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初期的李雪峰（下）

李雪峰必须要按这个口径说话、行事,按这个调子展开批判/他们宁愿怀疑和放弃自己的认识和见解,而设法跟上毛泽东的思路/大字报在校内引起了轰动,更大躁动会不会一引即发/康生、陈伯达一再催促,张彦又告知总理有话,李雪峰觉得还是应该去/刘少奇马上顶了李雪峰一句:“你不能代表!”/早在第二次杭州会议上,彭真受到了严厉的批判,他当时的处境,已经难于继续领导北京市委的工作,中央内定由李雪峰接手彭真的工作,但中央的正式通知,到5月7日才下发。下发第二天,李雪峰就出席了北京市委的全体会议,并讲了话。也许是又经历了这么几天,到了这个正式任…     

我所知道的李雪峰在九届二中全会上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自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在庐山召开。在这次全会上,雪峰同志作为华北组的组长、主要召集人,因为签发了华北组8月24日下午大组讨论情况的二号简报,被指责为“抢先”抛出“六号”反革命简报”。1970年底,中央召开的华北会议上,主要因这项罪名,被说成“紧跟陈伯达反党”;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又被打成“林、陈反党集团”的“大将”,进而被“永远开除党籍”,解往安徽,关押长达九年之久。我作为九届、十届候补中委,参加了这次中央全会,被编在华北组,经历了各组大讨论,了解讨论发言的情况,目睹了雪峰同志主持讨论的情形。负…     

“文革”初期的李雪峰（上）

存从事历史研究和写作的几十年中，屡次听到有人说：其实历史很简单。而实际上是说这些话的人，把历史看简单了。许多历史的真相，即便亲身经历者，往往也会由于“只缘身存此山中”，而“不识庐山真面目”。否则，历史就不会留下那么多谜，亦不需我等有癖者苦其心智、劳其筋骨地稽考追索而乐此不疲了。     

回忆我所了解的倪志福

4月24日晚,看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惊闻倪志福同志逝世。夜不能寐,命笔成篇,以寄哀思。 1976年前,我并不认识倪志福。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临危受命,治理上海。当时,我是苏振华的秘书,随同前往。在那些战斗的日日夜夜,与倪志福有了零距离的接触,他的一些事迹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改革开放后,我还多次专程看望、访问倪志福,更加深了对他的认识与了解。     

我所接触到的毛泽东

我出生于河北省定县一个普普通通的贫苦农民家庭。幸运的是，在1957年19岁的时候，我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中央警卫团的一名警卫战士。在“文化大革命”中，从1967年10月起，我又被选拔为江青的秘书，一直到1973年6月。由于在这样的岗位上工作，我多次幸福地零距离接触到毛主席，和毛主席交谈，其情其景，终生难忘。     

回忆李雪峰和我父亲的一段往事

李小林约我为纪念她父亲李雪峰写点东西，这使我有点为难。小林的意思，自然是写李雪峰和我父亲纪登奎之间的往事。可是对我父亲过去工作上的事，我知道得很少，对李雪峰和我父亲之间曾经有过什么工作关系和交往，也了解不多。只是从1988年起，我才去看望过李雪峰。不过，从一些不多的接触中，对这位老人留下了极好的印象。我想，我就从李雪峰最初在我心中的印象谈起，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吧。     

我所了解的设立重庆直辖市的推进过程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提出“两个大局”战略思想：一个大局，是东部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先发展起来；另一个大局，是当东部发展到一定时期，就要拿出更多力量帮助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因此，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解决日益扩大的地区差距问题，摆上了中央的议事日程。随后，“重庆直辖”这一事关中国发展大局的决定开始蕴酿。1997年，承担着我国经济发展格局战略性调整使命的重庆，走上了直辖市的历史舞台。 甘宇平同志经历了设立重庆直辖市的推进过程。本刊特约甘宇平同志撰稿，回顾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直接部署和领导下，重庆发展史上的这次重大历史性转折。     

我所知道的陈伯达

自1958年8月,我从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班调到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至1968年3月4日陈伯达把我投进监狱,这十年间,我一直都在陈伯达麾下当一名小卒。可是,在“文化大革命”前,我很少能见到这位大首长,更谈不上同他直接接触,因此我一直把他看成高不可攀的大人物。他当时的职务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红旗杂志社总编辑,1964年后任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院长,还兼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中央的意识形态专家、理论家、头号笔杆子,人称“老夫子”。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我曾见过他几面,从外貌上看,他并不出众,深度近视,不讲穿着,不修边幅,也不端架子,人看起来还算随和。这是我当年的印象。     

我所了解的陈毅元帅

<正>1949年,我从华东野战军卫生部医干轮训队学习毕业,被分配到十兵团政治部卫生队任卫生队长,有幸从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刘培善那儿听说陈毅元帅的事迹。1919年,也就是他18岁那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他参加了留学生的爱国运动而被驱逐回国。1923     

我所经历的清查“五一六”运动始末

“文化大革命”期间，从中央机关到各地方机关，曾发生自上而下大规模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运动。一时间．全国党政军机关、学校兴师动众，全力投入清查运动。成千上万的干部、学生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遭到长期隔离审查、批斗、监督劳动，丧失人身自由．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     

我所知道的几位地委书记

光阴荏苒，“文化大革命”已过去多年。然而往事历历，心中常戚戚。我1966年前后，在江苏镇？江地委做副秘书长。几位地委正、副书记的经历，至今仍如在眼前。     

我所知道的京剧改革

一 江青在北京搞所谓的京剧改革调查研究,以京剧革命的"旗手"自居,把"女皇"的淫威发挥得淋漓尽致.李琪就是在这种复杂微妙的情况下坚持工作的.     

我所认识的刘仁静先生

日前，我读到刘文澜女士所撰《父亲刘仁静的“监护”岁月》一文，对刘老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境遇有了详细的了解，也唤起了我对刘老的回忆。我是从中学课本上第一次知道刘仁静的，当时的课本上介绍说陈独秀和刘仁静是中国“托派”的头头。托派是托洛茨基派的简称，中国“托派”又称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当年，所有被列入党的历史上十次路线斗争中的人物都是十恶不赦的罪人，     

不应称陈氏为周恩来继母

林彪与聂荣臻相识于1925年冬天。那年,林彪考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四期,聂荣臻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曾给林彪上过第一堂政治课。1932年3月,林彪与聂荣臻结成搭档,分别出任红一军团军团长和军团政委。在共事的几年中,聂荣臻坚持原则,与独断专行的林彪发生过数次激烈的争吵。新中国成立后,林彪称病拒绝挂帅出兵朝鲜。毛泽东指示其专心养病,从此林彪退到政治舞台的“边角”,成为清闲的旁观者。聂荣臻则代理总参谋长,积极协助毛泽东、彭德怀筹划抗美援朝战争。1959的庐山会议风云突变,林彪出任国防部长,主持中央军委工作。此后,林彪在党内…     

我对北京市真理标准讨论补课的一些回忆

一我调到中共北京市委工作是1978年12月26日。当时,“文化大革命”虽然结束了,“四人帮”被推翻了,但遗留了很多问题。前任市委宣传部部长被免职,我被任命为市委宣传部部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来到了北京市委。我到北京两三天后,首先抓了北京电台的工作。当时北京没有电视台,只有广播电台。一到北京电台,看到的情况让我震惊,发现那里隐患很多。广播局长跟我说,广播线路曾被老鼠咬坏,造成停播三分钟,这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但未见广播局作过正式报告。我去电台的时候是冬天,他们那里自冬季到来后广播室内一直没有暖气,广播人员都穿着棉袄带着…     

毛泽东雄才大略化险为夷

国家主席之争引发毛泽东与林彪激烈冲突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局面下召开了。在这次大会上,出尽风头的是林彪,他不仅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向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作了政治报告．当选为中共中央唯一的一名副主席和中央军委副主席,而且在九大通过的新党章中破天荒地写上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我所了解的韩明

韩明,又名韩道明,乳名马小,兄妹四人,排行第二,1911年10月出生于山西省沁县河止村一个农民家里。韩家祖上世代务农。韩明的父亲韩何齐,又名韩旦,是个为人正直、忠厚善良、勤劳俭朴、严以持家的普通农民。韩明自幼聪明,好学上进,其父为使儿子成为有文化、有知识的人,全家省吃俭用,极力供读。     

我所知道的陈毅

1955年万隆会议之后,中央决定让陈毅参加外交部党组会议,为接手外交工作作准备。1956年秋,在印度大使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陈毅晕倒了,经检查有心脏病,休养了一年多。1958年2月,才正式出任外交部部长。1960年1月,我出任驻几内亚大使,因此这段时间我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只有两年。1964年我回到国内,在西亚非洲司任司长,又亲眼看着他并且伴随着他度过了"文革"前期的困难时光。     

刘少奇是如何被扣三顶“帽子”的

1966年，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席卷神州大地，“革命”矛头很快便指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共中央第二把手刘少奇。为了置刘少奇于“永世不得翻身”的死地，江青、康生等得知刘少奇早年从事工人运动时曾在奉天纱厂被捕过，便在这上面大做文章，指派人用各种卑劣手段制造伪证，最终给刘少奇扣上了“叛徒、内奸、工贼”的三顶弥天大“帽”。“文革”结束后，中央派人到辽宁调查，弄清了历史真相，推倒了所有伪证，刘少奇的沉冤终于得到昭雪。但江青等人当年是怎么策划的，那些伪证又是怎么制造出来的，其详细情节鲜为人知。     

“文革”期间中国和印尼断交始末

1965年,印尼发生“九卅事件”后,对华反目成仇,中国和印尼两国关系从蜜月外交跌入冰点,恶性冲突事件不断,在历时两年的抗议照会战后,两国断交。直至1990年8月8日恢复外交。当时,笔者刘一斌主管印尼事务,经历了两国关系恶化、断交的全过程,对其中的重要情节,仍记忆犹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