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纾”非“卢纡”说略——徐道邻《中国法制史论集》献疑一则

一、徐文之误台湾学者徐道邻先生是著名的法律史家。他的《中国法制史论集》一书,于1975年由台湾志文出版社出版。由于该书的主要内容是宋代法律史及其司法制度,故该书向为宋史及法史学者所重。尤其是八十年代后,该书由台湾传至大陆,遂成为法史研究生及法史学者案头的必备书。     

二十世纪的中国法律思想史学——以研究对象和方法为线索

<正> 中国法律思想史学,是确立于本世纪初的一门法学分支学科。此前,《大学衍义补》、《古今图书集成·祥刑典》等书中已出现有关对前代法律思想的资料汇编和简要论述,但由于传统学术体系的限制,法律思想史尚未成为独立之学。近代西学东渐以后,随着西方的学科分类模式和学术研究方法在中国的影响不断深入,学者们以此为基础对传统史料进行重新整理、研究,创立了一系列新的独立学科,中国法律思想史学便是其中之一。本文以二十世纪以来该学科领域的主要研究成果为对象,以其研究对象和方法为线索,对中国法律思想史学在本世纪的发展作一简要回顾。 中国传统学术中对思想史的研究方法,以“学案”体最据代表性,其例可参《宋元     

试论中国传统法律的多元主义

法律社会学派认为法是由一组规范人们行为的规则构成的,不但包括国家法,还包括日常生活规则等等行为规范,即认为法律是多元的;同时认为法律是在人们法律观念支配下实施的社会行为,即认为法律是行动中的法。本文试图以法律社会学派理论为指导,从中国传统法律的运作过程来分析中国传统法律的多元化现象实质。一、多元的法概念中国古代法观念包括“人情”、“天理”、“国法”三个部分。其中人情乃人之常情。天理乃“伦理纲常”。国法,即当权者制定的法律条文。在这三者中,以人情最重要,天理次之,国法排在最后。只有情理法结合起来,…     

运用法律方法解决国企改制问题的有益探索

编者按:本文系沈院长为北京德恒所钱卫清律师撰写的《国有企业改制法律方法》(法律出版社出版)一书所作的序,序言对该书给予了高度评价,称“钱卫清先生这本关于国有企业改制问题的法律专著就是一部具有代表性的力作。”同时,沈德咏副院长借此机会还向从事法学研究的专家、人士呼吁,特别是希望有更多的潜心于研究解决国有企业改革中所面临的经济、法律问题的法学家和法律工作者们,来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国有企业法律制度而“增砖添瓦”。     

以法律为业

“吾人之研究法律,并不是在研究某种不可思议的神秘物事,毋宁乃一项著名的职业。”(许章润译文),美国大法官霍姆斯在他著名的《法律道路》文中,起笔就指出了法律的这一根本性质。     

行政权有关问题浅论

一、行政权的概念 在《比较宪法学》一书中,何华辉先生给行政权下的定义是:”行了政权就其本来的含义而言,应该是根据代议机关制定的法律和作出的决议而进行国家管理上作的权力。”台湾的林纪东先生在《中国行政法总论》中认为:“凡属行政机关必有其掌理之事项,是为职务;其职务之行使,发生公法上之效力,是为权力。综合行政机关之职务与权力二者而言,简称为行政职权或行政权。”受前辈学者对行政权所下定义的启示,笔者认为,行政权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性:     

孝道:中国传统法律的核心价值

孝道乃数千年中国文化之精华,对传统法律制度影响至深。孝道与法律之融合,始自上古三代,经秦汉以来的努力,到唐朝终于定型为一套完整的孝道法律体系。法律制定以孝道为指导,厘定“利亲”、“善事”、“慎终”三个层次,并设计出惩治不孝犯罪的周密刑罚体系。法律运行以维护孝道为宗旨,出现“存留养亲”、“宽容复仇”等各种屈法以伸伦理的制度和惯例。孝道遂成为传统立法与司法的核心价值,形成独特而又一以贯之的孝道法文化,对古代社会的秩序构建和人性磨砺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直至清末法制改革方始解体。今日建构和谐社会,若能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推进法制建设必大有裨助。     

《儒学与法律文化》出版

作为“中国法律文化研究丛书”之第一种的《儒学与法律文化》一书已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由中国儒学与法律文化研究会主编,收集了1991年6月在无锡举行的第一届学术讨论会的近40篇论文,作者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法史和法律文化学者,也有我国台湾地区和日本的儒学专家,这些论文对怎样认识和评估传统法律文化,怎样看待儒学及     

论隐名作者及其著作权

被誉为“当代罗丹”的世界级艺术大师,旅法华侨张充仁先生,三十年代曾与比利时著名连环画家埃尔杰合作创作了世界名著《蓝莲花》(即《丁丁在中国》),书中反映了当时中国遭受日本侵略和侮辱的情况,以及中国人民反抗殖民主义的爱国思想。为防日本当局报复,作者只署了埃尔杰一人之名,而将书中的主人公之一命名为张充仁。事隔五十年之后,上海儿童时代出版社将该书擅自删节改写出版,从而引起了一     

近代以来中国刑法“原情酌减”条款源流考——于欢案与施剑翘案的对观与重思

传统“情理法”司法中,“情”乃“人情”,系指普通人心中皆有的常理、常情;“理”乃“天理”,系指天下人所公认的至公至正之理。“情理法”司法的理想形态是法官的判决既顺应天理、人情,又不悖于国法。晚清民国刑法的“情状可悯恕者”条款,以现代刑法的规范形式承继了传统“情理法”司法的基本精神,是传统法律创造性转化的典范,这使得中国古典法律文化和司法理念在现代法治体系下得以延伸,让法官在不违背罪刑法定、不造成司法擅断的情况下,能够及时回应中国人的“天理”与“人情”观念。于欢案二审防卫过当的论证逻辑,掩盖了刺痛公众神经的辱母情节所蕴含的伦理意义,这根源于我国现行刑法中“情节”概念下的“情理”退隐。晚清民国刑法的“情状可悯恕者”条款及其司法实践,可为“情理”在当代中国刑事立法与司法中的回归提供镜鉴。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价值基础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价值基础,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概括为“人本”主义。“人本”主义作为一种价值观念,不仅全面地支配着中国数千年来法律实践活动的方向与进程,而且还牢牢地左右着人们的思考。在“人本”主义的浓烈文化氛围中,法律思想和法学无不与“人本”思想融而为一,很难树起独立的形象。故而在中国历史上,任何重要的法律思想家首先是一位哲学家、思想家或政治家,以至于后来的学者只能从先哲的片言只语中去探讨他们的法律思想。在这里,著者想用简洁的方式来描述“人本”主义的内容及其对传统法律实践活动的影响。一、“人本”主义价值观作为法律思想意义上的“人本”主义,其主要内容可以简单概括为:伦理化     

礼刑时代：中国法律传统肇始之基

上古夏商周作为礼刑时代，是中国法律传统的肇始之基。这段时期的礼具有道德与法律的双重属性，礼既具备了道德规范的形式，又具备法律规范的形式。其时并不存在独立于礼的法，其法律形式主要是“礼”与“刑”。礼乃行为规范，刑为制裁手段，即刑罚。刑依赖于礼而存在，囊括在礼的范围之中。所以上古夏商周，法在礼中，礼外无法，出礼入刑，这是中国法律传统礼法体系的原生状态。夏商周礼乐刑政“大统”的确立，既是中国法律传统的肇始，也是后世道统所源与“大经大法”所本。     

以道观法——《道与中国法律传统》读后

《道与中国法律传统》意在检讨道与中国法文化之间的关联:道,乃中国文化传统的支点;而中国传统的法律则被包裹在礼的“玄想”当中。道,为礼与法提供了一个最高范畴和绝对价值;同时,道又通过道法、道术等各种渠道层层渗透进中国法律传统之中。     

中国法律史学的研究范式能如此“重建”吗?——评倪正茂先生《中国古代法律功能的再审思》

倪正茂先生的《中国古代法律功能的再审思》一文 ,虽倡言中国法律史研究范式的重建 ,但却对史学近年来的理论创新成果缺乏应有的敏感。其所提出的“法的历史是人类争取自由的历史”的命题 ,不仅混淆了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 ,且将“当下存在的人”和“当下人的自由”排除在外。它既不可能真正求证于人类法律发展史 ,也不可能为中国法律演变史所证明。倪文所表现出的种种问题和情绪 ,不能不让人怀疑如此的“重建”会不会是一场简单的“毁灭”。中国法律史学理论模式的创新和研究范式的转换是否应该在“不破不立”的两极思维的指导下进行 ,是否应该以以往的学术成果和学科积淀为基本平台。     

礼法结合之中国伦理化法律

本文阐述了中国古代法律是一部礼法结合之伦理化法律,礼法结合乃中国伦理化法律之最主要传统和特性,文章大体回顾了中国伦理化法律的发展历程,并初步阐明中国伦理化法律之"礼法结合"。最后从法律发展史、法制现代化角度谈及如何建设法治国家、构建和谐社会。     

中国古典法律解释的方法智慧——关注解释的合法性

独断体解释、问答体解释、注释体解释和判例体解释构成中国古典法律解释之四种基本方法,也从中彰显着中国古典法律解释的方法智慧。独断体解释注重解释主体、解释权力等的“适格”问题,从而为寻求法制统一提供着方法路径;问答体解释则表现着古典中国“上级”对“下级”如何理解法律的教示,它完全不同于现代解释学上的对话机制,在一定意义上乃是一种“训话”机制。注释体解释关注法律解释中的文法机器运用;判例体解释则使人们大体能够了解古代中国的“判官”们是如何在实施中“发现”法律的。     

现代社会中法律与社会问题意识之辨正——对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之疏解

美国当代学者、政治家昂格尔的著作《现代社会中的法律》一书，以法律为切人点对现代社会的特质及其所面临的种种问题进行了独到的剖析。在书中，他毫不隐晦地直陈现有的社会理论已经不能很好地解释现代社会，传统的社会理论范式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基于此，他试图重新建构起具有解释力的现实的社会理论，他的敏锐的问题意识，对我们重新梳理法律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反思现代性问题并反观到我们自身的“中国问题”均极具启发意义，可以说，这也恰是我做昂格尔此书的读书札记的目的之所在。     

《非常法史》——历史上的法律趣事

定价:29.8元该书使人们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内了解中国传统法律制度之独特和多姿多彩、中国古人对法制的理解、中国古人的法律智慧,当然也包括中国古人在法制追求中的教训……——南开大学中国法制史教授侯欣一该书立足于用现代人的角度解读中华传统的法律文化,取材新颖,文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让     

全球化时代的主体性诉求——解读《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根据知识社会学理论,在对全球化进行“问题化”理论处理的基础上,邓正来先生在全球化与中国法学之间建立起了某种理论勾连,为其提出“全球化时代的主体性诉求”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通过阐述“法律理想图景”对于法律哲学的重要性,“中国法律理想图景”对于全球结构下的中国的必要性,寻求“中国法律理想图景”对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的现实紧迫性,最终使邓正来先生的“全球化时代的主体性诉求”问题得以真正出场。这一问题的提出对于中国论者极具意义,但同时其知识社会学的研究进路也有着某种限度。     

论中国古代法律生活中的“情理场”——从《名公书判清明集》出发

本文从分析《名公书判清明集》 (简称《清明集》)中的几个典型书判出发 ,论述了《清明集》中体现出来的情理观念 ,总结出一幅宋代民事司法秩序的图景 :那是一个情理的空间 ,一个介乎于圣贤操守和腐败司法之间的解决纠纷的空间。在这一空间中 ,人人 (以法官为主体 ,也包括当事人 )依照情理的原则行事 ,维持了宋代稳定的社会秩序。接着结合中国古代司法中体现的核心特点 ,探讨了情理发生发展的原因 ,并归纳提炼出一个“情理场”的概念。最后 ,对“情理场”的三大定律进行阐析。笔者认为基于社会根源和人性根源的“情理场”是宋代以及整个中国古代司法的总体精神和深层法文化特质 ,从“同情地理解”之角度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有了一个全面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