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巩固与国家能力——基于国家能力对于民主化进程影响的分析

在近代以来的多次民主化浪潮中,除少数国家之外,多数国家的民主转型和民主化进程都是一波三折,民主巩固艰难.其原因固然众多,但缺少应对和解决民主化进程中所面对的一系列问题的国家能力显然是其中非常关键的因素.本文认为,新民主政权只有有效解决转型问题、控制转型秩序、提升民主质量、促进民主文化形成,才能保障民主转型,走向民主巩固.     

民主转型与乌克兰的分裂

近年来,乌克兰政治危机频发,这与乌克兰民主转型有关。由于条件不成熟,民主转型带来以下问题:一是民主制度没有带来合法、有效的政府,中央权威被弱化,社会整合能力下降;二是在民主转型中,由于缺乏有效的社会监督力量,权力与资本合谋,政治家缺乏魅力,其社会影响力和感召力不强;三是由于经济、政治领域与寡头利益密切相关,政治家在这些领域难有作为,于是选择在阻力较小的思想文化领域"有所作为",推行大民族主义,将乌克兰"乌克兰族化",结果加强了族群边界意识,为国家分裂埋下了隐患。乌克兰的民主转型及其危机给多民族国家带来重要启示。     

法团主义、公民社会以及中国民主转型

在分析国家和社会关系的诸多路径中,公民社会以多元主义假设为基础,强调社会之于国家的独立性并以此作为对国家权力的制约;法团主义则关注国家对社会的控制以及二者之间制度化通道的建立。较之公民社会,法团主义的路径选择从民主发生学、制度基础以及体制改革等方面与中国民主转型更为契合,因此更具有现实意义。     

经济发展与民主转型关系探究——以韩国为例

民主与民主转型是当今社会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自觉不自觉的卷入民主化浪潮,各种民主及民主转型理论也不断涌现。本文指出经济发展及其所造就的一系列有利因素推动了韩国民主化转型的深入和发展,从韩国民主转型的成功案例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发展与民主转型之间存在着重要的正关联关系,经济发展对于民主转型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     

论民主转型中的政治价值重构

近期,一些国家通过街头政治的方式迅速地实现了民主转型。但是,这种＂转型＂是不稳定的,存在许多隐患。民主转型的实质是民主的信念和价值的最终确立。处在转型过程中的社会,其以往的政治价值必然同民主的价值发生激烈的冲突。在不断的相互碰撞中,双方互相吸取彼此的思想要素,最终形成一种具有本国特色的主流政治价值。但价值不是空洞的口号,一定的制度体现着价值的内涵,同时制度也形塑着价值。政治价值重构的结果最终会带来政治体制的改变。本文认为,在政治价值重构的问题上,需要形成被民众接受的权威,政府与社会之间形成互相纠错机制,尤其是要协调民主价值与学习西方具体制度这二者的关系。     

前沿视点

政治转型切忌民主幼稚病田文林在《环球时报》撰文认为,半个多世纪来,一种可称为民主幼稚病的症状,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传染。到上世纪90年代,第三世界开始了所谓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许多国家建立或重新恢复多党民主,但20多年后,大部分第三世界的民主体制运行得都不是很好,民主失去了它往日的声望。不少第三世界民众对民主制度的支持率一跌再跌,对强政府支持率反而不断上升,由此使军人执政现象再次抬头。评价政治转型的成败标准,不应该简单地看是否走向了民主化(如全民选举、多党竞争等),而是看这种变革是否富国强民,增强综合     

政权"内卷化"与国家建设的悖论——从"文化权力网络"的理论逻辑出发

所谓"政权扩张的内卷化",是指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无法转化为更高形态的现象.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政权内卷化往往是现代化过程中的"陷阱".本文认为,从"文化权力网络"的逻辑出发,关键在于给予民众民主权刺,通过民主,至少是部分的民主自治来解决地方政权经纪化的问题.但对于绝大部分后发现代化国家来说,在完成国家民主化转型的过程中,在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往往要作出艰难的权衡,如何迈出这一步,不仅对学者是一种考验,同样也考验着执政者.     

向民主转型

向民主政治的转型,成为20世纪最后30年许多政权首当其冲的任务,也是当今政治领域一个比较热门的话题。美国著名政治学者亨廷顿把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当代政治转型称为"民主的第三次浪潮",并对当代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模式提出了独到的描述和框架,是公认的政治发展研究最重要的理论成果之一。本文主要探讨了亨廷顿的民主及民主转型基本思想。     

俄罗斯总统与民主道路的选择

在总统制国家中,总统的权威和能力对于一个国家民主道路的选择会有重要影响,既能满足那些急剧增长的参政要求和权利要求,同时又适当地遏制和平衡这种要求,使其不至于超出民主化过程中各具体阶段所能承受的范围。选择正确的民主道路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有重要作用。本文就以俄罗斯为个案,分析了叶利钦和普京两位总统,他们在执政期间,拥有不同的政治权威,采取了不同的民主形式,产生了不同的效果。     

走向新区域主义:俄罗斯联邦主义的发展

联邦制是设计中央-地方关系的制度框架,其中涉及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垂直权力关系和行政机构、立法机构、司法机构之间的横向权力关系,而垂直权力的集中与分散是识别集权单一制国家与联邦制国家的重要标准。俄罗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开始向联邦制转型,经历了主权巡游阶段、联邦协议阶段、俄联邦新宪法阶段、地区封建主义阶段和准联邦制阶段。在俄罗斯从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向联邦制转型的不同阶段中,联邦控制和地方自治能力一直是转型与政府改革的重点。改革并没有真正改变中央集权的传统,反而加强中央联邦对区域的控制,并不断削减区域自治,因此,严格而言,俄罗斯是一种"准"联邦制。但是,联邦控制区域的政治目的受到外界超国家层级经济发展和俄罗斯政治传统的影响,俄罗斯的转型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区域自治能力,促使了"新"区域主义的产生。     

新民主主义宪政立法的有益尝试——1946年《哈尔滨市施政纲领》考察

1946年《哈尔滨市施政纲领》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为建立国家政权积累经验,在中心大城市实行民主政治、建设管理政权的初次尝试,是对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最早实践。该纲领中提出的“建立民主的、法治的社会秩序”及“建设和平、民主、独立、繁荣的新哈尔滨”的构想,对其后相继建立的各解放区的宪政立法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产生了直接影响,是新中国宪政立法的重要渊源。     

论宪法概念在近代中国的转型

清朝末年,西方近代的社会政治思想传入中国,与中国救亡图存的民族诉求相结合,在清朝统治的最后十年形成了强大的立宪思潮和立宪运动.在立宪思潮和立宪运动中,宪法的概念开始发生划时代的转型,这种转型首先表现在思想渊源方面,人们开始跳出民本主义的思想樊笼,进行政治变革的思路出现了从民本到民主的转变,根本法的观念开始确立,通过控制国家权力以便保障个人权利的宪法价值观逐步形成.     

论我国司法制度的转型——我国司法改革的主要问题

我国司法腐败是制度性的权力腐败 ,因而司法改革的主要问题是从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以国家权力为本即官本位的司法制度向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以公民权利为本的现代民主的司法制度的转型问题。司法制度的转型是依法治国的要求 ,归根到底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要实现司法制度的转型必须转变理论观念。     

民主崩溃的政治学——选民分裂、政治制度与民主崩溃

民主崩溃（democraticbreakdown）是影响重大的政治事件，它通过改变一国的政体改变了数百万乃至数千万人的生活。如何防止民主崩溃，对于新兴民主国家来说是重大的政策议题。关于民主崩溃的研究，应属于民主转型研究的一个领域，但这一研究领域对民主崩溃的关注相对较少。然而，民主崩溃在学术和实践上都是一个重要问题。这篇博士论文试图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系统地解释民主政体为什么会崩溃？何种原因导致了民主政体的崩溃？这种原因是通过何种因果机制起作用的？希望这项能够为新兴民主国家提高民主政体的稳定性提供政策启示。     

国际关系发展史中的民主政治与民族国家因素分析

国际关系的历史主要是民主政治推进与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而权利是推进民主政治进程与民族国家形成的主要因素和动力。虽然在国际关系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民主政治的推进与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在表现形式上呈现出多样化特点,并不是总保持一致、均衡发展,但究其本源,各国都是以权利为本位来实践着本国的发展道路。     

政坛上的袖珍名人

不知道是否应了＂浓缩的即是精华＂这句话,各国政坛历来都不缺乏矮个的领导人。 世界上有记录以来最矮的国家领导人,是墨西哥前总统贝尼托·胡阿雷斯,他只有1.35米。在1858年至1872年间,他曾5次出任墨西哥总统。他出任总统后,击退教皇势力对墨西哥的控制,改善印第安人的生活,是墨西哥人至今仍然念念不忘的民族英雄。     

从公民参与看东亚民主转型

西方演进型民主的发展历史,昭示出自下而上的力量在通往民主的道路上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这种力量表现在民主运动中便是公民以不同形式对民主政治的参与。东亚国家和地区在民主转型过程中同样体现了这样一种趋势。民主参与不仅是一种政治活动,还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即参政权。转型社会的参与类型较为复杂,主要包括制度性参与、合法的非制度性参与和非法的参与。在权威政体松动、开始推行民主化之后,公民会逐渐远离非法的制度外参与。     

宪法30年——变革年代的宪法成长

1982年12月4日，一部新宪法的诞生，成为中华民族命运转折的标志性事件。三十年来。 1982年新宪法伴随着时代风雨不断成长。促成了公共权力和社会治理的制度化转型，滋养了民主、法治、人权等国家价值观和社会观念的日益崛起。也见证了改革开放、社会进步的沧桑巨变。     

公民意识：中国法治进程的内驱力

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不仅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华民族的多年梦想,它标志着中国正以坚定的信念和步伐跨向二十一世纪的“法治时代”。然而,建立现代法治国家是一个总体性进程,公民意识作为一个关键的结构性要素,必将发挥重要的内在动力机制作用,特别在我国缺少民主与法制传统,且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整体转型过程中走向法治,公民意识的“文化霸权”作用就更不可或缺。     

立法听证：彰显民主制度的价值

2005年9月27日，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联合举行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减除费用标准的听证会。开了中国最高国家立法机关立法听证的先河。这昭示着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致力于立法科学化与民主化的一次重大探索，拓展了参与途径、完善了表达程序、提升了民主程度，标志着我国民主立法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