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自我认同与“他者”的关系——理论与渊源

20世纪末在国际关系领域中,所谓"认同"的问题得到了广泛的关注.本文认为,国家的自我认同就是国家的自我意识,是国家对于如何"安身(在社会中的定位)立命(存在的意义)"的反思."他者"是一种对立性的存在.在国家认同的问题上,西方学者往往都倾向于将"自我"与"他者"间的斗争视为达到自我认同的途径.这并不是国际关系学者的独创,因为西方思想的两大源头古希腊思想和希伯来思想,在对自然和社会的看法中都表达了相似的观点,并且在西方近代思想中也得到了反映.中国传统思想中关于个体自我认同的看法与西方有所不同,在此基础上可以尝试构造中国自己的国家认同理论.     

身体：由缄默的“他者”变为自在的“歌者”

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女性身体一直受到男权中心文化的歪曲和盗用.当女性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时,身体对她们而言仍是个难以把握的"雷区".只有在女性的躯体被看成与女性的主体具有统一性时,"身体写作"才终于浮出了水面,女作家才得以以主体的眼光充满自豪地对身体进行审美的阐释.     

“他者”文化与美国外交

从文化的角度看，美国可以被视为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信仰。“他者”文化是美国的特有文化，内容来自于美国的神话传说、宗教信仰以及历史经历。“他者”文化崇尚战争解决方式，坚持非友即敌的认同标准，对美国的外交决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冷战前后，美国介入国际冲突的行为选择就具有鲜明的“他者”文化的特点。21世纪，随着经济全球化，人们相互依存程度的增加，“他者”外交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     

《礼记》的内在“他者”论析

在《礼记》中,儒家十分注重在与外界的互动中找寻完善自我的契机。这突出体现为与"他者"之间的相互依存。首先,这种内在的"他者"表露了儒家的"性"、"命"情怀;其次,内在的"他者"是主体异化的身份形式;第三,内在的"他者"促成了主体诗意的栖居态度。内在的"他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并改变了中国士人的认知尺度和现实自我的价值标准。     

对电视在反腐报道中“他者”形象的探究

随着网络媒体的发展,包括电视在内的传统媒体的地位受到了挑战和威胁。电视作为传统媒体,由于资源配置有限、传播方式的局限,在反腐报道中处于他者的地位。电视媒体在反腐报道中不能落后于网络,更不能陷入他者的尴尬地位。电视媒体要发挥自身的优势,做好策划,强调重点,深化报道,树立品牌,再借助网络媒体的配合,使反腐效果得以彰显。     

他者与作为第一哲学的伦理学——列维纳斯思想初探

列维纳斯认为在传统哲学之内我们无法源始地理解他者之意义,因为存在是一种匿名、中性的令人恐惧之物,发生在瞬间的主体的置放打破了存在无名的统治,它标志着存在者对存在的介入与承担,但主体要真正地获得救赎,本真描述的时间必不可少。本真的时间总是打破、超越了自我精神把握的目光,这种作为伦理时间性和救赎时间性的异质性使我们领会了他者的异质性,因此第一哲学不是形而上学而是伦理学。     

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国际话语权:“自我”与“他者”语境

西方的话语霸权和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弱势给中国造成了"话语困扰"。价值观是话语权的源泉,是文化软实力的核心。党的十八大提出二十四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提高中国国际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建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倡导从身份与认同来认知社会,为分析和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国际话语权提供了视角和可行路径。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国际话语权应该依托于中国国家权力,并通过国家间主体互动区分"自我"与"他者"身份,批判作为"他者"身份的西方价值观,以此解构西方话语权,塑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我"主体意识。     

“他者”的中国与日本海洋国家身份的建构

中国是日本海洋国家身份形成过程中持久和最重要的"他者"。冷战结束后,伴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崛起,亚洲首次出现两强格局。在政治和知识精英主导下,日本分别建构了中国的"安全关切"、"安全威胁"和"敌人"意象,并通过"去中国化"和"污名化"中国,完成了自身海洋国家身份的建构,进而将其战略化为重要的国际博弈工具。日本海洋国家身份及其战略化,是日本对自身身份与道路的自主选择和国家生存与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符号化的国际政治斗争话语。随着中日海上力量的共同崛起及其战略的"海洋转向",中日海洋竞争将会加剧,也预示着中日海洋战略将会相互观照和塑造。     

女性主义观照下的他者世界——试论温词中的女性形象

美丽的建构和情爱的痴迷构成温庭筠词叙述女性的两大基本原则,支撑这种原则的是男权制社会根深蒂固的女性观念.温词中女性形象的物态化和病态化反映出封建社会女性的"他者"境遇.     

自我和他者的冲撞——读福克纳的《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

<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是威廉·福克纳著名的短篇小说.几十年来,这篇小说吸引了无数的读者并引发了各式各样的富有想像力的解读.拉康和他早期的"镜像理论"提供了另一种欣赏和解读的角度.小说女主人公爱米丽对于自我意识的实现进行了不懈的、绝望的努力.然而她越是挣扎着要去发现真正的自我,实现真正的自我,就越是陷入无助的泥潭,陷入命运的陷阱,无法自拔,因为人根本无法真正认识自我,识别自我意识.     

关于“第四者”现象的伦理思考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现代化的发展，家庭婚姻已经面临越来越多的问题。“第四者”作为一种新现象给我们的家庭婚姻带来了许多挑战。第四类情感是徘徊于友情和爱情之间的另类情感。笔者从社会、文化、网络和个人四个方面对“第四者”产生的根源和社会危害性进行分析，并建议对“第四者”采取宽容的态度和提出了对“第四者”的防范措施。     

理解“和谐社会”——一种对现代性危机反思的法治解读

和谐社会在当前中国是一个很时髦的词汇，但如何理解“和谐社会”的真正含义，其具有怎样的现实意义，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文中主要从对“和谐”一词及“和谐社会”理念历史沿革的考据以及哲学社会学的认识出发，希图以法治作为中介，揭示出“和谐社会”理念的复兴对于解决现代性危机的时代意义。     

习近平关于“国之大者”重要论述的四重逻辑

胸怀“国之大者”,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鲜明特点,也是对党员干部普遍性的政治要求。从时代逻辑看,“国之大者”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为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而提出。从理论逻辑看,“国之大者”源自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战略思想的继承发展。从价值逻辑看,心怀“国之大者”有利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为领导干部看问题提供大视野,为治国理政提供大智慧。从实践逻辑看,践行“国之大者”,必须持续加深对“国之大者”的理解,强化使命责任,坚持底线思维。     

大众地缘政治想象中的身份政治与“他者”形象--以美俄(苏)之间的大众文化形象建构为个案

大众文化所创造的地缘政治神话直接塑造了特定社群对其他国家形象的想象,深刻影响国家认同、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在后现代的军事—工业—媒体—娱乐网络中,大众文化产品一方面向民众传播政治精英的地缘政治想象,另一方面向决策层反馈流行话语中的大众地缘政治想象。大众文化产品塑造他者的方式具有多元性,其他者形象的生成机制可以理论化为非人化、奇观化和性别化三种模式。与之相应,西方娱乐工业往往依赖一些固定模板,批量生产类型化的他者,以维持自我身份叙事的稳定性。其传播过程则具有隐蔽性,往往不会立时得到地缘政治对手的回应,遂成为西方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推手。今天的大众地缘政治在很大程度上仍以西方为中心,西方流行文化的全球传播在取得商业成功的同时,隐蔽地对外传播深藏于其中的地缘政治想象。因而,在国际话语权竞争中,中国必须充分认识大众文化的地缘政治功能,重视大众文化建设,讲好中国故事。     

浮世中的陌生者——细读石黑一雄小说《上海孤儿》的国际化主题

当代许多移民作品描述了不同文化与价值形态,揭示了移民群体失落、孤独的精神状态,以及丧失文化身份而导致的尴尬处境,并深切关注文化身份与种族冲突的根源及影响。在小说《上海孤儿》(When We Were Orphans)中,日裔英国作家石黑一雄将对文化身份与国际化题材的关注完美结合,突现了作者对历史事件以及当代社会现实的深刻思索,阐释了非殖民化对政治、社会以及文化的影响,以此反思现代人丧失身份归属的内在根源与实质。     

社会学语境下的“贫穷”概念浅析

在社会学的语境下,贫穷已然成为权力的表现形式。判断是否贫穷,取决于占有资源方面的多少。占有资源越多意味着对他人产生的强制力越有效,而资源并非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能够使强制力长期有效,还取决于如何认知贫穷。这种认知自早期儿童社会初期便被灌输到个人意识当中。另外,贫穷是作为社会结构的必然而存在着。它作为富人阶层的对立面存在,并且对于社会分层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在”“自由者”之间——黑格尔“对立之统一与和谐”思想再思考

辩证法曾经作为认识世界与社会斗争的指导方法,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兴盛一时。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辩证法似乎要被打入冷宫。但实际上,黑格尔辩证法拥有其哲学自身的理路,对于它,庸俗泛滥的理解固不可取,简单的抛弃也非科学的态度。辩证法不是处世的小计谋,而是生命的大智慧,即是实现自由的方法和道路。在对自由的理解上,康德因其揭示了自由的先验来源而功不可没,然而,黑格尔的辩证法却使自由从康德的“天国”回到了“人间”,“对立统一”就是要使自我在他者中实现自身的自由,使自由成为存在于他者之中的现实;自由与必然的关系,不是自我对异己的消耗,而在异己中保持住自己,它既成全了自身,也成全了他者。在这个意义上,辩证法是要让人在天地之间找到自身的位置。     

被动行为者的责任问题——对《公羊传》“祭仲逐君”论的哲学研究

与《左传》和《谷梁传》不同,《公羊传》对祭仲参与逐君的行为给予肯定。这种肯定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郑昭公日后复位这一事实作出的。预期后果能否为一个道德行为提供免责辩护?考察伦理学几大主要流派(道义论、后果论、美德伦理学)有关后果与责任的论述可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预期后果是否可以提供有效的免责辩护,而在于辨别谁是真正的施动者,只有施动者才谈得上追究责任问题。《公羊传》从后果角度试图为祭仲逐君的行为提供辩护,没有抓住问题的要害,但其中揭示的被动行为者责任问题却发人深思。     

“他者”的微弱呼声——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女性主义

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末,包括自由主义、激进主义、后现代主义等主要流派,各个派别都关注妇女生活,强调"社会性别"分析的重要意义.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从不同的角度共同向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发起挑战,有助于人们完整地理解国际关系.     

关于“道德危机”的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现代化方面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巨大成就。与此同时，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中，出现了令人担忧的“道德滑坡”甚至“道德危机”现象，已经成为阻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建设“和谐社会”的严重社会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需要通过加强道德层次化建设、全面推进社会改革予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