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端治理:包容性发展视阈下社会管理创新的路径选择

农村是国家基层治理体系的末端,是基层及整个社会安定和谐的"压舱石"和"稳定器"。改革以来,乡村步入大分化、大流动、大重组的历史性转型,农村基层治理呈现封闭化、空心化、断裂化的特征,农民阶层分化和利益诉求多元,加强和创新农村社会管理势在必行。为破解转型期乡村社会管理困局,一方面需要转变发展理念和思路,着力夯实基层组织和民生建设,从源头上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基层短板"问题;另一方面需要加强顶层设计,根据当前乡村发展阶段性特征及内在要求,从组织体系、技术支撑、政社合作、体制机制方面推进协同创新,走出一条开放融合、权利均等、制度保障、城乡一体的社会管理创新之路及包容性发展格局。     

论乡村社会法治建设——以乡镇司法所为视角

乡村社会法治建设是我国法治工作的重心。乡村社会通过传统的"礼治"来维持社会秩序,而现代社会利用"法治"来维持秩序。"礼治"和"法治"是调整社会关系的两种不同的方式。"法治"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方向,而"礼治"却代表了中国传统的管理模式。基层司法行政机构在推进基层法治建设的过程中,既要把握用法律治理社会的大方向,同时也不能忽视"礼"在传统社会中的良性作用,正确处理"法治"和"礼治"之间的关系是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不可逾越的步骤。本文以基层司法所为视角,从乡村社会法治建设面临的问题、原因、解决方式出发,分析正式规范与非正式规范在乡村社会的适用问题,从而有效地推动城市、乡村法治建设的全面发展。     

“互强型”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建构

建构"互强型"国家与乡村社会是现代国家与社会关系、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合理选择。建构"互强型"国家与乡村社会,从国家或乡镇基层政府的角度来说,就是要转变基层政府职能,增强基层政府服务于乡村社会的公共服务能力;从乡村社会的角度来说,就是要建构起乡村社会的自主性。转变乡镇基层政府职能,增强其公共服务能力,首先应该从改革乡镇长的产生方式着手,改变其授权方式,探索推广乡镇长由乡镇人大选举产生转变为直选产生;建构乡村社会的自主性,一方面要继续加强村民自治建设,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另一方面要抓紧建设村民自治组织之外的其他社会组织,增强农村社会的自主性。     

乡村基层民主建设面临哪些难题

针对我国乡村的社会结构研究,曾有日本学者和美国学者分别提出"村落共同体假设"与"基层市场共同体假设"。这两种说法从不同角度反映出了我国乡村社会结构的一些现实问题。地域辽阔的特点使乡村基层民主建设存在一定的难度,加强基层党组织培训与乡村基层民主制度建设,增进乡村基层民主程序的透明化等措施,为我们提供了可行的应对策略。     

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路径研究 ——以德庆县"三信融合"为例

有效的乡村治理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基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政策目标为乡村社会治理提供了科学的行动指南。以理念、管理和技术三个维度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分析框架,以广东省德庆县"三信融合"为案例,分析基层党组织推进乡村社会治理的实践举措,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德庆县以信仰建设为根本、以信用建设为关键、以信息建设为支撑,设计出一种基层党组织引领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制度化渠道,为构建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探索出一条可能的路径。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必须筑牢利益生产和分配机制,让参与者具有切实获得感,从而实现共同体的巩固维持和拓展深化。     

"三级和议"议出和谐乡村

和谐乡村建设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环节。党的十九大以来,基层社会治理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面对乡村社会政策落实不到位、利益纠纷不清、矛盾化解不断等长期困扰乡村治理的难题,应逐渐探索建立"三级和议"制度,解决乡村社会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构建一条最深入基层、反应最迅速、化解矛盾最有效的基层利益纠纷和矛盾解决机制,从而打造一种现代化的乡村治理新模式。     

基层群众自治与乡村社会管理创新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不懈追求的社会理想,加强和改进社会管理特别是中国乡村的社会管理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当前,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传统的压力型社会管理体制已经无法有效化解乡村社会出现的诸多社会矛盾,亟需创新乡村社会管理模式。而通过培育和发展乡村基层民主,进一步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扩大农民的民主监督力度,对于提高乡村社会管理的效能与水平,促进中国乡村和谐社会建设不失为一条可行的路径。     

对中国基层社会管理核心问题的思考

我国基层社会管理的目标是实现对街区群众的微观服务,畅通基层诉求表达渠道是我国基层社会管理的核心问题。这意味着基层社会管理要从群众的需求入手,通过基层诉求表达渠道的制度化建设,在解决基层管理制度化问题的同时,破解"人治",建立群众对街区社会管理者的考评机制,从而实现基层社会管理不同主体间的对话、协商与合作。     

城市基层公共服务组织管理运行的规范化研究

当前,城市基层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设施建设、基层公共服务组织管理运行的规范化问题。问题的背后是体制性问题:一是行政体系内部的"条块"问题,二是政府组织与社会组织的合作问题。城市基层公共服务组织管理运行的体制和机制改革出现了两种模式:职能专一、主管部门单一的基层公共服务组织(如街道医疗服务中心),采取社会化模式——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社会化;职能交叉、主管部门多头的基层公共服务组织(街道社区服务中心和社区服务站),采取行政整合模式——行政体系内部职能整合。街道社区服务中心和社区服务站管理运行的规范化,需要在行政整合的基础上,积极推进社会化改革。     

党建嵌入乡村治理的组织路径创新——基于某省Z镇党建示范区的实证研究

党的建设是农村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基层党建通过乡村治理发挥引领作用。随着乡村社会的剧烈变迁和基层治理的现代化转向,基层党建的组织路径陷入"悬浮化"困境,难以突破组织建设的"内卷化"难题。调查研究表明,以区域化党建重塑整合资源的组织结构、以党员联户激活群众动员的组织过程、以治理导向再造党建嵌入乡村治理的组织路径,最终使党建成为转型期国家与社会互动的黏合剂。"嵌入式"的组织路径不仅激活了基层党建,并且从治理责任、治理方式和治理属性三个方面重塑了乡村治理,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治理效应,释放了塑造乡村公共秩序的持久力量。     

“新乡绅治理”模式的政经逻辑

"富人治村"是乡村治理模式转换过程中必然要出现的现象,是乡村社会对村级组织弱化的自主适应和应对,并且对基层民主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     

美丽乡村建设视域下基层社会治理探究

美丽乡村是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农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当前,推动"美丽乡村"建设,面临我国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高,治理理念和方式还有待提升等问题。对此,可通过突出党建引领、夯实基层治理根基、大力发展公共服务、推动"三治"融合来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实现农村社会的有序治理。     

选好用好农村党组织带头人

<正>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党的基层组织是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的基础。要加强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扩大基层党组织覆盖面,着力解决一些基层党组织弱化、虚化、边缘化问题。"乡村振兴战略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提出了新要求,习近平     

基层社会管理的路径探索

<正>社会管理既简单又深奥。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期,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巩固政权所需、人民群众所盼、发展规律所趋。站在历史节点、基层视角,从哪里去加强、去创新?笔者认为,必须把中央的"顶层设计"与基层的"社会现实"紧密结合,在实践中探索。一、基层社会管理问题在哪里社会管理的任务在基层,压力也在基层。系统看,我国社会总体平稳。但是,聚焦一域来剖析、放大,问题就显露出来。     

“中国农谷·带头人”第五届年会暨国家治理高峰论坛2016湖北峰会

正本次高峰论坛以"共建共治共享——探究美丽乡村建设共同体"为主题,对于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实现乡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美丽乡村"是"美丽中国"的基础和前提,美丽乡村建设将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向基层延伸、落实,对于实现国家善治,推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顺利实现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社会资本视域下基层党建引领农村社区治理创新研究——基于江西省基层“党建+”工作的探索与实践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领导基层治理的坚强战斗堡垒。新时代的村民自治转向社区自治,村级组织建设的重心正在从村民自治转向党组织建设。以基层党建来统领乡村工作,成为农村社区治理创新的方向。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性。江西省农村基层"党建+"在工作理念上突出协商取向,协调社会利益关系和整合民意;在组织设置上,构建"一核多元"党群管理架构,提升组织力协同发展;在工作机制上,建立健全公开机制和监督机制,发挥村务监督委员会的作用;在工作内容上,强调"党建+村中心工作",实现与基层实际有机融合。优化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创新,必须使"党建+"工作服从治理需求,根据社区社会资本的总量和分布决定其内容和机制;必须强化建章立制、确保规范运行,开展实质性内容的党建活动,扩大工作覆盖面;同时,必须使"党建+"工作嵌入基层协商民主实践,着力培育农村社区社会资本。     

推进基层治理 助力乡村振兴

正乡村治理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石,也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环节。建议:一要转变传统观念,强化创新治理共识。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服务"意识,组织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转变思想观念,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村民、社会组织的"主体"意识,组织各类人才培训班,发挥新乡贤积极主动参与基层治理的内动力。强化乡村干群的"创新"意识,探索以网格化管理为抓手、以现代信息技术为     

新时期乡村社会建设的内涵与路径——以广东省云浮市“村民理事会”为例的分析

以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来观察乡村社会发展,可以将乡村社会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国家与乡村社会隔离情境中乡村社会自在自为的存在状态;国家政权延伸至乡村社会后乡村社会传统被逐步消解;国家管理乡村社会背景下乡村社会走向自觉和自治。当然,现实存在远比这种简化的纵向概括更复杂。熟人社会或者正在蜕变的熟人社会依然是目前中国乡村社会的一般形态,然而市场化和社会化所带来的冲击正浸染着本色的乡土社会。为此,基于"陌生人"社会的现代公共关系的塑造和公共服务的提供与保障成为乡村社会建设的主要议题。本文通过对广东省云浮市"村民理事会"的个案分析,探索在市场化、社会化的背景下,在国家与社会互动情境中推动乡村社会建设、有效实现公共治理的路径。     

用创新思维破解基层法治难题

推动司法体制改革,深化基层法治创新,构建和谐乡村是平安中国建设机制下的应有之义。当前基层社会治理法治效能始终难以满足社会的需求,传统基层法治建设问题较多。在平安中国建设背景下,基层法治创新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必然趋势。     

论乡村数字治理的运行机理：多元基础与实践路径

理清数字治理在乡村社会的运行机理,是运用技术之治提升治理效能的关键。农村社会结构的类城市化转型、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以及互联网技术的推广,带来乡村数字治理成长的多元基础。立足“数字技术-数字空间-数字信息”三位一体的理论架构,在浙江等东部乡村地区的实证调研发现,通过数字空间的治理,有效增益了乡村治理的主体力量,激活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重塑村庄公共性;通过数字信息的治理,助力基层政府实现对流动乡村的动态管理、公共服务的有效落地、群众合理诉求的高效回应等。数字治理推进基层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自主性建设协同发展,促使基层治理灵敏高效,但其推广还要与村庄社会基础和内生治理需求相契合,不能一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