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法治基因与治理创新

新时代“枫桥经验”既是基层社会治理的方法论创新,也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基层治理中的生动实践。新时代“枫桥经验”应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依托现代信息技术,绘就“四治融合”的新治理图景,实现基层社会共同富裕,形成基层党组织和基层国家机关依宪治理、依法治理的基层治理样态。创新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既是向国际社会讲好中国基层治理故事的重要途径,也为构建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新时代“枫桥经验”在上海的实践与思考——以“家门口”信访服务为例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提出的重要指示。上海以建设“家门口”信访服务为重要抓手之一,大力构建覆盖市、区、街道、居村社区的服务体系,努力整合多方资源,更加突出发挥信访了解民情、集中民智、凝聚民心的作用,推动基层信访工作真正融入基层治理,探索具有上海特点的以治理为导向的“讲法治、有温度、重协商、防未病”的新时代“枫桥经验”。     

新时代“枫桥经验”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践与启示——以柘荣县为例

新时代“枫桥经验”是党领导下的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成功实践。基于历史、理论、制度的三重维度分析,总结新时代“枫桥经验”在柘荣县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与成效,坚持以党建为引领,调动群众参与,推进多元共治,构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赋能基层社会治理,有助于进一步将新时代“枫桥经验”融入到基层治理实践,助推中国式现代化基层社会治理。     

推动完善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建设

矛盾纠纷化解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其成效直接关系到地方的和谐稳定,是基层社会治理的一项重要内容。各地经过不断实践,积极寻求解决制约发展的因素,力求完善矛盾纠纷化解机制。但在完善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的实践中,仍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有：矛盾纠纷化解基础薄弱,队伍建设力度不够;群众素质不均衡,调解工作难以深入开展;排查预警机制不健全,难以及时掌握矛盾信息。为此,需要在实际工作中有针对性地分析问题存在的原因,采取切实措施,更好地完善纠纷化解机制,从而有效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和长治久安。主要措施有：坚持源头预防原则,防止矛盾纠纷激化;完善排查预警机制,消除矛盾纠纷隐患;健全调处化解机制,提高矛盾纠纷化解效率。     

试论政府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多元机制

深入研究新形势下社会矛盾纠纷表现和特点,积极探讨政府依法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基本路径,对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保障改革开放深入推进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具有重要意义。     

新时代“枫桥经验”视角下信访治理的四重争论及其化解

信访制度是中国特色的制度设置,在现实运作中存在四重争论,本文以“国家--作为国家代表的整体性政府--作为层级的政府--作为具体处理机关的政府”这一框架,对四种争论进行分析。一是国家与社会之间:权力与权利的争论;二是整体性政府与作为社会原子的个人之间:成本与效益的争论;三是层级性政府之间:诉求上行与处理下移的争论;四是具体处理诉求的政府治理方式之间:情感治理与规则治理的争论。四重争论从抽象到具体,层层递进,严重影响了信访制度作用的发挥,因此需要治理的化解术。“枫桥经验”为其提供了一个经验视角。新时代“枫桥经验”从以权力引导权利和以权利监督权力、依靠群众化解、就地化解、引入情感治理等方面提供了化解机制。     

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

50年前,浙江枫桥干部群众创造了“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的“枫桥经验”,并根据形势变化不断赋予其新的内涵,成为全国政法综治战线的一面旗帜。浙江省各级党委和政府高度重视学习推广“枫桥经验”,紧紧扭住做好群众工作这条主线,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四川“枫”景

10月下旬,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市塔公镇迎来了旅游旺季。一入秋,塔公镇公路旁的树林便披上了彩衣,层林尽染,远处的雅拉雪山在阳光的照射下泛着金光。这里是众多前来川西的游客心中的必打卡地。扎西邓珠最近很忙,塔公镇巴日村和新都桥镇拨桑一村的村民因为地界问题产生了纠纷,他隔不久就要“上去”一趟,给两边降一降火。     

当前社会矛盾调处化解工作的思考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转型期,各类社会矛盾比较突出,调处化解社会矛盾纠纷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基层法院处于调处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第一线,必须加强自身建设,提高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能力,深入推进社会矛盾纠纷化解,将社会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     

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星沙探索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近年来,长沙县始终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压实主体责任,狠抓积案化解,强化源头治理,全县信访形势持续向好,成功创建全国和省级信访工作“三无”县,2021年进京、赴省、到市上访量及信访总量同比分别下降9%、10%、5%、11%,跻身“中国社会治理百强县”十强。     

将矛盾纠纷化解在诉前——铜仁市碧江区人民法院构建诉前“多元调解+速裁”机制

作为铜仁市主城区法院,碧江区人民法院受理的各类案件呈逐年递增趋势,办案压力不断增大。面对挑战,该法院构建诉前矛盾纠纷多元化解+速裁解纷机制,将一半的案件化解在诉讼前端,有效破解基层法院人员少、案件较多的难题。无异议的话,马上出具调解书。3月20日,碧江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冉应通过法院线上调解平台,成功调解一起10年借贷纠纷。     

深化“枫桥经验” 创建治理品牌

近年来,灵武市创新“新时代枫桥经验”,创建无越级上访、无行政诉讼、无刑事案件(以下简称“三无创建”)乡镇(村居),着力强化综治中心实体化运行、派出所、司法所联动共治,全面推行法官、检察官、律师、综治专干、社区民警、人民调解员进驻乡镇村居,构建网格化管理,以“小载体”搭建“大平台”,用“小切口”驱动“大治理”,打造了基层治理最强引擎,社会大局持续和谐稳定。     

中国农村社会管理创新之路径与模式初探——以“枫桥经验”为例

农村作为中国社会的基础,是当前我国创新社会管理的重点。但如何创新农村社会管理,却需要先行地区提供经验。枫桥镇作为枫桥经验的发源地,在当前全国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以及诸暨市的试点工作中创新了农村社会管理理念、创新了农村社会管理主体、创新了农村社会管理机制、创新了农村社会管理手段,堪称农村社会管理创新的典范。     

“枫桥经验”的诞生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最近就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认识“枫桥经验”的重大意义,发扬优良作风,适应时代要求,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     

找准践行“民生至上”的切入点——榕江县创新矛盾纠纷化解机制观察

榕江县委、县政府牢牢把握化解矛盾纠纷的主动权。正确认识各种社会矛盾。建立矛盾纠纷化解“五大机制”，坚持四抓四促。在化解矛盾纠纷的机制建设方面作出了行之有效的尝试和探索。     

“枫桥经验”——永不过时的群众路线

20世纪60年代初,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枫桥经验”。1963年,毛泽东曾亲笔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枫桥经验”由此成为全国政法战线一个脍炙人口的典型。     

数据治理视角下社会矛盾纠纷“智治”的路径研究——以L市为例

在大数据的时代背景下,将大数据应用于矛盾纠纷化解不仅是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同时也是实现社会治理智能化的必由之路。以数据技术嵌入社会矛盾纠纷治理的智治模式,将对社会矛盾纠纷治理各方面实现新的价值重塑,即从传统管理到数据治理的思想重塑、从传统人治到技术智治的手段重塑、从单一主导到主体多元的主体重塑以及从效率低下到效能提升的结果重塑。在具体实践中,L市社会矛盾纠纷智治存在着数据思维缺乏、信息孤岛、数据分析和应用不足、数据治理的体制机制不完善等问题。为此,必须要从重塑治理思维、开放数据共享、实施人才战略、完善体制机制等四个方面,构建社会矛盾纠纷智治的实践路径。     

本土资源与民间法的生长——基于浙江“枫桥经验”的实证分析

法律多元理论表明,任何社会秩序构建既有硬法也有软法。软法可以弥补硬法不足,推动公法结构的均衡化,有助于强化法律的正当性,提高法律实效,能够降低法治与社会发展的成本,能够促成公共治理模式的兴起,有助于推进民主政治进程、推动法治目标的全面实现。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浙江诸暨“枫桥法”有效地证明了这一点。软硬兼施的混合法模式成为我国解决公共问题的基本模式。     

加强矛盾纠纷排解 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对兵团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机制研究

本文结合兵团的实际情况,提出充分认识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进一步分析了新时期兵团矛盾纠纷的新特点,并阐述了出现这些矛盾纠纷的主要原因,最后提出了化解兵团社会矛盾的机制。     

乡村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枫桥经验”的当代实践及其启示

国家与农村关系的变化以及乡村自身的变化共同推动着中国乡村治理的转型，并对现代化乡村治理体系和机制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经过五十多年的发展和沉淀，新时代的“枫桥经验”已俨然成为富有中国本土特色的乡村治理现代化实践方案。基于对“枫桥经验”起源地浙江省诸暨市多镇的调研和相关历史文献的梳理发现，发端于中华帝国时期的简约治理传统和形成于中国共产党革命时期的群众路线这一社会主义工作传统构成了“枫桥经验”的本源内涵。新时代的“枫桥经验”在坚持这一本源内涵的基础上通过各种新型治理元素的引入和新型治理机制的构建有效回应了转型时期中国乡村治理的内在需求，启示了中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