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的边界——我国轻罪制度的立法思考

从探寻现行立法意图入手,在分析和考察我国“定性加定量”犯罪概念界定标准的基础上,立足刑法基本理论和司法实践进行理性反思,提出构建我国轻罪法的理论思路,试图彻底解决立法调整对象竞合的制度性弊端.     

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看走私罪的法律修正

走私罪是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严"的对象,在立法和司法上具体体现为通过增大走私犯罪对象扩大走私罪的犯罪圈,<刑法修正案(七)>(草案)增加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其他货物、物品的犯罪,将走私罪的对象进一步扩大化,这种立法方式模糊了走私罪以犯罪对象来立法的标准,值得重新审视.建议按照类型化立法方式分别设立走私应税货物物品罪、走私限制进出境货物物品罪和走私禁止进出境货物物品罪.同时,在司法中充分体现对走私罪的"严中有宽".     

社会矛盾化解视野下的轻微刑事案件入罪标准考量

社会矛盾化解的职能要求检察机关在办理轻微刑事案件时对入罪标准有深入的考量。我国对违法与犯罪行为的界定采立法"初步定量",司法"精确定量"的模式,《刑法》第13条"但书"规定实现了出罪功能,但犯罪定量模式易产生司法实践中将"数额犯"的犯罪数额作为界定罪与非罪唯一标准的倾向,且无助于公民规范意识的建立。因此,现阶段在制定各种类案标准时应予以警惕。以化解社会矛盾为立足点,检察机关应把握刑事政策的入罪与出罪指向,从犯罪的本质出发对各类犯罪情节进行综合把握。     

再论我国刑法中犯罪概念的定量因素

犯罪概念由立法定性 ,司法定量 ,这是世界通例。而我国刑事立法中 ,犯罪概念既定性又定量。它是我国传统治国经验“法不责众”的现代模板 ,实际起着刑法“谦抑原则”的制度保障作用。但 2 0年来的社会实践表明 ,刑事领域一些难解的重大问题均与犯罪概念定量因素密切相关。对此予以探讨是本文的旨向所在。     

索债型非法拘禁中“他人”的限定

我国《刑法》第238条的规定不详细,影响我国司法实践当中对此种类型犯罪的定罪量刑。通过对此法条的分析,从法理和立法目的着手,通过对比其与绑架罪的区别,用"当事人过错责任原则"对其中犯罪对象的确定加以阐释,论证"他人"只能是债务人本身。有利于我国司法实践对于此种类型犯罪的明确。     

刑法应关注的是"损人"还是"利己"

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犯罪的本质是侵犯法益,法益侵害说应在我国立法及司法中始终得到贯彻.在我国尽管没有人主张与法益侵害说相对的规范违反说,但在刑法理论及司法实践中随处可见规范违反说的痕迹.     

犯罪与司法心理学研究方法——定量与定性的取舍

犯罪与司法心理学的科学研究离不开定量与定性的研究方法,但在长期的理论研究与实践过程中,存在着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脱节的现象,本文主要通过具体地阐述定量与定性的研究方法、犯罪与司法心理学基本问题与方法、多种研究方法综合应用来解决犯罪与司法心理学研究中割裂两种研究方法的困境.     

立法扩张与司法限缩：刑法谦抑性的展开

由形式谦抑性与实质谦抑性的有机统一、立法谦抑性与司法谦抑性的动态均衡所决定,前置法备而刑事法不用或少用,刑事立法备而刑事司法不用或少用,这既非象征性刑法在我国发韧的表征,亦非积极刑法观在中国肇始的告白,而是以谦抑性为内核的传统刑法观之精义所在。由此决定,刑法谦抑性在我国刑法现代化进程中的实现之路在于刑事立法扩张与刑事司法限缩的并行不悖和张弛有度,前者以行政犯增设的犯罪化扩张和刑罚强度减弱的结构化调整为主线,后者则应致力于以下两条进路的展开:一是前置法定性与刑事法定量相统一的刑法适用解释对立法犯罪化之司法认定限缩;二是前置法优先处理原则与刑事法优先处理例外相结合的刑事案件办理模式的倡导。     

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修订

无论是回溯立法过程还是横向比较,《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均是一部略显特殊的法律。在具体论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修订必要性或者具体条文增删之前,应当回到原点——厘清这部法典的立法思路。不应当孤立地考虑《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修订,而应梳理清晰这部法典在未成年人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与刑事法及行政法的衔接关系,合理界定其角色归属与立法重心。《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应主要规定临界预防,而一般预防的内容应分离出去,交给《义务教育法》和未来的《儿童福利法》;再犯预防的内容,则宜由刑法、刑事诉讼法、监狱法等刑事法作出规定。《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不应当在"预防"中自我迷失,而应当明确其调整对象是"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并以此重新确立法典结构与核心内容,赋予这部法典"司法法"的特征。     

知识产权犯罪的惩治与防范:现状、原因与对策

近年来,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明显上升,并呈现组织化、国际化、专业化等趋势.除了知识产权本身具有易受侵害性·及本罪犯罪成本较低外,立法不完善、司法实践中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等也是影响知识产权犯罪发生的重要原因.有效地惩治知识产权犯罪,应当解决刑事司法中的突出问题,重视罚金刑和资格刑在惩治知识产权犯罪中的作用,密切司.法机关与行政执法机关之间的协作与配合.     

物权请求权能否作为诉讼时效客体

各国关于物权请求权是否为诉讼时效客体在理论和实践中存在颇多争议,我国现行民事立法和正在起草的《民法 典》关于这方面规定存在着许多弊端,从理论与实务角度分析认为物权请求权不能够成诉讼时效的客体。     

从思维和存在关系的新视角探求诉讼证明方法

诉讼证明本质上是一种思维活动,诉讼证明的对象可分为两种最基本的形式:法律事实的证明和法律关系之证明,而法律事实的证明又有赖于客观事实的证明和心理事实的证明。证明对象不同,其相应的证明方法也不同。客观事实的证明遵循的是自然科学规律,而心理事实的证明遵循的是思维规律。     

完善我国继承权丧失制度的若干思考

继承权丧失制度是继承制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直接关系到继承权丧失人和其他继承人的切身利益,而且对于保障家庭职能的实现,弘扬法律的公平价值理念,维护和睦文明的家庭关系,构建和谐社会,均具有重要的作用.我国现行的继承权丧失制度过于原则、简单,缺乏可操作性.一直以来学界对该问题也少有涉足.对继承权丧失制度进行较为深入、系统的探讨,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完善该制度的建议.     

隐私权制度中的权利冲突

现代社会,隐私权日益成为一项重要的人格权。基于隐私权概念的不确定性和法律的局限性,隐私权与其他权利的冲突不可避免。解决的方式有立法和司法两种。其中司法中的利益衡量方法发挥着重要作用。从类型化研究来看,隐私权与表达自由的冲突主要通过司法途径解决,而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冲突则主要通过立法途径解决。     

四肢关节活动度测量方法研究

目的研究有效的四肢关节活动度的测量方法。方法以被测关节为原点,在构成该关节的“两边”上各取一点组成一个三角形,分别以两脚规测出“各边”的长度,运用数学原理,分别测出被测关节最大及最小限度活动的度数,计算出该关节的实际活动度及失能度。结果提高了准确度,减少误差,弥补了其他方法的不足。结论三角形法简便易行,克服了四肢因体态、制作工艺等因素造成的误差,是一种客观、精确、有效的新方法。     

试析优士丁尼《法学阶梯》“盗窃”专题之编纂

优士丁尼《法学阶梯》是以盖尤斯《法学阶梯》为蓝本进行编纂的，在国法大全中，《法学阶梯》是体系性最强的编纂成果，其采用了罗马化的希腊技术对法律材料进行组织，无论从总体架构上还是概念的构建上都较为系统。“盗窃”专题编纂体例的系统性和逻辑性堪称优士丁尼《法学阶梯》各专题中的典范，从罗马法学家的方法论入手对《法学阶梯》“盗窃”专题编纂的内部逻辑进行考察，是一种检视罗马法文本的恰当视角，能够使我们避免陷入以今喻古的误会，并提供了合格的文本理解范例。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之宪政经验述略

清帝逊位之初十几年的中国近代史，就是围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斗争史。国民党试图凭借《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实现责任内阁和政党政治；袁世凯或明或暗地破坏该法，欲使中国社会回归传统，让自己君临天下。然而，最终双方都以失败而告终。何也？在袁世凯，大概因为封建传统思想严重，过于迷信武装的力量和政治手腕，以至于公然逆民意和历史潮流而动，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国民党，大概因为没有真正接受宪政文化的洗礼，没有彻底摆脱传统文化的影响，对时局的把握也不够准确，以至于不知不觉地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     

从民法典编纂的政治化和反政治化角度看民法典编纂的必要性

通过对我国民法典编纂中的政治化与反政治化的现象入手,分析了民法典编纂的政治化与通常的民法典编纂的政治性的区别,揭示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所独有的民法典编纂的政治化与反政治化现象,从而提出民法典编纂在中国是一个机遇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内在必要性的问题。     

民国时期的“人身保护法”

民国时期 ,中国模仿英美人身保护令制度 ,先后制定了《保护状条例》和《提审法》。它们的产生 ,从观念意识到立法技术都为中国的人身自由及其保障奠定了最初的基础。由于政治环境不允许 ,更由于缺乏相应的法文化土壤 ,这两个法并没有产生实际效用 ,中国也没有因此形成英美那样的制度。而其中深藏的问题 ,仍是当今中国人所应该思考和解决的。     

《海域使用管理法》的修订与海域使用权制度的完善

我国《海域法》实施九年多来成绩斐然,但该法与其他法律之间仍然存在冲突,尤其是《物权法》颁布实施之后,《海域法》与现代物权法理论的矛盾更加突显,因此,有必要在《物权法》的架构下,全面梳理与完善《海域法》中对海域使用权制度的规定,修订内容主要涉及海域使用权的取得方式、登记制度、流转制度、海域使用权的终止与收回,以及与海域使用有关的其他权利类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