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发展中的政制安排——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中国政治发展与政制发展构成了一种互动性关联。本文从国家政制层面,对中国政治发展道路进行分析,提出一种政治解释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制架构主要表现在:一是政党制度,主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二是政权制度,主要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三是民主制度,主要是政治协商制度;四是自治制度,主要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五是和平统一制度,"一国两制"。这五方面,构成了中国现代化政治发展的政制架构,也是"中国特色"最本质的内容。开创21世纪中国社会主义新境界,就要坚持、完善并发展这些政制架构,在更高历史起点上,推进中国现代化政治发展。     

论中国的政教分离与宗教界人士参政议政

宗教与国家是两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不同范畴.政教分离原则是现代宪政国家的基本原则和理念.世界各国对政教分离原则的理解与实践具有不同的特点和侧重,我国的政教分离也有自身特点.我国宗教界人士参政议政有两层含义:一是作为公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二是作为宗教界代表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宗教界人士参政议政是我国政治生活的特点之一.     

铁血宰相的大国制衡术

一个多世纪前,欧洲巴尔干半岛的零星火苗最后酿成了燃烧世界的熊熊大火.此前50年,“铁血首相”俾斯麦从“实力政治”出发,娴熟运用外交技巧,“五球不落”、“三皇同盟”,在列强间纵横捭阖,营造出有益于德国崛起的国际环境,史称“俾斯麦体系”.但是,随着威廉二世继位,俾斯麦被弃用,特别在外交领域,德国决策层意图加速崛起,抛弃战略节制。     

试论西方政制设计的普遍逻辑

西方政制设计的普遍逻辑是以人性幽暗意识为起点,推演出对权力的怀疑与国家的不信任,从而建构起以权力分立与制衡、宪政、代议制、政党制度等为核心的一套制度模式。它对反思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拓展政制设计视角,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俄罗斯宫廷珍藏与斯拉夫风格艺术

由上海博物馆和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联合举办的“北方之星：叶卡捷琳娜二世与俄罗斯帝国的黄金时代”于8月25日在上海博物馆开幕。展出的290件来自艾尔米塔什的文物，涵盖了彼得一世、伊丽莎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亚历山大一世四位君主统治俄罗斯期间的绘画、瓷器、金银器、雕塑等精品，其中尤以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的收藏为最。这些展品集中反映了18至19世纪俄罗斯乃至欧洲手工艺术的最高水准。     

中国改革要过政治创新这一关

我们生活在世界经济日趋一体化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各国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这种竞争,说到底是综合竞争力之争,最根本的是制度之争。任何一个国家综合竞争力的提高,不可能离开政治层面的合理制度安排,更离不开政治、经济、社会之间相互协调的平衡发展。很难想象,在一个政治制度安排和权力运作不合理、政治结构分化程度不高、公民政治参与渠道不畅的国家,其经济、社会能持久健康地发展。     

资料卡片

崭新中国出现在世人面前 英国《泰晤士报》指出,18和19世纪是英国的世 纪,20世纪则是美国的世纪,但21世纪轮到改变世 界的是中国。很多预测者坚信中国是影响全球经济运 行的决定性因素。 2005年1月1日,世界贸另组织取消了纺织品 配额制度。这是中国纺织品和服装生产者增加出口的 大好时机。目前,中国纺织品在美国市场所占的份额 约为17％,这个数字可望攀升至50％。在欧洲的市场 占有率有望从18％提高到30％。很快许多美国人和 欧洲人都将穿上由中国人做的衣服。     

土司政制与哈尼文化的变迁

对土司及土司政制，前人颇多微词！但是，单一的观察角度、研究方法以及简单的情感渲泄，难以理智地观照土司政制这一历史文化现象；无助于从横纵思索比较中，清醒地认知土司政制与民族文化衍变之间的规约关系。事实上，植根于哈尼文化与汉文化相互圆融基础上的哈尼土司政制，是非常复杂和矛盾的，在土司政制辖域，哈尼古典文化受到了强烈的激荡与冲击，脱离了其固有的运行轨迹。土司政制的确立，一则阻断了哈尼族历史的固有进程，作为一种政治组织，它吸收了封建专制政体的内核；同时，诱发了哈尼文化，由沿自身固有的轨迹自行发展的阶段，…     

利益集团锁定下改革的困境与出路

改革一方面带来了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也越来越被利益集团引向歧路。强势利益集团通过与官僚权贵结成非正式利益同盟、要挟中央政府以及形成抵制改革的心理预期等方式造成改革的低效率路径依赖。在现代多元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多元竞争本身是政治民主的表现形式,摆脱对权贵资本主义的路径依赖的关键不在于打击利益集团的强势冲动和自利本性,而在于增加和完善制度供给,形成与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的道德基础和法律体系,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     

论风险社会中的制度建构问题

在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许多意识形态冲突都集中在制度之争上,特别是“冷战”期间,东西方围绕制度开展了激烈的争论。制度之争其实是个话语陷阱,也是没有积极意义的,因为人们所建构起来的所有制度都具有历史性,都必然会为历史前行所否定。农业社会中的制度是自然生成的,而工业社会则是一个制度文明的时代,人们自觉地开展各种各样的制度建构。从20世纪后期的政治演进看,制度的表现方式和功能都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中,在人类陷入风险社会时,我们看到了人类历史的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启,需要确立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社会主题。这意味着工业社会中所建构起来的制度都需要让位于为了人的共生共在的合作行动。     

香港政制转型与香港华人的政治参与

香港回归祖国,使香港政制发生质变。港英殖民主义政制是一种典型的行政主导型政制,同时又辅之以众多的咨询机构。在这种政制下,香港华人的政治参与程度低、功效感薄弱、功利色彩浓厚。根据“一国两制”原则建立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制则彻底废除了殖民主义,在本质上不同于港英政制,但也借鉴了它的某些特点。因此,基于这种政制的香港华人的政治参与,受到基本法的根本保障,既体现了他们的主人翁地位,实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依法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又从香港的实际出发,采取循序渐进的原则,发展香港的民主,提高香港华人的政治参与程度,保持和维护香港的繁荣与稳定。     

新型精英与使命政治:共产党执政体系的干部制度基础

中国改革开放时期孕育出来的干部精英群体有其时代所赋予的特性.这一新型干部精英群体所承载的使命,使其与古代中国的知识精英、西方国家的权贵化精英以及国民党政权中的保守精英区别开来.共产党的现代追求与制度设计、干部精英群体自身的使命感以及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机制,构成了使命政治得以孕生的动力系统.其中,共产党所提供的价值动力、制度动力和净化动力是最为重要的.干部制度由此成为共产党执政体系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     

“普世价值”争论述评

近两年来,"普世价值"在我国思想理论界引起激烈争论.肯定论者认为世界上有"普世价值",就是自由、民主、人权、平等、博爱等.否定论者认为世界上没有适用于所有时代、所有国家的"普世价值",承认"普世价值"的目的是为了在我国推行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把中国引上资本主义道路."普世价值"争论其实是要在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是中国举什么旗的方向之争,是中国走什么路的道路之争,是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一场看不见硝烟的交锋.     

西方民主与决策效率的张力有多大

<正>2016年注定将成为民主发展史上一个不平凡的转折点。说它不平凡,并非意味着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政治进程展现了强大的包容性与生命力,亦非意味着一些后发民主化国家的政治发展实现了实质性的突破。相反,这个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转折点给"民主"这个所谓"普世价值"所造成的影响,至少在短期内看来,却是负面多过正面。2016年6月23日,英国退出欧盟公投的结果显示,有效选票中的51.89%选择了退出欧盟。英国脱欧所表现出的     

现代英国法治的历史开端

一套真正的近代意义的统一的英国法律体系出现是在诺曼征服之后 ,诺曼实行了中央集权制 ,司法审判权统一。亨利二世的重大司法改革也进一步确立了司法审判的中央集权制 ,使司法专业化 ,普通法初具规模。衡平法是一套有别于普通法的独立的法律规范和司法体系 ,它主要作为普通法的一种补充制度而被运用。自由大宪章在英国甚至世界宪政史上位尊历史基石 ,它和早期英国议会制度有力地推动了英国法治的形成、确立和发展。法学家较早地形成与早期英国法律制度的发展不无关系 ,他们的政治哲学态度和思维方式对其后形成一个法治社会具有一定影响     

政制的精神

本文首先论述了制度的含义和形成过程 ,然后在此基础上推导出政府制度即政制的精神含义 ,进而论述政制精神体系内部相互间的关系以及政制精神的具体异化过程和政制精神的变迁 ,最后 ,针对这些异化和变迁提出政制精神的恢复与重塑渠道     

边疆、王朝与制度变迁:清代云南地方省级行政体制的演化

历史时期边疆地区族群或地方政权与中原王朝的关系一直在变化中发展,云南边疆从"要荒之域,蛮夷居之"发展至与王朝国家政治形势密切相关的形态,正是边疆或边疆族群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构建互动关系的重要表现内容之一。制度是一种规范,但并非恒定,常随形势而转变。观察清朝在云南实行的省级地方行政体制的变迁,既要注意"自上而下"地考察清朝对云南边疆的认识及具体政策的实践,也不能忽视云南边疆政治形态对王朝政策或制度实践"自下而上"的制约性;既要考察王朝中央力量对边疆的影响,也不能忽视对边疆地方政治形态于王朝国家政制调整的重要影响因素。     

和谐社会与政治观的转型

强调和谐,意味着社会发展中存在着不和谐,而且这种不和谐并非仅仅存在于某个时间段和某个空间域里,而是在从传统的和谐到新型的和谐之间的转换过程中广泛存在的现象。因而,营造和谐社会不能就事论事,而必须政治、经济、社会联动,仰赖政治体制改革的跟进以及整个政治观的创新。     

论气候政治博弈的实质

随着国际社会对气候问题的日益关注,气候谈判已经演变成了气候政治博弈。从表面上看,气候政治博弈主要是围绕碳减排问题、资金技术问题而展开,实质上,其背后隐藏地是政治话语权之争、经济主导权之争和伦理价值取向之争。政治话语权的博弈表现为:欧盟要争当话语权领导者、美国要收复话语权失地、发展中国家要谋求话语权;经济主导权的博弈表现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利益之争、欧盟与美国之间的经济主导权之争;伦理价值取向的博弈表现为:发达国家坚守目的论伦理价值取向,而发展中国家坚守义务论伦理价值取向。只有把握了气候政治博弈的实质,才能真正找到突破气候谈判困境的路径。     

雅典雇佣兵将领与城邦的互利关系

关于雅典的雇佣兵将领，既往研究者或认为他们只是纯粹的雇佣兵头目，或认为他们仍是忠诚的城邦将军。争论者均从各自强调的侧面出发，反映了雇佣兵将领与雅典关系的部分实际。而从互利往来角度展开的探讨，则可以更辩证地透视这些将领看似矛盾的活动轨迹和价值倾向。公元前4世纪雅典实力相对衰落，多方势力频繁插足，雇佣兵将领辗转于雅典民众和异邦权贵之间，构筑起牵扯多方的互利关系网络。他们在邦内与邦外同时建立的两类互利关系，无疑会产生冲突。但在大多数情况下，雅典仍可以通过雇佣兵将领的海外联系受惠，因此民众不断选任他们担任城邦的将军。然而，民众对雇佣兵将领的依从，导致了雅典政制的精英化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