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科学生法律信仰的塑造和培养

我国目前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现代法律体系,但是法治社会的实现还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原因在于具备了法治的＂硬件＂而缺乏＂软件＂——法律信仰。在缺乏法治传统和现代法律文化土壤的当代中国,法学教育不仅肩负传播法律知识的历史重任,更重要的还要肩负着法治实现的精神要素——法律信仰的塑造和培养,塑造和培养法科学生的法律信仰应当成为法学教育界亟待改革和深刻反思的时代课题。     

程序文化的意义

＂重实体,轻程序＂,这是我们对中国法制建设历程中比较典型的一种概括。正义不仅是内容的,也是形式的。程序文化有利于扫除权利观念障碍,有利于法律信仰的养成,这是程序文化的现实意义所在。它在潜移默化中伴随我们追求正义的脚步,逐步将我们带向法治之路。程序正义,就是一个过程的正义。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逐步发现：程序必须被信仰,法律必须被信仰,公正必须被信仰。     

法律信仰的内在悖论

法律信仰目前在中国面临着特殊的遭遇和困境。中国法制在逐步确立法律信仰的过程中面临着几组悖论性问题,主要从法律信仰对于人与对于法的内在性、法律信仰的理性世俗化与神圣性、合理性与非理性、功利性与超功利性、守法的无知性与批判反思的自觉性等关系中,展示出法律信仰问题的复杂性和内在矛盾运动。     

论法律强制与法律信仰的平衡

现阶段中国的法律强制性浓重而法律信仰却呈现缺失状态,然而两者对于中国法治社会的建立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法律强制与法律信仰的平衡问题成为一个应当引起高度关注的问题。论文分析了中国法律强制和法律信仰的现状和形成的原因,探讨了法律强制和法律信仰的关系,并揭示了平衡法律强制与法律信仰的意义,最后提出了平衡法律强制与法律信仰的若干建议。     

潘公民间信仰的没落及其思考

＂潘公＂信仰作为一种俗神崇拜,在福建部分不发达村落中传衍多年,如中国众多民间信仰一样,是乡村民众重要的精神支柱,但在现代化背景下却逐渐走向没落甚至泯灭。本文试图揭示区域性民间信仰走向没落的内在原因,并对重构民众信仰世界重视农村基层宗教工作提出建议。     

农村法治建设之观念阻却:法律信仰危机

法律信仰是主体心理状态的上乘境界,是实现法治的内驱力,对法治化进程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在我国农村的法治化过程中,主体法律信仰危机严重阻碍了中国法治建设的进度。法律信仰危机,是因为人治传统、法律制度、司法及礼法传统等多种因素导致的。法律信仰的培植是当前农村法治建设的首要任务。     

对法律信仰危机问题的探究

法律信仰作为一种人类对法律现象的终极关怀和参与,在社会法治化进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它作为实现法治的精神动力,今天却面临着在法治社会视野中弱化甚至消逝的危机。尤其在中国社会,法律权威受到挑战,法律信仰集体缺失。严峻的现实使我们必须反思,到底什么是法律信仰?中国所缺失的法律信仰又该如何建立?     

冲突与整合:乡土社会视野下的法律信仰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化国家,离不开广大乡村地区的法制现代化。培植村民的法律信仰,在法治化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然而,在乡村日常生活中,人情、道德、习俗等信仰与法律信仰的冲突,对培植村民的法律信仰有相当程度的影响,合理地整合、消解这些信仰冲突,对培植村民的法律信仰有积极的作用。     

浅析社会转型期民间信仰对社会稳定的影响

民间信仰作为一种宗教文化形态,在中国历史上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社会转型时期,民间信仰再度出现繁荣复兴的现象,并表现出新的趋势和特征。民间信仰具有＂社会安全阀＂功能,但庞大的民间信仰群体同时也给社会和谐与稳定带来巨大挑战。由于民间信仰具有自发性、松散性等特征,社会转型使其发展具有更多不确定性。在法律制度尚不健全、信仰出现真空而公民意识却不断提高的转型社会背景下,如何应对与民间信仰相伴随的各种显性问题和潜在威胁,已经成为当前我们面临的重要问题。     

中西法律信仰差异探源

对法律的信仰是西方法治主义的重要传统和内容 ,而中国缺乏这种普遍法律信仰的传统 ,这是有其历史渊源的。法律不可能同人的精神相脱离 ,法治契合人类的精神需要。因此 ,在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中 ,应培育民众对法律的普遍信仰     

中国传统社会法律信仰探析

大部分学者认为由于欠缺法律信仰生成的土壤,我国传统社会根本不存在法律信仰。而事实上,我国传统社会是存在法律信仰的,不过在信仰程度、信仰方式上与西方社会不同。中国传统社会的法律信仰是一种伦理价值型的法律信仰。     

权利：从法律到信仰的路径选择

西方法律传统是受到基督教的深刻影响,没有基督教信仰就不会有西方法律信仰。而在缺失基督教信仰传统的中国,凭借什么铸就人们对法律信仰的精神理念?选择什么路径完成人们从法律到信仰的精神朝圣之旅?本文认为,“权利”是从法律到信仰的最佳路径选择。因为从宗教信仰到法律信仰最根本的因子就是“权利”;权利是法律的精神与灵魂,没有权利的法律即非良法;“权利”能够成为中国法律信仰的因子;没有权利信仰,就不会有法律信仰。     

论法律信仰——以上海"钓鱼执法"为例

法律信仰是人们对法律发自内心的信任、信服和敬畏,是内心的价值追求与法律价值取向的一种心灵相契.法律信仰是法治的精神内核和意蕴所在,是实现法治的内在驱动力.在对当下中国法律信仰现状分析的基础上,着重探究民族法律信仰危机的症结所在,进而立足于理论研究和现实考量,提出促成法律信仰生成的一些对策与措施,以期为我国和谐社会和法治建设带来些许思考.     

论政府行为法治化与主体法律信仰形成的关系

历史上法律信仰传统的缺位加上现实中法律自身及其实施中的缺陷,导致当代中国法律信仰的匮乏。法律信仰的形成条件应是特定语境中的具体的良法和良治的结合体,应以政府行为的法治化促生良法和良治,从而达至主体对法律的信仰而不只是被动地服从。     

浅议中西方法律信仰——从“包青天情结”谈起

一种完善的制度背后,必然需要某种特定的价值理念来支撑。同样,法律的存在离不开法律信仰的支持。目前,西方的法律信仰成功地完成了从基督教到理性主义的转型,中国至今仍是法律信仰缺失。这最终导致了在通往法治化的道路上,西方早已阔步前进,而背负着“包青天情结”包袱的中国仍在艰苦探索。     

日本行政过程论的主要观点探析

针对传统行政法学理论不能适应现实行政发展需要的问题,日本的行政法学者在借鉴美国及德国的动态考察方法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行政过程论＂,但各学者的观点并不一致。其中,远藤博也提倡的＂多元性问题发现论＂认为行政法学应当以现实行政过程中的矛盾作为起点,发现行政过程中具体法律关系的问题;盐野宏提倡的＂动态性法律关系论＂认为行政法学应当将行政法作为有关行政法律关系的动态过程的法律来把握,以有关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权利义务的形成或消灭过程的法律为中心,对有关行政的法律现象进行动态的考察;山村恒年的＂合理性裁量论＂认为行政法学应当以行政的意思决定过程中各构成要素所形成的＂目的→行为规范的认识→事实认定→预测→评价→选择→决定＂动态过程为基础,考察行政裁量在各自阶段的合理性。     

基层官兵马克思主义信仰存在的基本问题及对策思考

当前,部队在加快推进转型建设中,始终将思想政治建设置于首位,确保了基层官兵始终保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始终保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始终保持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坚定信赖。但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马克思主义信仰建设在基层也遇到了新难题,当前基层官兵马克思主义信仰存在的基本问题有：一是＂知＂不透——感性认同普遍,理性接受缺乏;二是＂情＂不深——神圣感有余,依赖感不足;三是＂意＂不坚——追随热情渐趋饱满,坚韧程度有待考验;四是＂行＂不实——行为意愿明确,行为表现不够。科学理论素养的单薄、多元社会思潮的冲击、价值判断标准的混淆是当前少数基层官兵马克思主义信仰弱化的主要原因。解决当前少数青年官兵马克思主义信仰弱化问题,一是强化理论灌输,培育较深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认知,二是抓牢舆论引导,营造浓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环境,三是加强典型引领,筑牢坚实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载体。     

关于法律权威性问题的哲学思考

把法律权威丧失的原因归结为法律信仰的失落不失深刻,但也存在着用法律权威之丧失解释法律信仰之失落这种循环论证的可能。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法律信仰缺失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我们的文化传统促成了法律边缘化;二是我们的现代法律理论导致了对法律的误读;三是现实生活中有法不依对人们法律信心的严重打击,要重建法律的权威性,必须是遵从由生活到制度的逻辑。     

法律与宗教——从《信仰与秩序：法律与宗教的复合》说起

法律与宗教问题是在美国法学家哈罗德.伯尔曼在美国法律信仰发生了整体性危机的情况下创造性地提出来的。他将法律与宗教作为社会关系的两大维度,二者既存在张力,也有复合。纯粹理论上的法律与宗教是互动的关系,现实中的政府与宗教不可分离,法律信仰保证法律制度很好的实施,因此,伯尔曼提出的法律信仰的确有其合理的成分。     

培育青少年的法律信仰

建设中国特色的法治国家,要求国民对法律具有虔诚信仰。培育青少年对法律的忠诚信仰,是中国实现法治的根本。法制教育是培育青少年法律信仰的关键,能使民主、权利、正义、自由等观念深入其心灵,有效地维护其合法权益;法律援助有助于坚定其对法律的信仰,青少年参与立法,能强化其信仰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