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适用累犯制度之剖析

《刑法修正案(八)》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精神,在扩大特殊累犯成立范围的同时,将未满18周岁的人排除于一般累犯的适用范围,但是基于法律语言的不周延性,理论界对此新规定的理解不尽相同。以年龄为分界将所有未成年人犯罪都不按普通累犯处理的一刀切做法违背了罪行相适应原则。根据罪刑法定原则,未成年人犯罪可以构成特殊累犯,却明显与教育、保护未成年人的价值目标相冲突,建议对犯后罪时虽已成年但所犯罪行极其严重的情况,应适用一般累犯规定从重处罚。从体系解释和目的解释的视角出发,寻求法与理的平衡,未成年人犯罪不构成特殊累犯。     

比较法视野下的我国假释对象的立法完善简

在假释过程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假释的适用对象问题,合理地确定假释对象对于发挥假释制度的功能具有重大作用。但我国在假释对象条件上采取一刀切的立法方式,没有过多考虑犯罪人的不同和犯罪类型的不同。而域外很多国家和地区针对不同的犯罪人和犯罪类型规定了不同的假释条件．这有利于行刑个别化的实现以及更好地实现假释制度的功能,因此在借鉴国外立法例的基础上,我国有必要在立法上针对不同的犯罪人和犯罪类型规定不同的假释条件。     

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共同犯罪分案起诉制度浅析简

分案起诉应理解为广义的分案审查起诉,而非狭义的分案提起公诉。各地检察机关近年来分案起诉工作的实践,为我国完善与实施分案起诉制度提供了实践支持。对分案起诉制度在实践运行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有利于分案起诉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累犯制度理论研究述评

建国60多年来,我国刑法学界对累犯制度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但对累犯制度研究的真正展开是从第二个阶段开始的。在累犯的概念、累犯主体条件、累犯主观条件、累犯成立条件中增补人身危险性内容、累犯的时间条件、累犯的罪次条件、累犯的刑度条件、累犯的法域条件、特殊累犯、累犯处罚等问题上,论者们都有过不同的主张,在有的问题上至今还存在分歧,但成效还是显著的。在许多问题上,经过众人长期的不懈论争,观点逐渐趋于成熟,得到刑法学界的普遍认可而成为通说乃至共识。     

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瓶颈与突破简

鉴于未成年人心智尚不成熟,极容易在鱼龙混杂的监狱中受到监狱亚文化的侵蚀而形成“监狱人格”,导致其再次触犯法网.社区矫正因其具有非监禁性、社会参与性等特点,可以更有效地矫正未成年人犯罪心理、预防重新犯罪.尽管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已取得一定成效,但是仍存在立法空白、保障机制及专业的矫正方法欠缺等问题.因此,如何完善我国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制度是当下亟须解决的问题.     

新《刑诉法》对未成年人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构建简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体现了国家监护和儿童特别保护的特殊理念。实践中也对涉罪未成年人社会调查的内容、程序以及配套制度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积累了诸多经验,但各地的探索也因途径、方法等不同而使得实践结果呈多样性和复杂性。本文归纳了社会调查制度在司法实践中遇到的若干疑难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     

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不构成累犯之司法适用分析——以《刑法修正案（八）》为视角

《刑法修正案（八）》规定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不构成累犯,但在理解和适用中仍存在一定的模糊性,即行为人犯后罪的时间节点不明确。比较各争议观点之优劣,未成年人累犯排除规定中的“不满18周岁”,应理解为只要实施前罪时不满18周岁即不构成累犯为妥。     

澳门与大陆刑法累犯制度之比较

本文从立法的角度对澳门刑法和大陆刑法关于累犯制度的立法方式、普通累犯和特别累犯的构成要件以及对累犯的处罚原则等加以探讨分析,逐一比较对照,以资取长补短,互相借鉴。     

试论刑法司法解释的发展趋势简

刑法只有经过解释,才能适用于司法实践活动中.具有我国特色的刑法司法解释作为刑法解释中的一种,从其诞生起一直备受争议.现行刑法明确规定罪刑法定原则,刑法司法解释存在就缺乏法律依据,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精神,更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出罪功能,其应该退出司法实践活动,取而代之的应为司法刑法解释.     

特殊普通合伙的市场反应研究———以会计师事务所为例简

特殊普通合伙的设立,既保护了无关合伙人的合法权益,又可以制约各执业合伙人的执业行为。在普通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中,法律风险比较大。以我国会计师事务所为例,对特殊普通合伙所涉及的理论及适用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并采用实证的研究方法,主要从证券市场投资者的角度,研究在我国会计师事务所由有限责任制到特殊普通合伙制从业人员法律责任变化的市场反应。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适用———基于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第275 条为逻辑起点的展开简

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创设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秉承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体现刑罚的功能目的、契合少年司法的发展趋势,有着独特的价值功能.但缘于立法建构的粗陋及法律语言的模糊,该制度在司法实践中面临着多方面的适用困惑.梳理“上海模式”、“彭州模式”和“乐陵模式”,司法实践中,适用该制度时应从封存范围、封存主体、作出封存的时间、封存的方式、查询的主体与事由等方面作出可操作性的规定.     

信息源理论简

信息源理论是系列性案件侦查理论的三大基石之一,是在充分研究犯罪场、侦查场和信息场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一种全新的侦查理念,而且经过了侦查实践的反复检验。信息源理论认为,在系列性案件侦破中,建立完整的信息数据链是侦破案件的保证,获取和使用信息应该遵循数据完整性、综合数据优化、数据问相互联系和主元信息最优化四项基本原则。     

刑事证人保护措施的适用条件简

证人保护制度的确立对于提高证人作证的积极性、促进证人出庭作证意义重大．然而立法对证人保护的适用条件规定较为简单,缺乏操作性。在实践中,司法机关应当以证人面临的现实危险为主线．通过综合考察证人受侵害的程度及其迫切性、案件的类型、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及人身受限制程度、证人的个人情况、证人证言的重要性等因素来判断是否应该适用某类保护措施。在此基础上,可以为刑诉法新增的各项保护措施设置合比例的适用条件．证人在长时间内面临被打击报复的危险,或已被采取贴身保护措施却仍持续不断地遭受恐吓、骚扰时适用对证人采取更换姓名、迁居、安排住所和工作等保护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