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格化管理政策转移要素组合与政府注意力配置：基于S市实践的QCA分析

网格化管理政策是当前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在网格化管理政策转移实践中往往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政策差异，探究地区间政策转移程度差异的影响因素及其形成机制显得非常重要。通过S市的网格化管理政策实施情况的案例研究，从政府注意力配置角度构建了“注意力嵌入—分层—同步”的网格化管理政策转移分析框架，并采用模糊集的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相应假设进行验证并得出研究结论。研究发现，S市的网格化管理政策转移影响因素组合可划分为“资源支撑型”与“需求响应型”两种政策转移类型。其中政策响应、财政水平、激励效力、监督效力对政府注意力配置产生了显著影响，进而导致网格化管理政策在转移中出现政策变异。在此基础上，网格化管理政策转移呈现出价值导向与注意力嵌入、情境适配度与注意力分层、资源监督与注意力同步等共通逻辑。     

政府公报数字化转型流变与路径选择

政府公报是政府管理服务社会的重要工具，历史极为悠久。政府公报的具体形态，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而不断变化，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当前，数字化、信息化技术日益普及使用，政府公报正面临数字化转型的机遇和挑战。一些国家的政府公报数字化转型取得了初步经验。推进我国政府公报数字化转型，需要立足我国现实，从转变观念入手，通过政策发布数字化转型，实现政府公报的全面数字化。     

地方政府“规划式”脱贫及治理困境反思——基于N省脱贫元规划的案例分析

在当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背景下,精准扶贫战略目标的实现依赖于政府治理范式的创新和转变。在精准扶贫战略实施过程中,地方政府沿用"规划式"治理逻辑,依据"刚性时间约束"分解推进脱贫行动计划,运用"试点—扩散"工具优化政策设计。通过对N省脱贫元规划治理过程的实证考察,发现地方政府的"规划式"脱贫遭遇了治理实践的漏评、错退、群众满意度偏低等治理困境,致使其规划内容安排与治理实践发展相背离,带来各级政府治理压力的加剧和治理成本的增加。精准扶贫战略体现在乡村扶贫治理情景中的识别精准、帮扶精准和管理精准,实质上是各级政府治理逻辑、治理路径和治理工具的精准。地方政府应重新审视其"规划式"治理逻辑,探索和创新"精准式"的扶贫治理范式,提升精准扶贫治理绩效。     

政策工具选择与我国公共管理社会化

公共管理社会化实质上是政策工具的重新选择,是以强制性程度较低和直接性程度较低的政策工具逐渐取代强制性程度较高和直接性程度较高的政策工具。政策工具的选择,受到社会异质性、社会能力和政府能力三个变量的影响。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来看,社会异质性显著增加,社会能力获得较大提升,政府能力相对下降,这为我国公共管理社会化的开展创造了契机和可能性。我国公共管理社会化的进一步推进需积极培育社会能力和提升政府能力,特别是实现政府能力的结构转型。     

论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建设的政策工具选择

政策工具是将政策科学落实到政策执行层面的重要研究领域,也是地方政府治理的工具载体,与地方政府治理是三维向度的互动关系。我国的政策工具实践并未实现现代化诉求下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和制度理性的动态均衡,鉴于此,须从优化政策工具时代应用背景、建设地方政府特色新型智库、强化非强制性政策工具功能、完善地方政府绩效评估制度等方面转向。这一研究既拓展了理解视角,又为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政策工具选择与我国公共管理社会化

公共管理社会化实质上是政策工具的重新选择,是以强制性程度较低和直接性程度较低的政策工具逐渐取代强制性程度较高和直接性程度较高的政策工具.政策工具的选择,受到社会异质性、社会能力和政府能力三个变量的影响.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来看,社会异质性显著增加,社会能力获得较大提升,政府能力相对下降,这为我国公共管理社会化的开展创造了契机和可能性.我国公共管理社会化的进一步推进需积极培育社会能力和提升政府能力,特别是实现政府能力的结构转型.     

政策工具视角下省域流域治理的府际协同研究 ——基于九龙江流域政策文本(1999—2021)分析

省域流域治理的有效性依赖各级政府间的相互协同.基于政策工具视角,对1999—2021年59份与九龙江流域治理相关的政策文本进行内容分析,利用Nvivo 12挖掘出1608个参考点,构建出管制型、市场型、技术促进型、多元参与型、协同型等五种政策工具,并建立起基于时期变迁、工具结构、府际协同、治理效能四要素的分析框架.研究发现:九龙江流域治理的府际协同历经议题启动、政策创新、制度创新、法治构建四个阶段;在初期,地方政府均偏好选择管制型工具;随着治理制度和机制的不断丰富和完善,对协同型政策工具的使用频率逐渐增加,府际协同得以深入推进和不断增强.基于此,省域流域治理需要综合考量政策过程阶段性和政府结构层次性所带来的差异化政策工具选择问题,精准采纳政策工具,以进一步加强府际协同和提升治理效能.     

社会抗争行为场域的逻辑:基于政治机会结构与政府学习维度的检视

社会抗争关系到利益表达与维护,作为一种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形式,国内的抗争诉求多集中在"权利与利益"方面。社会抗争行为发生在一定的场域之中,场域中包含抗争者、管控者、制度、规则等内容,场域具有非"是非"特征,呈现出一种波动性的"半闭合"状态。社会抗争行为场域的产生离不开政治机会结构,政治机会结构塑造了抗争场域,在场域中放置了政治机会与政治限制。当然政治机会结构是政府"过程学习"的结果,虽然政府有"内生性"学习目标(为人民服务),但是政府的学习也会出现偏差,因而社会抗争行为的场域——政治机会结构——政府的"过程学习",这一衍变过程即是社会抗争行为场域的逻辑所在。展望未来,逐步构建回应性政治,在政治吸纳上做功课,遵循社会抗争行为场域的逻辑,显得尤为重要。     

我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政策工具研究

自工业革命以来,制造业一直是科学和技术进步成果的重要载体,是创新的重要发源地。当前,随着数字经济的加速发展,深化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是我国推动制造业由大变强和转型升级的关键举措。完善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政策体系将为我国实现制造强国的战略目标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根据我国现行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政策工具的分布和借鉴美德等制造业领先国家的经验做法,我国未来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政策的制定应从加大以鼓励创新为导向的供给型政策工具的推动力度、强化以完善机制为导向的环境型政策工具的影响作用、增强以分担风险为导向的需求型政策工具的拉动效应等方面予以完善,强调各类政策工具组合的整体协调性,加快构建完备的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政策框架体系。     

地方政府与企业治污的互动博弈及其政策选择

地方政府监管环境与企业生产污染的活动,实质上是双方参与的利益博弈过程。其中,政府环保策略是博弈过程的重要变量。弱制度约束下的单方理性会降低环境收益,并阻碍社会福利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的帕累托最优的达成。按照博弈的逻辑结构,不同场域下地方政府和企业间的纯策略博弈过程及结果各不相同。为改善博弈失衡困境、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政企合作双赢,针对不同国家主体功能区地方政府与企业的治污博弈结果,应采取不同的合作治污政策。     

跨界治理理论与数字政府建设

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的蓬勃发展,助推传统科层式政府向数字化政府转型。数字政府建设与跨界治理模式有着密切的理论联系,二者在价值理念、治理工具、治理结构等方面具有一致性。引入跨界治理理论模型,从结构、过程、领导三个维度构建政府数字化转型的行动框架,借助广东数字政府建设的典型案例分析,发掘我国数字政府建设的现实困局与突破路径。网络时代推动数字政府改革创新,需要重塑组织架构,构建适应数字化转型的政府职责体系;加强制度供给,形成数字政府与数据治理的制度保障;改善运行机制,做好数字政府建设的全流程评价监督;锻造跨界领导,营造协作共享的组织文化与政治生态;创新工具应用,推动颠覆性技术与政府治理深度融合。     

元治理视域下推进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与行动框架

共同富裕作为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已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的目标引领和战略任务。在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与分析的基础上,借鉴并运用元治理理论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供有益的理论启示与治理思路。元治理突出强调政府权威在公共事务治理过程中的主导性地位,并注重科层治理、市场治理和网络治理等三种治理模式融为一体。元治理作为一项治理工具,能够有效地克服治理理论在我国现实环境下面临的一些逻辑困境和治理失灵问题,与我国推进共同富裕过程中的全面逻辑、动态发展、现实基础以及利益冲突的消弭等方面具有较强的耦合性与适切性。基于耦合逻辑的理论分析和我国政府治理的现实场域,提出一个推进共同富裕的元治理整体性分析框架,旨在强调政府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应充分发挥整合者、建制者、协调者、监管者等的关键性角色和主导性作用,调和政府、市场和社会的集体行动困境,以多元主体力量协同推进共同富裕的稳步实现。     

超大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逻辑、进路与优化

治理数字化转型是新时代推进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应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逻辑、有效治事的效用逻辑以及撬动改革的发展逻辑。超大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在理论层面,基于“结构—过程—功能”分析框架,是一个以数字技术赋能治理体系调整、治理过程优化,进而释放超大城市社会治理整体效能的过程;在实践层面,通过对以北京“接诉即办”和上海“一网统管”为代表的超大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实践的比较分析发现,虽然转型动力和转型路径不同,但是技术和制度都是影响转型的关键性要素,且二者相互作用。从整合性、过程性视角出发,协同理念、组织、技术与制度四要素,未来优化超大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需走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良性互动的复合路径,同时推进技术和制度双重变革,并在机制创新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体制改革。     

项目扶贫场域碎片化衍生的贪腐问题

项目扶贫是项目治国在精准扶贫领域的重要体现,是以项目为载体的精准扶贫形式,承载特定的价值目标和实践功能,但在以项目为载体的精准扶贫过程中出现了贪腐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把扶贫项目衍生的贪腐问题放在项目扶贫场域中观察和分析更能够呈现其内在实质、发生机制和演化过程。项目制把主体、内容、运行等要素集成而构成项目扶贫场域。多元主体的多元利益诉求、运行过程的多元规则并存、资金政策的多渠道投放共同作用建构了项目扶贫场域的碎片化特征,诱发部分扶贫干部价值取向偏差,扶贫项目成为追求私利的机会,构成"项目扶贫场域碎片化-价值取向偏差-贪腐行为"的逻辑机制。弄清项目扶贫场域与贪腐行为的关联对通过项目扶贫场域治理来抑制贪腐行为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中国产业政策差异的文献量化研究——以半导体照明产业为例

中国产业政策的制定主体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两个层面。中央政府政策具有全局性、指导性和原则性等特点,地方政府政策则更具针对性、特殊性和可操作性,其不同的特征使得中央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之间的产业政策存在时间、机构和内容等多方面的差异。本文以中国半导体照明产业为例,搜集整理中央政府和广东、福建、江西、甘肃四省地方政府颁布的产业政策,采用政策计量和内容分析方法,开展基于发文时间和发文机构的文献外部属性特征分析,以及文献内容的政策工具类别挖掘,描绘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之间产业政策的差异,进而探讨政策差异与产业发展实践的关系。研究发现,中国半导体照明产业政策发文时间的初始颁布年份和密集颁布年份存在差异;政策发文单位的层级和产业主管部门存在差异;政策工具使用的目标、重点、思路和时间存在差异;不同地区产业政策导向影响了地区产业发展模式。本文的研究框架和方法可应用在其他产业政策差异的分析上,研究的相关结论可为产业主管部门制定政策提供支持     

工作队驻村帮扶引发的扶贫场域解构及再结构化研究——以苏北G县为例

精准扶贫是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工程。在产业帮扶成为主要扶贫方式的同时,干部驻村帮扶的力度也在不断增强。在组织场域理论分析框架中,描述省委帮扶工作队入驻G县所取得的扶贫绩效及其引发的扶贫场域解构。场域解构具体表现为场域组织数量和种类的变化、竞争性制度逻辑的出现以及治理结构的变化。扶贫场域解构导致组织间关系更加复杂、竞争和冲突更加剧烈、资源分配更加不公、场域制度逻辑缠绕混乱、监督治理成本增加等一系列负面影响,最终影响县域整体扶贫绩效,产生了扶贫场域再结构化的需求。通过建立大扶贫格局、凝聚扶贫的文化价值共识、整合制度逻辑、构建场域运行机制,实现扶贫场域再结构化,以提升县域扶贫成效。基于场域结构变迁的工作队驻村帮扶研究不仅为精准扶贫实践提供理论指导,同时也为“制度-行动者”互动模式提供中国经验。     

中央-地方互动与“十一五”节能目标责任考核政策的制定过程分析

节能目标责任考核政策是我国"十一五"期间用以保障实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20%这一约束性指标的重要政策,本文从中央-地方互动视角研究该政策的制定过程。研究发现,节能目标责任考核政策的制定过程呈现出"中央政府提出方针——地方政府进行创新性政策实践——中央政府肯定创新并颁布新政策——地方政府进行政策复制"的中央-地方互动特征,具有地方政策创新和自上而下政策复制相结合的特点。源自省级政府的政策实践是我国节能目标责任考核政策建立的主要学习源,为中央政府的政策出台提供了参照与经验,加速了中国节能考核政策的发展。但这些作为政策备选项的地方实践,总体上比较单一,并在中央节能目标责任考核政策出台后迅速进行了复制式修订。此外,节能目标责任考核政策的地方创新性实践主要发生在省级政府层面,地市级政府和更低层次的政府更多起到的是政策执行的作用。本文从动力机制的角度对此现象进行了初步解释。     

经济转型背景下地方政府行政逻辑的自主性辨析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以实现经济转型,是"十二五"规划目标的基本前提和要义之一,也已成为当下我国继续推进现代化进程的一个新的重要议题。本文认为,在此过程中,压力型体制下形成的我国地方政府行政逻辑中的自主性仍有其发挥作用的空间,但显然需予以再定位。那么,地方政府的这种自主性何以可能?有哪些主要变量因素?其行政逻辑转型的目标模式又应是什么?本文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相应的讨论。     

我国慈善捐赠政策的政策变迁与工具选择 ——基于中央层面的政策文本分析

慈善捐赠政策工具的有效使用是连接慈善目标与慈善结果的关键桥梁.采用内容分析法,对中央层面的慈善捐赠政策文本进行筛选、编码与分析,结果显示:受社会环境等多重因素影响,我国慈善捐赠政策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在基本政策工具维度上,慈善捐赠政策存在强制型工具偏多、混合型工具使用不均衡、自愿型工具短缺等特征;在慈善捐赠发展要素维度上,政策工具使用广泛,但不同领域、阶段应用程度不一.未来,政府应该优化政策工具结构,合理匹配政策工具,落实慈善捐赠管理,以完善慈善捐赠政策体系.     

简政放权的行动逻辑与实现路径——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

邓小平曾指出改革是一场革命。国家治理现代化所提出的简政放权改革新要求也应该是一场革命。这场革命要求从一元治理结构转向多元治理结构,从集权转向分权、从礼治转向法治、从管制转向服务、以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从而实现治理结构与治理方式的现代化转型,以此作为推进简政放权的切入点。可以说,作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项战略部署,简政放权以治理结构转型与治理方式变革为逻辑基础,旨在厘清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边界,构建"有限政府""责任政府"和"服务政府",还"利"于民、还"效"于市场、还"权"于社会,以此提高政府效能,激发市场活力,提升社会创造力,最终达到国家善治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