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救助史研究略述

社会救助的历史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其记载和研究也是源远流长。经济史学家傅筑夫先生曾指出：“一部二十四史，几无异一部灾荒史。水、旱、虫、蝗等自然灾害频频发生．历代史书中关于灾荒的记载自然就连篇累牍。”①旭史书关于社会救助的记载．尚不属于真正的学术研究范畴。直到民国时期．有人开始专门从灾荒、失业等各个领域分别研究社会救助的历史。近年来．在“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的号召下．学术界呼吁打破党史和国史研究中的治史范式．加强对社会史、     

北京市中青年社科理论人才“百人工程”学者专访② 唤起人们对灾荒的历史记忆——记北京大学教授、灾荒史专家康沛竹

历史学家的任务之一,就是时时唤起人们的历史记忆,从中汲取经验教训。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历史学界加强了对灾荒史的研究,并取得很多成果。其中,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康沛竹的研究,特色鲜明,成绩斐然,受到学术界和决策部门越来越多的关注。康沛竹,这个出生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的女学者,从1981年入学北京大学历史系,到师从著名历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李文海教授攻读博士,再到现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所所长,经过多年的学习、研究和探索,已经成为中国近现代史、党史特别是灾荒史研究领域…     

北京历史上的自然灾害

邓拓同志曾撰写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历代自然灾害的学术专著《中国救荒史》。该书详细介绍了我国历代自然灾害的发生情况、原因以及对社会所造成的影响,探讨了历代救荒思想的发展和救荒政策的效果,引起广泛关注。《中国救荒史》是从全国角度论述灾害的,有关北京地区的自然灾害涉及不多。那么,北京历史上的自然灾害主要有哪些呢？     

访谈录——著名灾荒史专家访谈录

1998年人夏以来,长江流域洪水肆虐,沧海横流;东北松花江、嫩江流域也是洪涛滚滚,一片汪洋。今年水灾与历史上的水灾有哪些异同,做一番对比,也许能给人一些启迪。为此,记者走访了我国著名灾荒史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李文海教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四个“拐点”与启示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先后出现了四个“拐点”。从特征上看，这些“拐点”具有共同点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准确把握时代发展特征，不断推进中国共产党建设。研究这四个“拐点”，回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对于研究和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具有积极意义。     

古代的救灾机制

中国地域辽阔，南北东西自然条件相差悬殊。历史上，灾害频仍。据《中国救荒史》一书统计，仅明清两朝灾害记录就达2100余次，平均每年就有两次以上。古时各朝代政府为了减轻自然灾害带来的负面影响，在灾前预防、灾中救助以及灾后补救等各方面都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读史料看回民抗日

回民抗日历史，是中国抗日战争史的一部分，是回族史的重要内容。全面研究这段历史，不仅可以发扬回族人民的优良传统，还有现实的政治意义。     

简评建国初期的救灾渡荒工作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刚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就面临着极其严重的自然灾害。为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采取了积极的救灾渡荒措施，最终战胜了这场灾荒，为新中国各项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建国初期救灾募捐工作述论

建国初期,面对严重的自然灾害,党领导人民开展了以生产自救、节约度荒、群众互助、以工代赈等为主要内容的生产救灾运动.其中,救灾募捐工作不仅在物质上给灾区以有力支持,而且在精神上给灾民以极大鼓舞.既弥补了建国初期国家财政紧张、救灾经费严重不足的缺陷,又广泛发动了人民群众.依靠社会力量抗灾救灾.考察建国初期党的救灾募捐工作对研究建国初期灾荒史、抗灾救灾史及社会史具有重要意义.     

对中国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特定时期称谓变化的考察

人们在记述和回顾历史时,总是根据某一历史时段的显著特点和特定内容而给予一个特定的称谓。1959年至1961年这段历史自然也不例外,灾荒、经济困难是这一时期最主要的特点,但其主流称谓却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到“三年困难时期”的变化过程。称谓的不同,折射出对其背后原因认识的差异。“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这个词语何时出现无从查考,但它的使用却与中央不断强化自然灾害对这一时期困难原因的解释有关。在当时,中央对1959年至1961年经济困难成因的宣传是内外有别的。在党内会议上,中共中央相对实事求是,认识到“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     

毛泽东五次选择接班人

遵义会议后，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担任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长达41年。在此期间，为了中国革命的顺利发展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长治久安，苦心孤诣，反复思考，多次选择接班人。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既有丰富的经验，也有沉重的教训。毛泽东选择接班人的实践，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国革命史、中国现代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     

上海大学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2年10月23日是上海大学成立90周年纪念日。1922—1927年间，上海大学由国共两党合作创立，在中共党史、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和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都有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和意义。为了更好地了解、继承和宣传上海大学的历史、传统和精神，进一步推动和深化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与上海早期党组织和党的历史研究，由上海大学和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主办、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协办、上海大学党委宣传部和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承办的“上海大学与近代中国”研讨会于2012年10月20日在上海大学举行。     

重视教育就是重视民生

1977年冬天，被许多评论家称为“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那场中国历史上规模庞大的高考，推动和改变了中国的教育变革和发展，成为国家和民族复兴的基石。30年来，贵州教育抓住了历史机遇，已经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发展战略。但也应看到，我们与发达地区的教育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北京女性史研究二十年

北京女性史研究至今已历经２０年。它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全党编史、全国编史的大背景下由全国妇联牵头，各省市妇联陆续跟进的形势下开始的。１９７８年秋，全国妇联成立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１９７９年１２月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编纂委员会成立，１９８１年创办...     

毛泽东五次选择接班人

遵义会议后，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担任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长达41年。在此期间，为了中国革命的顺利发展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长治久安，苦心孤诣，反复思考，多次选择接班人。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既有丰富的经验，也有沉重的教训。毛泽东选择接班人的实践，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国革命史、中国现代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留下了诸多发人深省、引人反思的经验与教训。     

2012年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的十个焦点

2012年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的十个焦点: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点;南巡讲话20年与换届年的经济史回顾;工业化、城市化史研究;消费主导战略促进了人口、民生、收入分配与社会保障史研究;财政、金融与投资史研究有巨大空间和潜力;国企改革历史回溯研究;土地制度、农业体制、农民收入与农村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历史反思;中外经济关系回顾与反思;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探索。     

横看成岭侧成峰——评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37-1947》

延安，承载了一段非常重要的中国历史，“延安时期，黄土地上，毛泽东思想在这里形成，新中国的雏形在这里孕育，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传统在这里被重新阐释和规范。”无论是研究中国现当代史，还是研究中共历史，延安都是一个无法绕开的巨大存在。《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37—1947》（广西师大出版社，2007年7月版）是朱鸿召历时数年，在大量查阅文献、档案资料并多次深人延安实地考察，多方采访延安革命老人的基础上写就的。     

专家行述.杨凤城

杨凤城，1963年10月生，河北省黄骅人，法学博士。现任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兼中共党史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共党史学会理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工人阶级历史与现状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市人民政协理论与实践研究会理事、北京“大钊学社”副社长、首都师范大学讲座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有中国特色的“白区”工人运动的科学总结──刘明逵、唐玉良主编《中国工人运动史》评介

刘明逵、唐玉良两位长期研究工运史的专家主编的《中国工人运动史》一书，已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面世。 中国工人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是最具有革命性和发展前途的阶级，它是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因此，研究中国工人阶级的产生及其发展的历史，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课题。近１０多年来，已出版过一些有关中国工人运动史或地方工运史的著作，但像这样论述长达１０９年（１８４０—１９４９年）的中国工人运动史的大型专著，迄今为止，可以说是第一部。全书共分六卷， ２５１万字。第一卷记述了工人阶级的产生和早期自…     

认真学习历史 正确对待历史

千古盛衰多少事，鉴史论今知兴替。历史是一面镜子，既揭示过去，也昭示未来。我们党历来注重从历史中汲取经验和力量。党的历代领导人都非常注重研究和学习历史。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领导同志都是学史用史的典范。胡锦涛指出，只有铭记历史，特别是铭记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中国革命史，才能深刻了解过去，全面把握现在，正确创造未来。我是一直比较重视学习历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