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轴心期“言—意—道”问题探讨

中国轴心期,孔、孟、老、庄就＂言—意—道＂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他们从＂道＂的本体论出发引出各自对言意问题的深刻理解。一方面,他们认为,＂道＂是根本无法用语言表述,无法意致的。另一方面,他们认为,＂言＂是达意的工具,可以尽意。《周易·系辞》将以上两方面思想统一起来,认为言不尽意,立象以尽意。可见,先秦诸子没有逃避言与道（意）矛盾的困境,而是努力探索＂尽意＂的方式：＂得意忘言＂＂立象尽意＂,而通过＂忘言＂和＂立象＂的方式来＂尽意＂,是暗示、指点之尽,是有余而不尽,如果滞于言、象的表层意义,不去理解其所暗示之深层意义,则意隐而泯。     

立象尽意——中国文学的形象特征

立象尽意是中国文学的形象特征,中国古代的众多先贤都对此进行过相关的论述。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所构造的言、意、象关系,与西方现代文学理论倡导的＂语言是存在之家＂等理论具有重大区别,体现了中国文学理论对文学形象特征的独特认知。立象尽意的文学特征在中国古代最终形成了＂意象＂范畴,并为后代学者不断地发展和充实。站在当前的学术视野之中,文章从中国文学理论的话语建设方面阐述了立象尽意在当代的具体特征。     

"言意之辨"对中国文学话语体系建构的意义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言意之辨"不仅仅就语言讨论语言的言与意关系问题,即语符与语义、能指与所指关系;而且立足于语言而深化拓展到言者与受者、语言与言语、语境与语用、语体与修辞等诸要素构成的语言符号系统与文学阐释系统的交流统一所形成的话语体系,构成"立言"与"文以足言"之言与文关系、"文言"之文言与白话关系、"言意之辨"之言与意关系、"言尽意"与"言不尽意"关系、"无言""不言""玄言"与"得意忘言"之有无虚实关系、"言外之意"与"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言内之意与言外之意关系、"立象以尽意"之言象意关系、"文笔之争"之言与体关系等命题及问题探讨,推动文学语言与实用语言的分离,强化文学语言的功能作用,从而将语言阐释与文学阐释有机统一,形成中国文学言意论特色与传统,为中国文学话语体系建构奠定坚实基础,同时也为当代文学批评发展提供启发与借鉴.     

谈庄子的“言”“意”对立

“言”是语言、文字,“意”是事物的真象或真知、思想。先秦时代,儒家和墨家都认为言能尽意。《论语·子路》中就说:“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苟子也说:“不好言,不乐言,则必非诚士。故君子之于言也,志好之,行安之,乐言之。”(《非相》)墨子认为:“举,拟实也,言,出举也。”(《经上》)举就是拟实,以此名拟彼实,言就是把物之摹写表达出来。所以言能表达真知,传达知识。掌握了言,便知道了所要表达的意义了,“言,口之利也。执所言而意得见,心之辨也。”(《经上》)儒墨两家充分看到了语言在表达思想、阐述真知中的作用,论证了“言”和“意”的一致性。然而“言”“意”对立的地方,他们并没有加以注意,倒是被庄子发现了。     

“意象”在文论书论中的概念变迁与比较

“意象”这一概念在文论与书论中,无论内涵还是外延,都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书论中的“意象”是一个传统的中国古典美学概念,来源于《周易》及王弼的“立意以尽象”阐释。而文论中的“意象”则是一个来源于德国古典哲学而有着浓厚现代主义意味的文学概念。它们的内涵迥异,但都由“意”与“象”两个层面组成。     

论认识的社会关系结构的特性、构成和作用

旧哲学的认识论在探讨人的认识问题时离开了人的社会性,从而把认识关系归结为单一的"主——客"关系,把认识过程、认识动力封闭在单一的主体之内;要克服旧哲学认识论的局限性,就必须遵循马克思、毛泽东等经典作家指示的方向,从主体的社会历史性角度,系统地考察认识主体的认识社会关系结构。认识社会关系结构是认识主体在认识活动中的社会联系方式,是由认识协作关系、认识协调关系、认识交往关系、认识占有关系等所构成的有机系统。它既制约着认识个体和认识工具功能发挥的程度,又决定着主体系统的整体认识功能。     

“意象”在文论和书论中的概念变迁与比较

“意象”这一概念在文论与书论中,无论内涵还是外延,都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书论中的“意象”是一个传统的中国古典美学概念,来源于《周易》及王弼的“立意以尽象”的阐释。而文论中的“意象”则是一个来源于德国古典哲学并有着浓厚现代主义意味的文学概念。它们的内涵迥异,但都由“意”与“象”两个层面组成。     

论海德格尔的“视”概念

海德格尔把西方传统的理性认识问题转换成“在之中”的存在问题,给真善美、知情意等认识活动一个存在论基础。其思想体系建基于存在论现象学的观察方法,与亚里士多德的“理智直观”、康德的“概念+直观”、胡塞尔的“范畴直观”等不同,海德格尔现象学的“视”是“主体间性”在世界之中的“寻视”,寻视虽以感官切入,实质上却是思想生发的过程。海德格尔的“视”贯透在其揭示在世存在的所有本质环节之中,在寻视基础上衍生出共同此在打交道的“顾视”,全面而透彻地把握自身存在样式和可能性的“透视”,及洞见真理的“观入”等。通过揭示海德格尔存在论“视”的轨迹路径及寻视、顾视、透视和观入的内在涵义,比较其与西方传统哲学中“视”的差异,可以辨析海德格尔多重视域下揭示出的人与物、他人、自身、世界整体之间的存在关系,凸显其重要的哲学转向,即把视角从存在者层面转向存在者的存在。     

此时无声胜有声--“潜镜头”的美学特征

许多理论家都从不同侧面阐述过“象外之旨”的问题。有的从诗歌形象独具的艺术魅力的角度论述诗歌要有“含不尽之意于言外”，有的从绘画的视觉可限性与想象的开阔性的辨证关系上，指出“目尽尺幅，神驰千里”，有的从音乐欣赏者的心理感受的角度道出“此时无声胜有声”的真谛；也有的以书法艺术启人联想的特点为依据，论证书法要“笔短意长”……所有这些，虽然论述的角度不同，     

浅论“意余于象”与“象外见意”——读《管锥篇·太平广记》札记

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篇·太平广记》中特拈出“意余于象”与“象外见意”两条“艺事要言”，发人之所未发，于谈艺赏文之道大有裨益。本文分析了“意余于象”与“象外见意”的内涵，说明了“想像”和“视觉”两个因素在“意余于象”与“象外见意”审美鉴赏中的重要作用，最后论述了“意余于象”与“象外见意”的美学意义。     

论魏晋南北朝元范畴“象”的理论推进与文学实践

魏晋南北朝是“象”范畴实现从哲学范畴向美学和文论范畴转化的重要时期.陆机将玄学思潮中的言象意引入文艺学领域,从构思角度阐发三者之关联,触及到形象思维问题;而刘勰则鲜明提出“意象”观并与“物象”相区别,赋予“象”审美化品味,其“隐秀”说为“象”做出全新的界说；钟嵘以“滋味”、“直寻”论诗,要求诗人构象“即目会心”,并娴熟地以“意象”从事批评.此阶段山水、田园诗中的“兴感”以及创作中情与景的结合,均是对“象”的文学实践,这为批评家进行理论总结,提出范畴术语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艺术人类学视野下的“器”与“道”

中国古代有关"器"与"道"关系的争论,当是中国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器"与"道"的关系可以在人类学的立场上加以重新讨论。经由被视为艺术的承载物或本体的器物,考察生产器物过程中的社会关系、社会组织、社会结构,认识和理解艺术生产的美学观,以及与器物相关的时间观、空间观、道德观、伦理观和宇宙观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此种过程,亦是追寻当代人类学物的研究的诸种学术理论积累和转换之路。在艺术人类学研究中,应当重新链接以往被割裂的"器"与"道"关系的知识脉络,不仅关注人们如何生产器物,更应重视在现实场景中器物对于人的社会关系和文化观念的再生产。     

走出王弼玄学以“无”为本体论的误区

王弼哲学,无论是从"无"在文本中的含义,还是从"无"与"道"的关系,都无法说明"无"具有本体论的意义。从王弼的整个哲学体系上看,仍是以"道"为本体。但"道"在指物时是指始成物时的"无为",而指人时是指人的言行的"无为",顺自然而为。王弼认为,只有抓住了"道"的这两种内在含义,才能实现"崇本举末"、"崇本息末"的最终目的。造成把"无"误解为本体的根源是部分学者或只从字面上理解,或是断章取义,而不能在王弼哲学整体的理论架构上把握"无"的意义和作用。这两者可能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关于“人”概念的变革

一、问题的提出一九八一年第八期《哲学研究》刊登了王海山同志的《人——机认识系统与认识主体》一文。此文观点新颖,读后颇使人回味不已,但又觉有把问题引向深入之必要,即不仅要从认识论上讨论认识主体的问题,而且要把问题扩展到对“人”的概念的重新理解上来。自从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应用引起认识工具的革命以来,对于如何评价电子计算机在认识中的作用问题,在理论界发生了意见分歧。一种意见认为,智能机器只是认识工具或人脑的延伸。另一种意见认为,人类认识已经有了两个主体,即人的“自然主体”和智能     

王弼“贵无论”辩证

王弼在具体讨论"有"、"关系"之前,首先认定的是万事万物的产生都是具有规律性及统一性的理性立场,并不能以"贵无论"来定义其本体论思想。同时,"无"概念在王弼的思想体系中也并不是一存在概念,而是属性概念。王弼只是用"无"来称谓不可命名的"道"、"一"的属性。对王弼本体论思想的再研究,对合理定位"魏晋玄学"的整体学派属性问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毛泽东的“两结合说”与“西方文论中国化”

比较毛泽东与高尔基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之说，前者属于中国文论传统的意象话语，体现为立足“言-象-意”之辨的“言-不言-言不言”与“情（物）-物（情）-情物”文艺言说方式，及其“正-对-合”三元谱系结构，后者属于西方文论传统的形象话语，体现为立足“言-意”之辨的“言-在”与“主-客”文艺言说方式，及其“正-反”二元体系结构。毛泽东移植高尔基“两结合说”，解构其二元体系结构而纳入中国文论传统的三元谱系结构，体现其潜意识的“西方文论中国化”意愿。     

王弼“贵无论”辩证CSSCI

王弼在具体讨论"有"、"关系"之前,首先认定的是万事万物的产生都是具有规律性及统一性的理性立场,并不能以"贵无论"来定义其本体论思想。同时,"无"概念在王弼的思想体系中也并不是一存在概念,而是属性概念。王弼只是用"无"来称谓不可命名的"道"、"一"的属性。对王弼本体论思想的再研究,对合理定位"魏晋玄学"的整体学派属性问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艺术创造的主体、客体和中介

主体问题的提出和获得重视,反映了我国文艺理论和创作意识的进步。艺术创造必须是主客体的辩证结合,此外,还有一个因素参予艺术创造过程,那就是“形式”。统一的艺术创造过程是这三者共同作用的过程。我们如果要完整地认识艺术创造活动,就必须把主体连同客体和作为中介的“形式”一起来考察。 一、由客体的重新确认论到主体     

“以意逆志”的现代重构

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发展历程中，孟子提出的“以意逆志”论，对后世的文学鉴赏和批评理论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孟子·万章冲，孟子指出：“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他主张鉴赏或评论文学作品，不应割裂辞句，或拘泥于字面意义而歪曲诗的本义，而应从整体上来体会和把握诗人的思想感情。孟子在中国古代文论史上第一次建构起了鉴赏论和批评论的骨架。然而，对孟子的“以意逆志”说，后世人的理解部分歧很大，焦点集中在对“意”与“志”关系的解释上：“意’倒底是“说诗者”的意，还是“作诗者”的意？“以意…     

怀特海的“事件”理论与身体哲学

现代哲学出现了重视身体经验哲学之趋势。二十世纪初,为了批判传统哲学抽象的实体观,怀特海将＂事件＂作为宇宙基本单位,把传统哲学中精神实体对物质实体研究转变为对世界即事件综合体的关系研究,为解释认识和世界之构成提供了更为具体直观的＂实在＂。二十世纪中期梅洛庞蒂的＂身体哲学＂,以批判认识过程中抽象、主客二分的认识方式为目的,从身心交融、主体与客体相互转换的身体主体出发,突出身体经验在认识中的地位,实现了更为彻底的主体哲学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