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世界向度”析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应是一个自我设限的封闭体系,而应是一个与世界文明保持密切互动的开放过程。确立"世界向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要求。以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中国和世界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学习和吸纳人类文明优秀成果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路径。党的一代代领导人坚持"世界向度",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并引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取得巨大成就。当前,我们亟需改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过于集中于"中国向度"的局面,切实加强相关研究的"世界向度",以凸显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丰富的世界意义和价值。     

“天人合一”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融合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一般规律的学说,是指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理论武器";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传统哲学所追求的基本价值和最高境界。马克思主义哲学进入中国以来,与以"天人合一"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相互结合,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事业不断取得新的胜利。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天人合一"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深度融合,是凝心聚力,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必由之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战斗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改造

中国在革命和社会建设的过程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改变了中国革命者和建设者原有的一些认识和看法,经过思想改造的马克思主义者掌握了更有力的理论武器,找到了完成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良好途径。以此为角度,初步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化道路探索过程中的作用,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自我认识的变化和"中国式理想"不断丰富的内涵进行研究和讨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途径再思考——以毛泽东的艰辛探索为例

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了艰辛探索.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四个基本途径:一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党员和干部,提高全党理论水平;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解答中国社会历史课题,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际相结合;三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独特经验,积极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和成熟;四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批判继承中国历史文化遗产,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相结合.     

重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

学界普遍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融合就是赋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容以中国化形式,使马克思主义能够以中国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出场"。上述理解在一定意义上并未能充分把握中国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定位问题。中国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应主要不是提供形式或话语的支撑,而更多地是它作为基本国情重要组成部分影响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国传统文化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义不仅体现在它所具有的"方法论"层面上,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经验性"质料"。新的历史条件下,传统文化之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作用更多地体现在内容而非形式上,体现在它对于社会现实的影响并进而影响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展开,这种现实层面的影响并非是"博物馆学"的象征意义与直接话语表达形式的供给功能。     

“李约瑟难题”的马克思主义论域:一种比较性探析

"李约瑟难题"所引发的社会效应对中国传统科学的定位和重估产生了巨大影响,对中国当代科学发展的力度和深度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作用。纵观李约瑟的一生,无论是他的科学事业、生活作风还是他的人生理念等,几乎都打上了马克思主义的烙印。本文试图从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视角,通过作比较的方式来解读马克思主义对"李约瑟难题"的影响,从而为"李约瑟难题"的解析找到一条更加科学的路径,同时也证明马克思主义在向世界的传播中,对科学史研究的转向以及科学家们的世界观曾产生过不可低估的作用。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发展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进入21世纪以后,面对改革开放的新情况和社会发展凸显的新问题,党中央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践,响应新的时代实践,与时俱进,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以科学发展观为基本内核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发展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论李大钊的图书管理思想

李大钊是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同时也是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的重要奠基人,他富有现代意识的图书管理思想、管理方法和图书馆学理论,对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为我们在信息时代深化图书管理,充分利用图书资源去认识社会、改造社会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毛泽东、邓小平伦理思想中义利观之比较

毛泽东的"革命的功利主义"和邓小平的社会主义义利观一脉相承,都是在为人民服务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毛泽东的"革命的功利主义"是对"重义轻利"传统价值观的批判,但在脱离了群众,脱离了中国经济建设的实际后,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向"重义轻利"传统观念的回归和对个人利益的忽视。邓小平以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为基础,提出了社会主义义利观。他注重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为立足点,既反对极端的集体主义,又批驳个人主义,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个基本路径探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的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用于指导中国的社会生活实践,总结概括现实经验用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个基本路径是"回到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三者是一个辩证统一的整体.     

浅析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观

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而成就的取得与他的马克思主义观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为加深理解,试图从他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怎样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目的是什么三个方面对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观进行简要的梳理和总结。     

邓小平与中国和平崛起战略--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伟大成果

邓小平关于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思想及其实践,是他继承和发展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和事业,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最重大的思想和物质的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发展的第二次飞跃,是他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是我们宝贵的思想理论财富。我们要好好地继承和     

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思想政治工作的典范——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九十周年

今年是毛泽东同志诞辰九十周年。毛泽东的名字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他永远受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深切怀念。毛泽东同志作为一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作出过多方面的重大贡献。他对于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的论述,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理论系统地阐述了     

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人生哲学

毛泽东作为中国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社会实践的过程中,根据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批判地吸收了中国传统人生哲学的精华,逐步形成了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人生哲学理论体系,促进了中国传统人生哲学的转型和马克思主义人生哲学的中国化,并为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人生哲学提供了借鉴。     

关于刘少奇工运理论的开拓、奠基与求索(1937-1969)

在中国这样一个东方大国中,无论是搞革命、搞建设、还是开展工人运动,都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如果把这一事业比作充满荆棘的道路,那么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是筚路蓝缕、披荆斩棘一路走来的开拓者。刘少奇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工人运动的著名领导人,一生投身工人运动,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他都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工运理论和中国工人运动具体实际相结合,洞悉复杂形势、把握发展规律,奋力开拓创新,在工运理论和实践上都颇有建树,在把马克思主义工运理论中国化的过程中,形成和创新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工运理论,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瑰宝,至今仍有重要指导意义。今天,我们学习研究刘少奇工运思想及其工运实践,不仅是要坚持发展他所创立的工运理论,更重要的是要学习发扬他的开拓创新精神,在四个全面推进中,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运发展道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运理论和工运事业持续不断地推向前进。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内在依据及其深刻意蕴——学习党的十九大报告精神

能否对一定历史时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做出正确认识和判断,一直是革命建设改革的基础性问题,构成我们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依据,事关党和国家事业成败。党的十九大作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重要论断和新表述,是在继承党的优良传统和基本经验的基础上,客观理性观照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演进发展现实状貌,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要坚持从全局的战略高度思考问题、谋划工作,使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判断对党和国家事业健康发展真正起到引领和导向作用。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为指导,科学认识和把握好"变"与"不变"的关系,准确领悟党中央的战略意图和实践方略,毫不动摇地坚持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核心内容的党的基本路线,求真务实,锐意进取,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当代中国的政治学与政治发展

新中国的建立,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但是由于各种历史原因,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中国的政治学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政治学有了较大发展,形成了一批优秀成果,也存在着一些需要克服和解决的问题。为了促进学科健康发展,适应坚持和完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需要,中国的政治学应当根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要求,在政治学一系列基本理论和重大现实问题上不断加强马克思主义研究,以牢固确立和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观点。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949-2009):两个“30年”的比较与启示

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建国60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30年".前一个"30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收获了重大成果又遭受了比较多的曲折和比较严重的挫折,是经验教训并存的30年;后一个"30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取得新成果,是成就非凡的30年.比较研究前后两个"30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同际遇及特质,对于新世纪新阶段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事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的“逻辑转换”与“顶层设计”

国外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发生了两次研究范式转型。一是,从"以苏解马"的"一元标准"到"西方马克思主义";二是,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确立为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标准"到边界"日益模糊"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这种转型造成了诸多理论难题。以西方马克思主义"解读马克思"造成了三种趋向: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结论当作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理论思维的前提这一"新教条"的趋向、彻底否定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解模式,从而存在以清空原有理论基础的学术方式让西方马克思主义全面占领的趋向以及将马克思主义研究变成毫无质性的"千面马克思"的学术趣味问题。鉴于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界需要一个"顶层设计"意义上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整体构想",以此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当代中国闪耀的马克思主义光辉——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体会

作为新时代的领导人,习近平不仅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习,而且也极具应用头脑和智慧,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处处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光辉,主要表现在:他明确提出"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我们党的一个好传统"的重要论断;他的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新境界;他尤其强调对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掌握和运用,谱写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