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创新发展“枫桥经验”的城乡比较——基于场域理论的分析

新时代“枫桥经验”已经成为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经验,在乡村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中仍面临适应性困境。为应对社会基础的结构性变迁,“枫桥经验”正在积极顺应城市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在治理内涵、治理空间、治理功能上不断拓展完善。基于场域理论,从治理资源、关系结构、治理空间、制度供给的角度界定城市和乡村基层治理中创新发展“枫桥经验”的适用差异,进而提出新时代在城市基层创新发展“枫桥经验”的优化路径,以期在新时代创新发展“枫桥经验”,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     

以治理视角看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创新

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迫切需要对此加以改革。近年来在西方社会中兴起的“治理理论”为之提供了崭新的理论视角,民政部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的基层社区建设实践是推动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创新的现实基础。     

"社区再造"的原则与战略——新公共管理下的城市社区治理模式

现有的治理理论和网络治理模式虽然为城市社区治理模式提供了发展的方向，但是它们没有为我国行政主导型的社区模式发展成合作网络治理提供具体的实施途径。新公共管理中“政府再造”的原则、战略与工具则为“社区再造”提供了进一步改革的原则与指南，即获得授权的社区、居民驱使的社区、协作型社区、企业型社区与竞争型社区。这五项原则不仅得到了公共物品、集体行动、公民参与和新公共管理的理论支持，而且在我国城市社区的发展中具有经验典范的意义。     

基层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现实困境实践创新与可行路径

基层党建能否有效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直接关系到基层社会治理的成效以及党在基层的执政基础。目前基层党建与城市社区治理未能很好融入,存在社区党建主体与社区治理权威互不统一、社区党建资源与社区治理资源缺乏整合以及社区党建工作与社区治理需求相互脱节等现实困境。从基层党建创新实践来看,以提升组织能力为核心的区域化党建、以汇聚治理资源为核心的平台化党建和以强化治理效能为核心的技术化党建代表了当下以及今后基层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发展方向。基层党建要有效引领城市社区治理,关键是要重塑社区治理权威、聚合社区治理资源以及做好社区治理服务。     

城市社区治理的逻辑演变：行政化、去行政化到共同体

社区作为城市治理的基本单位，是政府与社会的互动场域，如何处理好行政职责下沉与社区自治职能履行之间的关系，成为基层治理实践中的重要命题。以历史发展为主轴，探析建立在政府与社区互动基础上的城市社区变迁脉络和轨迹路径，发现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演变经历了政府主导社区治理的“行政化”阶段、社区自治功能回归的“去行政化”阶段，正迈向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共同体新格局阶段。行政化阶段，城市社区经历了从单位制、街居制再到社区制的沿革，行政功能冗余而自治功能弱化。去行政化阶段以“社区减负”为直接目的、以“回归自治本位”为基本目标，面临社区自治空间建构困境。在“共建共治共享”背景下，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中政府发挥治理优势，凝聚合力，基于多主体形成关系网络，从情感、利益多维度路径助推政社互动。     

链块结合:超大城市社区政社协同治理机制创新--以北京市“回天地区三年行动计划”为例北大核心CSSCISSCI

超大城市社区的出现在解决城市居住问题的同时也给基层治理带来了巨大挑战,“城市发展悖论”迫切需要政社协同治理。基于公共服务链和模块化理论,构建了超大城市社区政社协同治理机制创新分析框架。以北京市“回天地区三年行动计划”为例对该框架进行实证分析和比较,发现超大城市社区政社协同包含横向“链”和纵向“块”两种混合治理机制,其中,“链”有利于扩展公共服务分工,提高公共服务的敏捷响应能力,“块”有利于增加多元公共服务主体,提高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能力。两种机制之间的相融互补,对政社协同治理的有序运行与效能产出产生影响。     

以新思维探索党建新模式

加强城市基层治理创新,基本要义是把党的领导植根于基层。加强城市基层党建,最关键的是要紧密依靠基层党员队伍。在未来中国社会发展中,社区是社会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社区基层党建是党的建设战略转移的重要阵地,应该运用新思维创新党建和社区治理工作。     

中国式现代化与收缩型城市“单位社区”空间治理的再造

当前收缩型城市基层社会的治理空间场域正经历着从单位消解到社区制成熟,从行政式管理到多元治理主体协同参与的实践进程。传统“单位大院”这一集生产、生活和社会交往为一体的空间治理方式已经难以满足日益多元化社会的需要。为有效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进程,只有打造公共性的社区空间网络,强化社区空间自主性,破除约束社区治理网络空间的体制性因素,方可在新时期构建起多元治理主体共同参与的制度平台,以“赋权”社区自组织等方式积极推进“逆行政化”的创新,最终实现收缩型城市空间社会治理目标。     

多元分化与关系重构:社会组织参与城市基层社区治理的模式研究

针对当前后单位制背景下普遍存在的社区多元分化的现实,城市基层社区治理纷纷引入新的元素,进行着一系列的关系重构。正是在这种社区治理的关系重构中,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才得以成为可能,并形成了三种典型社区中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实践模式,即单位制社区中"协作式参与治理实践"、街居制社区中"参与式合作治理实践"、物业小区制社区中"介入式参与行动治理实践"。因此,针对不同社区的地缘特征、区位环境、发展状况和居民需求,积极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引导专业性社会服务机构参与社区治理,将成为实现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和社区建设与发展的主要内容,也是当前城市基层社区治理创新的必由之路。     

全过程人民民主如何在基层发挥功效？——基于深圳市“民生微实事”政策的考察

在积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过程中，把人民当家作主落到实处，一直是基层治理探索的方向。自2015年起，“民生微实事”惠民政策在深圳市全范围实施并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民生微实事”政策的实施过程分为五个阶段：在项目征集阶段，社区权力向全体居民开放；在项目评议和项目确定阶段，激活制度公共性，使资源向公共利益转化；在项目实施和项目验收阶段，建立了公共权利与公共义务之间的匹配关系。这五个阶段相互关联、层层递进并共同作用于社区共同体机制的构建，有助于制度公共性的产生。针对“合作共治”中从社区到市四级的“块”与财政、民政的“条”出现偏离合作初衷而导致的基层治理负担加重和压力加大，以及过度监督致使基层治理激励不足、制度模糊性导致制度公共性流失等问题，研究认为：重构“民生微实事”政策的公共性，需要在制度的顶层设计上具有明确的公益导向、在项目全过程中围绕议题进行充分的讨论与辩论并不断形成区域文化和特色品牌项目的积累。     

我国社区治理研究中“脱节”现象的反思

我国社区治理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层出不穷,但在社区治理研究和实践发展中存在着“脱节”现象,如何认识和解释此种现象成为社区治理研究中不可避免的问题。通过转型社会中我国社区治理研究现状分析,发现产生“脱节”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在社区治理理论和模式研究中存在“形式主义”风险;在社区治理实践中存在“合理无知”的公众参与现象;社区治理研究的时空适合性对实践存在着制约作用;社区治理研究的替代价值和存在价值的取向变化,以及社区治理研究的“理论实践”也影响“脱节”现象的产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社区治理模式研究的可能,并对当前社区治理研究进行了反思与推进。     

新媒体视域下城市社区“微治理”路径研究

新媒体视域下的城市社区"微治理"路径研究,既是对"微治理"场域下新媒体功能的多维审视,也是以新的媒体技术与互动传播模式推动社会治理的渠道探寻。基于新媒体与城市社区"微治理"的契合维度,提出新媒体视域下城市社区"微治理"实践路径,包括以新媒体拓展城市社区"微需求"表达渠道、以新媒体形塑城市社区"微参与"协商空间、以新媒体优化城市社区"微项目"运行路径。     

基层社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城市社区治理是一个制度创新、社会重构、工作格局改革的系统工程,有一个培育和发展的过程。通过对深圳一个“村改居”社区的分析,剖析了城市社区治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要从通过社区利益共同体构建、社区自治组织权威再造、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社区居民参与机制建设等重构社区治理格局,促进社区发展与和谐社区建设,实现社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半嵌入性互动治理的形成逻辑与主要类型——以H街道四个社区的业委会与物业管理运作为例

城市基层治理涉及多元治理主体的复杂互动关系,这种复杂的互动关系内蕴着权力结构与秩序的演变。国家、市场、社会三方主体力量在中国强国家弱市场弱社会的现实背景下,呈现出以结构性非对称性形式相互依赖、三角权力关系稳定、相互弥补各方失灵为特点的互动形态。文章将此互动形态在基层社区中的运作概括为“半嵌入性互动治理”。基于国家-市场-社会三维分析视角,通过多案例比较方法研究H街道四个社区的业委会与物业管理运作,发现“半嵌入性互动治理”在现实运作中呈现多种类型。国家、市场、社会在基层社区治理中的互动关系会根据现实需求与权力博弈进行平衡与调试,最终保证社区内部安全与有效治理。     

基层治理新趋势：以系统化改革破解基层治理的难题

随着我国走向现代化发展新阶段,基层治理也面临着现代化的转型。在此过程中,要突破基层治理在认知性、结构性和功能性方面的困境,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系统观念”。为此,基层治理改革要加强党政统筹的顶层设计,通过优化治理系统结构、明确系统主体职责和推进数字化治理等改革措施,实现由“要素管理”向“系统治理”转变,以求增强基层治理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从而全面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关于天津市河东区以城市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创新的调查与思考

正城市社区是国家治理和社会生活交叉与结合的空间,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源头,领导基层治理也是基层党组织的重要职责之一。近年来天津市河东区坚持党对基层治理的全面领导,从治理体系、组织架构、多元参与、基础保障等方面进行探索改进,成功走出了一条符合大城市中心城区特点的以基层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新路子。     

再造可治理的邻里空间——基于空间生产视角的分析

住房商品化重构了中国城市的居住空间和社区权力格局,而业主维权行动集中体现了基层城市社会变迁给社区治理带来的挑战。本文试图解读业主维权行动对地方政府的城市基层治理策略的影响。现有文献将社区治理制度和业主维权行动看作两个独立的研究议题,未能很好解释社区治理规则(变化)与业主维权行动两者之间的关系。本文将列夫菲尔的空间生产视角引入社区治理研究,尝试为社区研究提供新的理论模式和分析框架。研究认为,社区治理规则的变化是政府建立可治理的邻里空间与业主追求权益与自治两者角逐的后果;在国家应对治理挑战的过程中,话语和表征塑造了人们对社区的理解和想象,合法化了国家对私有化空间的介入,因此在重塑可治理的邻里空间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空间的生产的视角要求研究者思考社区治理规则与业主维权行动之间的辩证关系,是对现有社区治理研究视角的重要补充。     

城市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建构逻辑与实现路径

城市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石。针对当前城市社区治理暴露出的结构性问题和系统性风险,需要重新审视城市社区治理能力的结构要素,重构治理逻辑,在充分考量城市社区治理能力现状的基础上,从治理理念、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技术、治理效果等角度探究推进城市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路径。     

人民政协推动城市社区治理的思考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人民政协，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人民政协在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城市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神经末梢，是国家治理体系最基本的单元。因此，提出人民政协推动城市社区治理的建议：广泛开展基层协商，将人民政协协商延伸到基层；提升政协委员履职能力，强化责任担当；全力引导群众树立协商意识，有序参与协商；合理运用新媒体手段，创新协商参与形式。     

“微治理”:基层社会矛盾源头预防的有效机制——基于常熟市H社区“微治理”的案例分析

"微治理"机制可以随时随地深入到普通百姓的生活生产中,了解可能发生的矛盾源头,具有无孔不入、见缝插针的特点和优势。当整个社会上的"微治理"机制呈现出弥散性分布时,就构筑起一张有效的矛盾源头预防安全网,从而控制和消弭基层社会矛盾的发生和发展。常熟市H社区的实践有力地证明了"微治理"以一个"楔子"的方式嵌入了现有的基层治理结构中,形成密集的治理网络,为防范基层社会矛盾的发生与发展起到了一个"安全阀"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