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不能拒斥现代性——兼论应对西方后现代社会思潮的挑战

现代性和现代化是双向“反哺”的。作为现代化进程的“精神积淀,”现代性一经生成,就会转而成为现代化的理性规约和内在张力。后现代社会思潮的实质在于解构和终结现代性,它虽然给后发展国家的现代性进路提出了某种警示,但却有可能诱发现代化价值合理性危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后发展”国家而言,要避免在现代性问题上陷入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和理想主义的陷阱,就必须对西方后现代社会思潮实质及危害予以清醒的认识。     

法的现代性问题分析

法的现代性问题是当今法学的热点问题,其核心是理性问题.现代法治在促进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同时又暴露出种种的缺陷.西方的一些学者对法的现代性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各种解决方案.中国的现代法制建设面临着现代与反现代两种思潮,所以,我国的现代法制建设既要坚持理性的立场又要批判理性的局限性.     

中国廉政何以实现——基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视角

廉政建设的内涵体现着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两种不同理性诉求;倡廉和反专的分离、现实廉政和理想廉政的落差实际上即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分裂的具体表现;我国廉政建设的关键在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内在的对话与博弈;在工具理性层面上实行宪政法治、完善权力问责机制、加强政府的现代化管理手段是当前我国廉政建设的迫切任务。     

公共部门机关行政成本战略性治理的三维理性逻辑

公共部门机关行政行为作为公共行政的内在构成,需要以公共行政的价值要求来定义自身。机关行政成本治理需要以超越机关部门和机关行政行为的限制,以系统性、前瞻性的战略观念,寻求治理的整体性方案。机关行政作为一种理性行为的表达,内含着价值理性、事实理性与工具理性。机关行政成本的战略性治理模式需要在三种理性相结合的三维理性范式引导下进行。价值理性在事实理性的运用中得以外显,在工具理性的实践中获取支撑,这是机关行政成本战略性治理理性诉求的实现过程。     

贵州农村问题构建与农村发展——基于社会公平价值理性视角的研究

人类理性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在政策问题构建过程中,理性决定着人们对问题的认识。30多年的改革开放,工具理性占据主导地位,使贵州物质财富得到极大的发展,但也产生了众多问题。现阶段应该呼吁价值理性的回归,尤其是社会公平价值理性。文章以社会公平价值理性为视角,以贵州农村问题为脚本,运用威廉·N·邓恩的政策问题构建模型,通过实地调研,阐述贵州农村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政府资源不公平的配置,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     

官僚体制的内在缺陷及其结构性冲突

以效率和稳定见长的官僚体制作为一种组织体制是有着内在缺陷的,其外在表现是效率的有限性和对人性的压抑,根本原因则是工具理性的缺陷及其与价值理性的冲突.同时,作为一种非市场性的公共行政组织而存在的官僚体制,在现代社会中与代议民主制、共同参与民主制和西方社会经济系统都存在着深层次的结构性冲突,并由此而成为当代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内在动力.     

论政治价值的理性向度

本文从政治价值的理性依凭、理性动力、理性运思与理论形态四个方面分析了政治价值的理性向度。首先在政治哲学发展的历史视域中从客观理性、上帝神性、演进理性与主体理性的视角分析了政治价值的理性依凭。其次指出：理性．作为政治主体的内在规定与政治发展规律的主体向度而启引着政治价值的创生，批判着政治社会的价值现状，推动着政治价值理想的实现。再次，从理论理性的逻辑推演、价值理性的前提先设、工具理性的设计建构等方面分析了理性对政治价值体系的思维运演。最后．指出了政治价值的最高理性形态是政治哲学理论．无论是理性主义政治哲学还是非理性主义政治哲学实际上都是理性主义的。     

后现代主义:一种应予理性审视的反理性文化思潮

后现代主义自它在上个世纪 6 0年代滥觞于西方世界以来 ,很快成为西方学术界的热点和主流 ,成为一股不可小觑的文化思潮 ,至今仍有广泛影响。它以其殊为鲜明的极端的否定性方式来张扬其彻底颠覆现代性的立场。对它进行客观理性的分析评判 ,应是对后现代主义理论本身以及我们置身的这个现实社会真正负责任的理性态度 ,而这说到底有利于我们自身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现代性语境下高校学术量化评价的隐忧及超越论析

自启蒙运动以来,现代性逐渐深入到社会发展的组织与制度中,对人类的生产与生活样态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现代性以理性与自由为主旨,激活了人类的潜在力量,推动了社会文明的发展,但与此同时也存在诸多隐忧与悖论.就当前而言,受现代性的观照,量化评价存在三大隐忧:其一,对工具理性和形式合理性的崇拜,遮蔽了学术的本真意义与价值;其二,学术评价的技术理性束缚了学者主体性;其三,个人主义与工具理性的结合让学术道德陷入危机.基于这种现代性困境,有必要复归学术意义世界,平衡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张扬主体意志,维护学术自由;培育学术德性,完善学术伦理规范.     

理性、反理性与公共理性:理性范式变迁与公共行政学科成长

理性主义作为西方社会的一股重要思潮,对于公共行政学科的发展影响重大。公共行政学科的百年发展历史是理性反思和自我成长的过程。管理主义与宪政主义作为两大主流思潮,影响着公共行政学科的产生和演变,使公共行政学科长期处于二者的钟摆之间。后现代主义思潮带来的社会解构和价值批判直接促成了公共行政社会建构主义途径的产生。公共行政学领域中理性、反理性和公共理性三次理性范式的变迁直接或间接地带动了公共行政学管理主义、宪政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三种研究途径的演化,继而推动了公共行政学科的自我完善和不断成长。     

浅析法律工具主义的泛滥

随着启蒙理性向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个方向的分裂发展,工具理性成为弥漫于现代社会的主流意识。工具理性的泛滥以及人们对价值理性的漠视是现代性危机的根源。而这一点在法律文化当中的体现就是整个社会公众心理与实践层面的法律工具主义观念。这种观念在我国的产生有复杂的历史、现实原因,其本质上是与法治精神背道而驰的,是我国法治建设进程中的严重阻碍。祛除法律工具主义观念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工作。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逻辑和生命力开显

全球化背景下现代性发展的现实境况,决定了中国对西式现代性历史展开的批判意识,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出场姿态,即关乎一种克服全球现代性问题的探索与尝试。人类命运共同体以跨越“物种思维”的“类思维”为认知起点,以超越“抽象力”的“集体力”为过程动力,以摒弃“普世价值”的“共同价值”为信仰支撑,以克服“异化发展”的“全面发展”为至善目标,这些共同勾勒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逻辑架构。考察作为破解全球现代性问题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叙事,彰显唯物史观的建设性逻辑,强化社会主义在现代性布展中的话语权,展现全球现代性基本取向上的“中国方案”。     

论生态税法的现代性特征

生态税法是作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衡平存在而存在,也是我国现代税法进行理性反思的结果,其发挥着生态保护效应的帕累托最优,具有现代性特征。     

从韦伯到哈贝马斯——论现代性批判视域中的哲学范式转换

以工具理性为取向的现代化创造了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但却造成了自由与意义双重丧失的现代性悖论,其实质是以主—客模式为特征的意识哲学的必然困境。韦伯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到了问题并着手解决,但由于囿于意识哲学的范式因此均难逃工具理性的桎梏。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以语言哲学的范式取代意识哲学,实现了从主体性向主体间性的范式转换,拯救了“铁笼”中的孤独个体,为反思现代性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     

论理性的三维结构——对马克斯·韦伯理性“二维结构“的补充

近代以来工具理性的过分张扬,使价值理性黯然失色.人们一直在寻找整合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路径,结果陷入了无尽的探索之中,原因在于没有跳出对人类理性理解的二维框架.要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必须重新审视人类理性的内在结构.人类理性的完整形态应是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和行为理性相统一的三维立体结构.行为理性功能的有效发挥,为整合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提供了有效的途径.人类理性的三维结构使其在"实然"、"应然"与"何然"的统一中把握人与客观世界的关系.     

五四科学主义对中国民主观念的影响

科学与民主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面旗帜。五四科学思潮具有双重轨迹,一方面西方的近代自然科学为中国人的接受,另一方面本来是工具理性的科学又被上升到价值理性,科学主义成为中国近代思想的重要元素,不仅对中国科学的发展,对中国民主观念的变迁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论哈贝马斯的公民政治哲学

公民政治哲学是关于公民政治价值规范和生活方式的理性思考。哈贝马斯把对现代民主模式的分析作为其公民政治哲学的起点,探讨了以交往行为与交往理性理论为主要标志、人民主权理论为主要支撑的现代性理论形态下公民政治哲学的内在逻辑和理论面貌。     

现代性的历史境遇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拓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探索、开辟和发展,始终与现代性在中国的历史境遇相耦合。因为追求现代性,我们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因为反思现代性,我们需要建构一种新的现代性。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需要我们在超越传统现代性的基础上,合理安置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高度契合的科学发展之路。     

探地方性知识与法律移植问题

探地方性知识与法律移植问题台运启＊杨为乔我们所处的时代，西方称为后工业社会，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思想领域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自本世纪６０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思潮在西方兴起，冲击着传统的理性观念，并在法哲学领域对旧有法哲学理念提出了...     

公共行政的范式转换及其政府信任问题

政府信任是政府和公众之间基于公共利益的博弈互动关系,符合公共利益的行政价值理念将为政府提供持久的、合法的信任源泉。从官僚制到新公共管理,由于片面注重管理主义工具价值,而忽视公共利益和民主价值,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政府信任的困境。民主行政作为新公共行政的学术识别系统,坚持和发展公共利益价值取向,实现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统一,符合人类理性与社会公共利益均衡健康发展的内在需要,必然会全新构建和强化公众与政府的互信合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