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政策转移理论模型之探究——以日本教育政策转移为例

在历经了公共政策的政策学习、政策扩散研究之后,道罗维茨和马什提出了政策转移的概念,菲利普斯和奥克斯则从比较教育视角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构建了教育政策转移的动机模型、转移模型及转移谱系.本研究通过输入与输出的二元路径分析框架界定教育政策转移、政策借鉴与政策贷出概念,并结合日本教育政策转移的实证分析探究因借鉴与贷出两个维度的交叉而产生的第三维度“借鉴回归”现象.伴随全球化的脚步,教育政策在全球范围内加快转移流通的速度,很多国家扮演着“借鉴者”与“贷出者”的双重角色.     

国家认证能力、基层政府自主性与农村政策执行——以农村危房改造政策为例

在实际的政策执行过程中,基层政府政策执行的绩效存在着差异,存在着偏离政策目标的现象,同时基层政府能在一定程度有效完成政策目标,形成了一种悖论。通过农村危房改造政策执行过程的考察,研究发现,国家认证能力和基层政府的自主性可以解释这种悖论。当代中国的国家认证能力是一种简约型的国家认证能力。基层政府自主性包括自利性和灵活性两个维度。国家认证能力和基层政府自主性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关系,影响了政策执行的绩效。研究建议,适度加强国家认证能力建设。     

经济合同法律性质研究

首先关注经济合同法律现象并对其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是前苏联的学者。我国对经济合同法律制度大量研究始于1979年改革开放以后。历经20多年的研究,经济合同应定位为政府经济合同,即合同一方是政府机构或执行政府政策的机构,缔约双方均对政府负责,直接体现政府意志或其他公共利益要求,为了实现政府的经济政策或目的而订立合同。     

论完善国家创新体系的政府政策

建立和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已成为一股世界潮流 ,因为它关系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本文从国家创新体系的内涵、完善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性及政府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中应采取的政策三方面做了论述     

国内外产业转移相关研究观点述评

国外对产业转移的理论研究主要针对高梯度国家对低梯度国家的产业转移,立足于国际直接投资的角度和产业结构演进的角度,而我国对产业转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产业转移动因、转移模式、转移效应及产业转移战略和对策的分析。未来产业转移研究应注重以下几方面：产业转移的新特点、政府的体制创新、规范跨国投资公司的机制、产业转移的区域政策等。     

日本女性孕哺期国家特殊政策的分析

孕哺期是女性一生中经历的一段特殊时期,各国政府都依本国国情有不同内容和形式的孕哺期政策。利用日本厚生劳动省的官方资料,对日本相关法律政策进行分析,并对监管法规政策落实的政府机构的工作进行研究发现,日本孕哺期国家政策法规在内容、执行和监管途径以及性别平等意识的推动方面具有独特之处,可供我们学习与参考。     

评析当代西方国家行政机构改革

西方国家长期出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矛盾,使得各国政府谋求改变国家直接干预的政策,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为此引发了广泛的行政机构改革.这场改革的主要内容有,精简和调整行政机构;压缩和转换政府职能,限制政府权力的扩张;改革公务员制度,在其内部建立竞争机制,提高公务员的素质和公共服务质量,提高行政效率.这场改革对传统的行政方式和政治观念提出了一定的挑战.     

转移支付在民族地区内部的财力均等化效应测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19992004年县级数据的实证分析

分税制实行至今,国家不断加大对民族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规模。1999--2004年的分省（自治区）县级数据表明,转移支付后民族地区内部县际间的财力差异得到了有效控制。然而,转移支付在广西、宁夏两个自治区内部的县际间财力均等化效应并不理想。省级面板数据分析表明,转移支付的分配原则、分配规模是影响其地区内均等化效应发挥的关键性因素。民族地区应当通过采取“均等化导向”的转移支付分配原则．同时在转移支付的纵向分配上更多地向县级政府倾斜来进一步优化转移支付的地区内分配。此外,中央应特别加大对广西的转移支付力度,以避免对民族地区转移支付规模中出现“厚此薄彼”的现象。     

浅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对外政策分析

对外政策研究,特别是对外政策的决策分析是西方国际关系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吸引了众多的学者和政治家们的兴趣,并成为政府机构确定其对外战略和预测别国政府行为的重要依据。西方学者认为对外政策是国家用来处理它同边界以外的世界,特别是同其它国家的关系的原则和实践;也是维护国家利益和目标的手段,是国家在追求其自身利益时对待它国的行动进程。它涉及政府机关的决策行为及该国对所处的国际环境的反映,也涉及决策者与国内政治的相互作用。对外政策是     

浅析民族政策和民族法的关系

民族政策包括党的民族政策和政府的民族政策。党的民族政策与民族法的关系和政府的民族政策与民族法的关系两个方面既有相同点也有差别。处理两者关系时应遵循的原则有：坚持党的民族政策对民族法的指导,坚持党和政府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坚持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正确处理民族政策和民族法的关系,有利于维护民族政策的权威和民族法的尊严,更有利于两者在实际生活中的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