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什主义"与美国新保守主义

“布什主义”以先发制人、政权变更、单边主义和追求仁慈的霸权的外交政策为标志,其思想基础是美国新保守主义。九一一恐怖主义袭击使布什接受了新保守主义,把它当作对付恐怖主义这一新威胁的新方法,而新保守主义者则通过他们在布什政府中同“美国民族主义者”和基督教右翼组成的鹰派联盟来影响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新保守主义者同传统保守主义者一样,信奉美国的两个基本意识形态:美国例外论和古典自由主义。他们提倡美国使用武力来追求其理想和利益。然而,“布什主义”及其新保守主义理念所存在的问题使“布什主义”的最终破产成为不可避免。随着美国伊拉克战争的困境加剧,新保守主义同“布什主义”一起经历了由盛到衰的过程。     

新保守派内部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辩论

新保守派外交思想极大地影响了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2004年开始,新保守派的两位重要人物弗朗西斯·福山和查尔斯·克劳瑟默之间就美国外交政策发生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内容涉及对美国实力地位的界定、对美国“现实威胁”的研判、美国应对威胁的策略和重建伊拉克国家的政策。本文在对这次辩论的内容和背景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结论认为,这次辩论的核心是新保守派内部小流派传统斗争的升级,将会引起新保守派内部的进一步分化;辩论的根源是新保守派成员力图防止其他派别扩大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确保新保守派对布什政府外交政策的影响力;辩论的实质是不同利益集团对布什政府外交政策主导权的争夺。作为新经济集团代言人,福山的观点将对美国未来的外交政策产生更大的影响。     

冷战后美国国防工业的重组

冷战后美国国防工业进行了重组,一方面组建了巨大的国防承包商,另一方面走军民一体化道路,并在武器装备上进行国际合作,以构建新的国防工业体系。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既是冷战遗留下来的国防生产能力过剩,也是美国希望保持军事技术优势、美国国家安全观的改变和军事转型的需要,以及新军事变革的需要。美国国防工业的重组也给美国和世界带来不容忽视的影响。它在保持美国科技优势,在可预见的将来为保持美国一超独霸地位提供条件,扩大大型国防公司对国家政策影响力的同时,也给美国带来了新的安全困境。     

冷战后美国维和政策的演变及特征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维和政策经历了三次大的演变:从有效的国际主义到坚定的多边主义,从有选择的多边主义到美国式的国际主义,最后回归到有效的多边主义。虽然变动不居,但从本质上讲,美国的维和政策基本上遵循着一条主线,即美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支持和参与程度,取决于美国政府对维和行动与美国国家利益的关系的认知,以及国内压力(国会、民众)与这一认知间的复杂互动。     

冷战后美国出口管制政策的改革和调整

冷战后,美国的出口管制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和调整:一方面加强国内制度建设,另一方面加强国际合作.这既是适应新的国际安全环境变化及维持美国军事技术优势的需要,也是适应美国国内各种利益集团要求的需要.上述改革和调整有利于维持美国军事技术优势,进一步增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政治军事联盟在世界事务中的影响力,使美国更好地应对恐怖主义威胁,但客观上也会加剧武器和技术扩散,造成美国安全困境,并可能进一步扩大美国贸易逆差,加剧其与有关国家的贸易争端.     

冷战时期美国对东南亚的文化外交

二战结束后,随着冷战的逐步展开,美国政府通过对文化外交行政主管机构的整合、国会的一系列立法,与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展开了"文化冷战".冷战时期,美国在东南亚开展的文化外交主要有三种表现形式,即以富布赖特项目为代表的教育交流外交、以图书馆建设和图书翻译及传播为特征的图书外交,以及文艺表演外交.美国在东南亚地区开展的文化外交活动促使该地区部分国家的国民(尤其是社会精英阶层)了解并接受了美国的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培养了一批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亲美"人士,进而推动了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文化渗透.另一方面,美国的文化外交在某些情况下也给东南亚国家的统治阶层带来了一些麻烦,同时也引起了企图延缓东南亚非殖民化、希望继续控制东南亚地区的英国、法国等老牌殖民地宗主国的反感.此外,美国文化外交的扩张主义本质,以及美国在该地区的政治、军事行动与其在文化外交项目中标榜的国家形象显著冲突,也使得美国文化外交影响力的发挥大打折扣.     

冷战后朝鲜半岛局势演变的基本特征

2008年以来的朝鲜半岛局势,为总结归纳冷战后20多年来朝鲜半岛局势演变的基本特征提供了重要的事实依据。冷战后朝鲜半岛局势,实为由六大类问题构成的所谓"朝鲜半岛问题"的综合性表现。其中,有关朝鲜半岛南北关系的问题,对于冷战后朝鲜半岛局势的演变具有首要的意义。朝鲜半岛南北双方和周边大国构成的国际关系系统具有内在的结构性联系。因而,这些国家周期性的国内政治变化和政策调整,以及对朝鲜半岛的长远战略目标和诉求,使得冷战后朝鲜半岛局势演变表现出周期性和连锁性特征。尽管2013年朝鲜进行了第三次核试验,但由于朝鲜半岛问题的基本内容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朝鲜半岛局势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未来两到三年内,冷战后朝鲜半岛局势演变的基本特征仍将继续显现。     

美国的外层空间政策与冷战--兼论冷战的知觉错误与过度防御心理

美国的外层空间政策是深受冷战影响的一个国家安全政策领域。本文在综合运用美国解密文件的基础上,探讨冷战期间美国的外层空间政策。文章认为,大国空间决策及空间时代的到来,改变了美苏的综合实力对比和美国的决策心理定式,并使冷战和空间政策实施具有了同一性;美国决策者制定空间政策的前提是根源于“过度威胁预期”和“记忆恐惧”的知觉错误,其结果是导致决策过程中的“非逻辑性”和“过度防御心理”的产生。     

大国安全关系在冷战后的新发展

冷战结束后 ,大国安全关系基本上是在矛盾与合作共存、摩擦与协调并行的框架内运作。在经济领域 ,经济安全已成为大国安全关系中的核心问题 ;在地区安全问题上 ,大国关注安全关系的地区整合 ;在军事安全领域 ,大国在重视多边安全对话与合作 ,加快国际军控和裁军进程的同时 ,以武力干涉地区冲突的军事霸权却日趋猖獗 ,导致大国安全关系的紧张。但总体而言 ,协调与合作仍然是大国安全关系的主流 ,这是冷战后维护国际安全与稳定的重要因素     

冷战结束之初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转变

本文着重探讨冷战结束之初美国战略界对东亚发展前景的展望和关于美国亚太安全战略走向的辩论,并对老布什政府对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调整进行分析.文章认为,随着冷战的结束,布什政府试图使美国亚太安全战略态势由"遏制+威慑"转向"均势+威慑",并把应付日本力量的增长作为美国亚太战略的重要课题.但这一转变主要体现在战略指导思想上,而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美国在冷战时期发展起来的安全结构,这种调整的有限性反映了五角大楼对地区安全形势演变的不确定态度,一旦新的安全挑战需要华盛顿重新界定其亚太安全战略的指导原则,它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的安全结构.     

“退向未来”:冷战后德国地缘政治思想刍议

冷战结束后,德国当代部分地缘政治学者从重新研读德国传统地缘政治学文献入手,力图求证德国地缘政治学与纳粹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的根本不同,探讨德国传统地缘政治逻辑方法与概念命题的当代价值,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包括放弃融入西方政策、重回中部视角、重视东方战略等在内的政策建议。冷战后德国的地缘政治思想依然是德国传统地缘政治研究方法及其多文本表述的延续,它基本没有克服德国传统地缘政治思想存在的诸多缺陷,对德国外交政策制定的影响力亦是有限与隐性的。此外,德国当代地缘政治研究在精神上与冷战后德国及欧洲的新右翼政治势力联系较为紧密。     

试析后冷战时期中国加强东亚地区合作的动因

本文认为,后冷战时期中国加强东亚地区合作,是由于东亚地区彼此的认知结构发生变化,导致中国对自我身份重新定位,中国的国家利益随之扩展。由此,中国加强东亚地区合作,给东亚地区带来的是和平与安全,而非动荡与威胁。     

影响国会外交及安全决策的关键因素及冷战后的新特点

在外交及安全政策领域,美国国会是一个重要的决策主体.冷战结束后,国会在这一领域的作用进一步提升.本文从领导能力与领导作用、利益集团、舆论、党派政治和机构五个方面分析了影响国会决策的关键因素,并重点探讨冷战结束以后这些方面出现的新特点,以求对美国的外交及安全政策进行更全面、更深入的透视.     

Cooperation Coupled with Conflicts: Korea–Japan Relation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This article addresses a profoundly curious question of why Korea and Japan conflict with each other despite deepening ties and growing transactions. In contrast to the existing explanations, this article makes three analytical innovations. First, for inducing cooperation between Korea and Japan, what matters is convergence/divergence of external threat perception, not the magnitude of threat. Second, history is not a constant but a variable. Historical contentions can be escalated or deescalated depending on political situations. Third, the role of the US in managing Korea–Japan relations is important but not determinant. The style of US engagement in East Asia serves as an intervening variable for conflict management. This article suggests that frictions are highest when historical contentions are escalated and external threat perception diverges. On the other hand, cooperation potential is highest when historical contentions are deescalated and threat perception converges.     

冷战后日本与东盟地区安全合作的限制因素分析

东盟和日本作为东亚地区体系的重要参与者,二者关系的发展与变化影响东亚未来的安全走向。冷战后,日本和东盟都奉行"综合安全"的观念,安全目标的重叠构成二者合作的基本条件。然而二者因原动力即各自利益追求不同而导致追求安全的目标以及路径也有所区隔。认知差别、权力结构和规范因素构成了限制二者合作的三个主要变量。在不同程度上三个方面的问题与二者获得综合安全的路径相互影响。而二者在多边安全合作对话平台中的摩擦与分歧恰可作为安全合作挑战的注脚。     

劳工组织、国内政治与冷战后美国对外贸易政策

冷战结束后,国内因素对美国外交的影响力日渐加强,经济贸易问题在对外政策中的地位显著上升.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贸易快速处理权、对华永久正常贸易关系等问题上,美国国内各种势力竞相发挥作用,试图通过国内政治影响对外贸易政策.其中,劳工组织的表现尤其活跃.劳工组织通过游说、政治捐款和选举投票等手段向国会议员尤其是民主党议员施加压力,要求其反对贸易自由化政策,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对外经贸政策的塑造.劳工组织反对贸易自由化的斗争,反映出美国劳工运动的复兴.但内部的分歧、外部的工商界打压等又限制着其在对外贸易政策上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