金匮要略》相关方证、药证,其门人弟子及折衷派医家又进一步扩大了“水毒”的诠释范畴;晚清民国时期以来,中日医学交流使“水毒”用于诠释张仲景医籍相关诊疗机制逐渐为中国医家所接受;中西汇通语境下,外感水毒与多种传染性疾病、内伤水毒与泌尿系统疾病等产生了密切联系。诠释学效果历史与视域融合的理念有助于理解、解释“水毒”概念之演变,并在医学实践智慧指导下更好地将这一概念应用于临床诊疗与学术研究中,推动“水毒”概念的传承与创新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