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鉴定结论＂到＂鉴定意见＂

“鉴定结论”的称谓折射出这一证据形式的“权成性”，因而容易导致人们对鉴定结论的迷信与盲从，使得人们相信鉴定结论无需进行诉讼双方的对抗质证。而“鉴定意见”的表述较为科学，符合客观实际，有助于降低人们对鉴定证据的盲从。“鉴定意见”的确立为我国诉讼观念与诉讼结构的逐步转变提供了契机，必将开启我国鉴定制度的新发展。     

鉴定人选任制度的思考——鉴定人资格的确定及鉴定意见在诉讼中地位的辨析

鉴定结论的科学性在取决于所依据的科学原理的可靠性的同时,又依赖于运用科学原理和技术解决案件中待确定事实的鉴定人员。故鉴定人选任制度的完善是鉴定制度的完善、发展不可忽视的关键环节。鉴定人资格的确定以及对诉讼中鉴定意见的采信态度丈量着现代证据制度的走势和完善程度,进而影响着现代法治的科学、正义性的实现。鉴定出于诉讼发展对科学技术的需要而纳入诉讼之中,故对鉴定制度完善的一系列问题首先要从科学应用本身考虑,然后纳入法律领域中进行考虑,否则将失去其本身的功用性。     

析民事诉讼中的自行委托鉴定问题

司法鉴定是我国民事诉讼中经常使用的证据方式。在经济快速增长 ,科学技术日益发达的今天 ,越来越多的诉讼案件需要借助鉴定手段。通常的民事诉讼理论认为 ,司法鉴定是有专业知识的机构或个人运用专门知识对案件涉及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和判断 ,鉴定人由人民法院指定或聘请 ,鉴定结论经法院委托而制作。但是 ,随着公民法律意识的增强 ,律师代理制度的发展 ,特别是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深入 ,出现了一些涉及鉴定的特殊案例。有的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律师为了起诉、应诉或反诉的需要 ,在起诉前或反诉前就自行委托专门鉴定机构作出鉴定 ,以此作为…     

浅析法院司法鉴定工作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人民法院的司法鉴定体系日渐完善,但在实际工作中还有一些问题出现,阻碍了司法鉴定工作的良性发展。文章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归纳分析,主要表现在司法鉴定体制、适用法律法规、司法鉴定受理范围、受理时间、对于鉴定人的选择、鉴定程序、鉴定文书格式、鉴定结论的法律保障八个方面。     

建立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必要性及构想

证据开示是当事人主义诉讼程序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制度。我国刑事诉讼法修订后吸收了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合理因素 ,采用了抗辩式庭审模式 ,却没有相应的制度来保障诉讼公正和诉讼效率 ,因而建立刑事证据开示制度势在必行。建立刑事证据开示制度要了解其必要性、主体、范围、程序、效力及责任等问题     

人工智能时代下被追诉人权利风险的识别及防范

人工智能在司法领域的广泛应用,使被追诉人的权利保障面临风险和机遇并存的局面。人工智能对被追诉人造成的权利风险主要来源于两类：一类是由人工智能的自身局限造成的,包括大数据侦查模式侵犯被追诉人个人信息权、算法运作的封闭性侵害被追诉人知情权等;另一类则是由人工智能引发公权力扩张引起的,包括智能辅助办案系统削弱被追诉人质证权、控辩双方信息不对等影响被追诉人辩护权等。这一系列被追诉人权利风险的背后,隐含着智能技术和司法原理的冲突,表现为人工智能对直接言词原则和审判中心主义的冲击和削弱。基于此,对被追诉人诉讼权利的保障将围绕填补传统权利和更新数字权利这两部分而展开,进而完善和严密被追诉人诉讼权利保障的屏障。     

试析无罪推定原则

无罪推定原则是诉讼民主和诉讼文明的体现。作为一项确定和保障被告人诉讼地位的基本准则,该原则已为各国普遍承认。无罪推定原则是一种可反驳的推定,推翻该推定须有充分的相反证据。诉讼活动的内在规律性及人权保障理念是其主要的理论渊源。     

民商事案件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

在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界,对于民商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着肯定说和否定说两种学说。但在当前注重人权保障、强调程序正义的大背景下,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又显得合情合理。实践中,应细化非法证据的范围,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纳入民事诉讼法典,可在审前阶段审查证据的合法性,完善当事人收集证据的保障机制,以提升司法权威性,保障民商事诉讼当事人的基本权益。     

刑事证据保全制度研究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于刑事证据保全制度没有作出规定.刑事证据保全是一种由当事人提出申请,由法官对此申请进行裁断的具有司法性质的行为,它对于保障被追诉人的辩护权、查明案件事实、推进我国的刑事审判方式等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应当从程序正义、诉讼结构、被追诉人的诉讼权利等角度出发,来构建我国的刑事证据保全制度.     

论新刑诉法的非法证据庭审程序

非法证据庭审程序和排除规则的确立是新刑诉法的一大亮点。在我国刑事庭审程序中,公诉机关与排除申请人举证责任分配、证明标准如何确定是实务中遇到的突出问题,特别是在非法言词证据排除领域,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中,"合理"如何确定、多元利益如何衡量与分配是该制度亟待进一步深化解决的问题,否则,证据排除庭审程序只能形同虚设。或许,今后在立法中确认一种独立的听证程序能更好的达到排除非法证据的目的。即在法院审判中设立一个独立的证据听证程序,配套以合理的举证责任分配、明确的证明标准可以减轻庭审的负担,节约诉讼资源,更好的保障人权。     

合法性与真实性之间——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排除逻辑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合法与非法的排除逻辑主要基于证据真实性审查规则,其存在着与鉴真规则混同适用的现象。鉴真规则是真实性审查规则中的一个前提环节。我国各法定证据种类的排除规则都能体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侧重真实性审查的逻辑。在人权保障与真实性审查之间,合法性审查倾向于审查真实性。我国证据规则附属于诉讼制度,缺乏独立性,且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依附于真实性审查规则,缺少具体的基本权利保障规则,难以发挥保障人权的独立价值。     

刑事案件中证据的采用和自由裁量

证据不仅是司法机关和诉讼参与人诉讼活动的主要内容,而且还制约着诉讼活动的全过程。诉讼活动的开始和结束一般要经历立案、侦查、起诉、审判、执行五个阶段,证据始终贯穿于每一个环节中。公安机关担负着刑事案件侦查的重要职责,执法中既严格执行国家的刑事法律,同时又贯彻执行国家的刑事政策。公安机关在刑事案件侦查阶段依照法定程序和方法全面收集用以证明案件事实真相的证据,为案件的公正裁判提供法律依据。对于触犯法律导致犯罪的案件的定性,根本依据就是事实和证据。证据绝非全都是从来就有的,只有原始证据有其一定的固有性,而刑事案…     

论检察工作中非法证据排除的现状及完善

目前我国正在逐步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重点将这些规则适用于言词证据的排除,其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刑事诉讼案件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应用是实现以人为本,保障人权,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途径。本文以非法证据为切入点,结合实践,浅析检察工作中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存在的相关问题,并从完善相关法律、健全相关配套制度、加强引导侦查工作、完善相关考核指标等方面提出若干建议。     

民事诉讼程序正义与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

诉讼制度真正永恒的生命基础在于它的公正性。当代中国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应以司法公正为目标 ,充分注入程序正义的理念。在具体改革和完善的过程中应通过确保法院和法官的独立 ,辩论主义的确立和法官释明权的赋予 ,直接言词原则的确立和司法公开原则的完善等来加强对程序正义的保障 ,从而最终实现司法的公正。     

品格证据在不同诉讼主体中的应用规则浅析

品格证据是一种特殊的证据形式，为了避免偏见以及保证诉讼效率，英美证据立法确立了品格证据的一般排除规则。然而规则当中也有例外，例如当品格处于案件争议时，其证明价值不可否认。品格证据规则的这种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不同诉讼主体的运用上，通过对被告人的品格、被害人的品格以及证人品格等三个方面的阐释予以说明，为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品格证据规则提供有益借鉴。     

略谈民事诉讼法修改草案中的鉴定制度

鉴定结论作为我国民事诉讼的重要证据之一，前不久出台的《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对其进行了由“结论”到“意见”的修改，引起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广泛讨论。草案中鉴定制度的完善具有进步意义，但还存在着启动模式矛盾、出庭制度过于原则化的缺陷，有待进一步完善。     

打“官司”什么情况原告不用举证

当事人向法院提起诉讼时，应当主动向人民法院举证或提供证据线索，申请法院调取证据，当事人对自己的诉讼主张负有举证责任，但下列情况例外，原告不需举证或应由被告提供证据。     

我国刑事诉讼中建立非法证据排出规则的障碍

我国传统的诉讼观念强调查明诉讼案件事实真相以实现实体正义,这种诉讼观念对于我国刑事诉讼中建立和实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具有阻碍作用。同时,我国现行法律制度中存在阻碍排除规则实施的因素,包括法院缺乏独立性、中立性和权威性、追求真实发现的再审制度等。因此,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诉讼观念上和法律制度上的障碍,由此决定我国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循序渐进,不可操之过急。     

德、日两国民众参与刑事审判制度比较研究

普通民众参与刑事审判活动是对职业法官司法权的一种制衡,是实现诉讼民主化的重要保障。基于其共同的价值基础,德、日两国均赋予民众参与刑事审判的权利。鉴于诉讼模式及传统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两国在保障民众参与刑事审判的程序设计方面存在一定区别。笔者于文中对其进行了比较、分析,以期益于我国人民陪审制度的改革。     

宋慈证据裁判观及其当代价值

人类历史上的诉讼证明模式历经神明裁判、口供裁判与证据裁判三个阶段。今天,以证据为认定案件事实之基础的证据裁判模式已在现代法治国家全面确立。我国法医学先驱宋慈早在南宋便于其代表作《洗冤集录》中阐释了证据裁判的观念。宋慈证据裁判观的精髓集中体现在重视客观证据、强调司法检验、善于实验方法等方面。宋慈证据裁判观对当前我国司法证明亦有镜鉴意义,宋慈不轻信口供,强调客观证据重要性的司法证明观念更有利于侦查活动的法治化,有助于克服"由供到证"证明模式的弊端,也更益于犯罪嫌疑人诉讼主体地位之维护。宋慈认为,即使获得了与被告人供述相互印证的证据,仍应尽可能搜寻与该实物证据相互印证的其他证据,以实现法官"内心确信",这种证明方法弥补了当前"印证证明方式"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