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保守主义的实质与变迁——关于理查德·派普斯俄国保守主义的研究

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派普斯对俄国保守主义的研究,是对俄国政治文化传统的总结之作,对中国的俄罗斯学界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他认为,俄国保守主义的实质就是拥护专制制度,而俄国专制制度的性质是君主的家长制统治,即国家与君主一体,君主代表一切,所有人都依附于君主,国家机构只是君主的私人机构,而未发展成为公共机构。理查德·派普斯分析了数百年间俄国保守主义思想的变迁,认为它是俄国的主导政治思想。俄国1861年改革后,民族主义和反虚无主义成为俄国保守主义的重要内容,自由主义则演变成独特的自由保守主义。但是政治斗争的激烈化导致政权与社会的鸿沟加深,自由派与保守派无法合作,帝制最终倾覆。派普斯对俄国保守主义的分析具有相当的深度,认为俄国社会的发展程度太弱,是导致专制主义强化的根源。但是他并没有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窠臼,对俄国保守主义的认识比较狭隘,而且对俄国专制制度在现实中的政治活动及其与社会的相互关系的认识太过简化。对于俄国保守主义的历史与现实,学者们还需更进一步地理解与阐释。     

俄罗斯的新欧亚主义思潮与欧亚党

俄罗斯的欧亚主义思潮经历了古典欧亚主义、古米廖夫欧亚主义和新欧亚主义三个阶段。以杜金为代表的新欧亚主义宣称用现代地缘政治学思想、传统主义、“保守的革命”新方法论和“第三条道路”经济模式丰富了欧亚主义。“欧亚党”把新欧亚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属于中派政党,在政治上支持普京总统。但是普京的观点与新欧亚主义并不一致。新欧亚主义既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内容。新欧亚主义和欧亚党在俄国面临严峻挑战。     

斯大林主义的根源及其当代意义

斯大林主义是俄罗斯传统与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合流,其形成显然具有路径依赖特征。今日普京变革的社会背景和制度环境与苏联新经济政策后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从这一意义上讲,用新的语言和符号包装起来的斯大林主义的再现未必是不可能的。     

从欧洲化到苏维埃化的跨欧亚帝国治理:关于欧亚主义的论述

1920-30年代,有一批俄侨知识分子务实面对苏维埃化了的俄罗斯,力图重建关于俄罗斯帝国——苏维埃国家之认知,因而出现了欧亚主义运动。以特鲁别茨柯依为代表的欧亚主义思想家们,并非在海外闭门造车,而是立足于复杂的历史经纬,具体论述了欧化治理方式的不合时宜性,包括俄罗斯文化和欧洲文化之差别、俄罗斯东正教与欧洲基督教之不同、俄国地理位置的跨欧亚性等。他们还以此来证明苏维埃制度的合法性,肯定其终止欧化进程的必要性和意义。俄侨知识分子的构成复杂,关于欧亚主义的相关论述也充满了矛盾。数十年间,欧亚主义思潮在苏俄境内默默无闻,可是在后苏联时代,随着白银时代和俄侨文化遗产的再发现,以及俄国融入欧洲的过程困难重重,它却在俄联邦各阶层又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俄国知识分子与政权

一、问题的由来在俄国近几年来知识分子与政权这个问题十分引人注目,它成了报刊杂志、圆桌会议的论题。人们不仅将知识分子看作是社会生活中的精神、文化现象,而且是政治现象。从俄国历史上看,当社会处于混乱状态,人们不知所措,徬徨,逃避现实,消极的时候,便会出现知识分子与政权关系这样的问题。“俄国经历了革命。这个革命没有给予人们所期望的东西。……俄国社会被过去的紧     

20世纪初俄国革命历史编纂学的基本问题

二月革命是俄国民主发展的历史分界线.但半年之后,就发生了十月革命,民主体系瓦解,20世纪俄国和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也就此根本改变.俄国第一个共和体制垮台的主要原因是,在等级社会、资格选举体系和群众政党缺失的条件下,建立经典议会制的思想却在革命领导人的意识中占居统治地位.二月革命虽然没有完成,但它的历史意义非常重大:由它宣告的自由主义改革纲领在后苏联时期开始得到实施.二月民主体系破产的经验,对20世纪末宪法危机的解决也产生了影响.在廓清会导致民主改革间断的社会因素时,重要的是要及时地用详细制订的解决冲突的方法与这些因素相抗衡.     

论乌克兰问题

乌克兰文化与俄国文化是同一个俄罗斯文化的不同版本。乌克兰加入俄国版图后,俄国文化的这两个版本如何融合为一的问题就一直是一个未能彻底解决好的问题。除了寻找文化之根的那个层面之外,任何文化都应该还有另外一个层面,即对精神峰巅的仰望。乌克兰文化的建立,就应该定位于不是与全俄文化去竞争,而是捐弃前嫌,对全俄文化进行补充和丰富。欧亚主义号召全体俄罗斯人——无论是大俄罗斯人,还是白俄罗斯人或乌克兰人,都要为把文化当作民族的自我意识来弘扬这一理想而挺身奋斗。     

俄国激进革命知识分子的特征及其影响

俄国激进革命知识分子是近代俄国独特历史道路的产物,他们的思想和道德包含着深刻矛盾。以他们为主体的革命激进主义思潮和运动表达了俄国社会部分精英对国家发展道路的一种选择,对俄国解放运动和俄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双重影响。     

跨越环境主权:东盟地区环境治理制度的演进逻辑——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

理解东盟地区环境治理制度演进的因果机制，需要梳理其中结构性因素与历史性因素对制度变迁的综合作用，本文运用历史制度主义分析框架研究发现，东盟地区环境治理制度变迁大致经历了萌芽期(1977—1992年)、调整期(1993—1997年)和深化期(1998年至今)三个阶段，先后表现出强调国家环境主权、重视国家环境责任、打造地区环境共同体的阶段性特征。在这一过程中，全球生态主义潮流的同频共振、从环境权利到环境义务的观念转变和多元国际行为体的参与构成了制度变迁的结构性逻辑。1997年亚洲烟霾危机的爆发、1999年东盟扩员的关键节点、“东盟方式”延续与扩散的路径依赖、治理制度的弱约束性，以及东盟国家成本—收益认知差异性的历史否决点，构成了制度变迁的历史性逻辑。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有助于整体性把握东盟地区环境治理制度变迁的内在机理和发展方向。     

20世纪的翻转：福柯对“形式主义”的反思

本文以米歇尔·福柯1983年发表的《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一文为解读对象，试图说明对福柯而言“形式主义”的觉醒是20世纪知识界非常重要的具有翻转意义的事件，在此基础上我们进而可以理解福柯为何要将法国结构主义以及20世纪的音乐、文学、建筑、政治、历史甚至革命都纳入到形式主义的潮流中来思考。     

论俄国突厥穆斯林运动的形成、发展与终结

19世纪中后期,俄国出现了以梅尔加尼、纳吉利和费兹汉尼等为代表的突厥语民族改革家,他们推动了俄国突厥穆斯林的民族自觉意识。在此背景下,迦斯普林斯基形成了自己对俄国突厥穆斯林社会的政治、宗教、民族、文化、教育等问题的新思想,并成为全俄突厥穆斯林运动的领导人。扎吉德运动和全俄穆斯林大会,是俄国突厥穆斯林运动的两个主要载体,但二者之间相对独立。1907年第一次俄国革命结束后,由于帝俄政府采取限制性政策,俄国突厥穆斯林运动走向终结。     

革命理论范畴内的当代俄罗斯社会转型——兼论弗拉基米尔·马乌的革命思想

针对俄罗斯90年代以来的社会变迁,学术界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视角进行了诸多的分析.而能否把这场变迁作为革命来研究,也就是说俄罗斯的转型能否被称为一次革命,则存在着很多争议.因为俄罗斯的转型不具有经典革命的特征,如暴力、新意识形态的萌发等.一些革命理论专家对新时代的革命进行了重新定义.通过对革命的发生、过程、后革命时期的权利集中等现象的分析,可以认为俄罗斯的这场变迁能够被归于革命的范畴之内.     

20世纪20年代俄国侨民界对欧亚主义的批评

20世纪20年代,欧亚主义在其诞生的俄国侨民界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各个流派都从各自立场出发对其展开批评。以别尔嘉耶夫为代表的宗教哲学家把欧亚主义视为根本无法实现的乌托邦,是感情化的、非理智的运动;以米留可夫和基泽韦捷尔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将其视为极端主义和俄国种族主义;以弗洛罗夫斯基为代表的斯拉夫主义者视其为斯拉夫主义失败的、倒退的继承者。各派都承认欧亚主义是一股强劲的思想潮流,他们在毫不留情地批评欧亚主义主张的同时,亦指出其富有积极意义的一面。这些反响从另一层面凸现了欧亚主义的特点。     

对马克思"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设想"的思考

马克思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从历史的角度分析,马克思提出这一设想是与马克思思考当时俄国的实际历史相联系的,是为了使俄国革命与西欧革命相配合而提出的一种设想,并不是一种成熟的革命理论.历史证明这一设想也是不能实现的.因此后来的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并不是马克思跨越设想的实现,而只是在俄国生产力不发达的历史条件下的一次社会主义实践,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创新性.但是,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实践严重违背经济发展规律,企图人为地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结果带来的却是历史的倒退和人民的灾难.     

1917年俄国革命的根源

俄国现代化进程的结构失衡造成的系统性危机,是导致俄国革命的客观前提。第一次革命迫使沙皇政权进行改革,但斯托雷平体制的失败造成了危机加剧的形势,酝酿了新的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激化了既有矛盾,与此有关的一系列事件把俄国引向1917年革命。     

悲壮与激荡的追思──韩国独立运动国际学术会议在沪举行

悲壮与激荡的追思──韩国独立运动国际学术会议在沪举行俄国革命、中国革命、韩国革命曾被并列为２０世纪初远东的三大革命运动。对于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不仅中国理论界有过深入、广泛的研究和宣传，而且普通国民也有较多的了解；然而对于韩国革命，由于众所周知的诸多...     

“一带一路”与东亚“西扩”——从亚洲区域经济增长机制构建的视角分析

文章从对当前欧美亚这三个世界上最大的区域经济集团考察出发,认为基础设施、产业关联和市场制度这三个基础条件构成了区域经济增长机制。依据不同发展阶段或内外环境,这些基础条件都有可能在区域经济增长机制的构建与扩展进程中起主导作用,并最终形成不同的区域经济增长机制。东亚区域经济增长机制正处于向亚洲区域经济增长机制扩容和转型的路径选择时期,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包含了对这一转型的路径设计和相关资源等公共产品,指导思想是从补齐地区基础设施"短板"入手,将基础设施联通作为构建亚洲区域经济增长机制的主导路径。这一思路明显有别于东亚原有以产业关联为主导构建区域经济增长机制的路径,也不同于当前世界多数地区以市场制度建设为主导构建区域经济增长机制的路径,为以发展中国家为主的地区经济增长提供了理论突破和实践的可能。     

泰国区域主义及其主导中南半岛次区域合作的尝试CSSCI

当前中南半岛次区域合作呈现多层次、多领域交叉重叠的复杂特性。以往对中南半岛次区域合作的研究侧重区域外大国分析视角,本文从次区域内中小国家视角,以泰国为分析对象梳理泰国区域主义的演进历程及其主导次区域合作的尝试。受历史认知、经济实力等因素影响,泰国一直抱有成为中南半岛次区域中心的诉求。总体来看,泰国的区域合作政策存在参与和主导两种不同的路径。“黄金四角”机制和三河流域合作机制是泰国试图将自身打造成区域中心的重要载体,并且,泰国以中南半岛次区域为中心的区域合作机制呈现出一种“曼陀罗”结构。泰国在区域合作中的角色及对主导地位的追求,揭示了中南半岛次区域合作层次互动的复杂性,也使得中国在推进“澜湄合作机制”进程中需注意泰国在中南半岛地区的地位诉求。     

俄国1917年革命和内战期间各种势力在乌克兰的角逐及结果

乌克兰历史文化复杂,乌克兰三次争取独立的历史都与国际地缘政治的变化相关联。第一次世界大战、1917年俄国革命及俄国内战导致的地缘政治变化为乌克兰提供了在帝国废墟上建立自己国家的客观条件。但由于乌克兰地区各种势力的不同要求,各种力量在乌克兰地区激烈博弈,最后布尔什维克取胜。一战前乌克兰地区分属于俄罗斯帝国和奥匈帝国两国,一战后,则分属于四个国家：苏维埃俄国获得了乌克兰的大部分,波兰获得了加利西亚和从前曾属于俄国的沃伦部分地区,捷克斯洛伐克获得了喀尔巴阡罗斯,罗马尼亚获得了比萨拉比亚和布科维纳。当时与俄罗斯及乌克兰问题利益相关的各国出于各自的利益考虑,也对乌克兰采取了不同的态度。研究俄国革命及内战期间乌克兰地区各种力量的争夺,对理解和认识当今俄乌冲突具有现实借鉴意义。     

结构性地区主义与开放性地区主义——西欧与东亚的比较

全球化浪潮下,地区主义伴随区域一体化得到迅速发展。在西欧一体化过程中,西欧国家通过重视合法协定、强调功能整合以及超国家机构的建设形成了结构性地区主义;而在东亚一体化发展中,东亚国家则强调不干涉原则,突出国家主权至上,抵制和质疑超国家机构,从而形成了弱机制化的开放性地区主义。两种性质的地区主义的成因主要在于:西欧和东亚的历史发展体系不同,导致其各自成员国之间的经济政治制度同质性程度不同,成员国之间的集体认同以及对民族国家主权的价值观存在差异。就发展趋向而言,自金融危机后,欧洲债务危机频现,暴露了规范严谨的结构性地区主义的僵化弊病,而东亚一体化过程中,东盟、10+1、10+3、东亚峰会等对话形式层出不穷,则表明了缺乏规范机制下的地区合作效率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