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建构的中国妇女——以朱丽娅·克里斯蒂娃为例

文章以朱丽娅·克里斯蒂娃的《中国妇女》以及美国当代著名学者佳亚特里·斯皮瓦克、骆里山、周蕾对克里斯蒂娃的批评为例,从国际女性主义、东方主义批评和离散批评的视角出发探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建构中国女性时的几个重要特征:他者化、女性化、东方化,究其本质,对他者的书写是为西方女性自我树立一面镜子,折射了她们的自我身份建构。     

全人类共同价值视域下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文明对话

“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基础,是对不同文明中价值观念的提炼和总结,具有“和而不同”的特征,文明对话则是弘扬和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基本途径。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和伊斯兰世界都希望通过对话达成理解共识、促进和平发展,特别是鉴于文明之间的差异甚至冲突、西方中心主义的显隐影响、伊斯兰的一神教属性,这一对话与合作具有某种榜样作用。本文以伊朗学者、前总统哈塔米批判西方中心,倡导基于平等、自由、理性进行对话的思想为例,对伊斯兰视野下的文明对话及其价值基础进行讨论;进而指出推进中国与伊斯兰世界对话应注意各国差异性,制度化推动官方及民间对话,讲好讲实“我们”“交往”的故事。     

中国穆斯林的政治认同

中国穆斯林的政治认同基于不同时期的问题意识先后出现“认主与忠君不二”“爱国与爱教相统一”等表达,其底层逻辑重在“相统一”。这种认同建构解决了现代国家中宗教徒的政治认同构建问题,化解了将政治认同与宗教认同割裂与对立带来的风险隐患。今天,“相统一”的底层逻辑面临新的挑战,需要新的阐释,应以中国化的“教法随国论”巩固和更新“爱国爱教相统一”的认同表达,驳斥极端主义对政教关系的颠覆。具体而言,可通过“国法”大于“教规”、“教法”并入“礼法”、“文明”“文化”替代“宗教”三个途径完成更新。在树立政治权威、构建积极健康宗教关系的实践中,应重视信教群众信仰需求,关键时刻发挥宗教界作用,倡导宗教界与信教群众主动服务国家大局与社会。以上经验和举措是伊斯兰教中国化最重要的前提和保证,也为其他国家与社会妥善处理政教关系提供借鉴。     

文明对话的契机与重构

建立在平等、相互尊重、恕道基础上的文明对话是国际政治伦理的基本准则,和而不同,圆通共融是全球伦理的价值指向。     

平等对话:终结"文明极端主义"的历史选择

作为新概念的“文明极端主义”,是建立在西方“基督教文明优越感”和“白人至上主义”基础之上的。在经济、科技等的作用下,基督教文明成为强势文明,其他文明则处于相对“弱势文明”的境地。承认文明的相对性,倡导文明的多元性,建立文明多样性的人类共识,在相互尊重与理解中文明对话,则能降低乃至缓解文明冲突对人类的危害,从而使文明极端主义破产。     

诗学对话与文化输出--泰戈尔诗学比较研究余论

泰戈尔诗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与 西方诗学的对话。从广泛的意义上说,学习借鉴、文化输 出、比较研究和反思批判等,都是对话,其中的文化输出既 是反对文化殖民化的民族主义的话语表现,又是实现东西 方真正对话的诗学追求。这样的文化输出所体现的文化 “送去主义”具有重要的现实主义。     

对话：中国马克思学研究创新之道

对话是中国马克思学研究创新之道。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文本对话是保证中国马克思学研究科学性的必然选择;与世界马克思主义对话是体现中国马克思学研究时代性的现实要求;与中国传统文化对话是推进中国马克思学大众化的必由之路;与中国现实问题对话是实现中国马克思学研究创新的必然取向。     

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

福克纳的短篇小说<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作为其南方文学的代表力作,塑造了一个饱受南方传统习俗和父权主义摧残的典型南方受害妇女形象.本文试图从女性主义批评角度来探究女主人公爱米丽人性扭曲、心理畸变的悲剧根源.     

从《教务杂志》看近代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穆斯林的传教活动

近代西方传教士来华以后,发现中国存在着一个庞大的、对基督教传播可能构成威胁的穆斯林群体,于是他们开始了针对该群体有计划有组织的传教活动。这种传教活动无疑具有一定的文化侵略意味,从总体上看也是不成功的,但在客观上对两种宗教在文化交流和文明互动方面仍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生命周期仪式与穆斯林移民文化变迁——对纳萨里·德森关于荷兰穆斯林仪式研究的反思

穆斯林的仪式可分为宗教崇拜仪式和社会生活仪式。生命周期仪式规范人一生中最重要的行为和活动,包含了宗教和社会两方面的意义,"守俗"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有"守教"的意义。穆斯林移民的社会融入是保留了宗教崇拜功修之后的选择性融入,移民恪守生命周期仪式的意义在于塑造群体的认同,保持移民文化的伊斯兰核心价值。     

回望与前瞻:区域自治下视角下的贵州地方民族立法研究

民族自治地方立法作为当前贵州民族法制建设的重要环节,尽管已经取得了不少成就,但也存在动力不足、缺乏科学的立法立项机制、民族特色不足等问题。因此,科学实施民族立法工作应当对民族立法观念进行革新,不断地规范程序性的立法,找准当前立法工作的重心,不断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方面进行努力,以寻求问题的解决。     

荣格与他的“东方”——分析心理学视角下的道家与佛家

荣格的东方研究,涉猎范围极广,他的关于"东方思想"的论著约16篇,从中国的道家、《易经》、藏传佛教、净土佛教,到印度的瑜伽、日本的禅学,几乎无所不包。可以说,荣格思想最有创意的部分都可以看到儒道思想的精灵居间跳跃。正如Richard Wilhelm所提及的那样,将荣格归入"东方道路上的伟大先行者"是一个错误,但因此将荣格对东方主义及其异母姐妹比较宗教的贡献轻描淡写,试图抹去荣格在这两个领域所作的给人以大致印象的学术研究所起的模范作用,也同样是个错误。本文将以荣格与他的分析心理学为例,观照20世纪初西方精神危机背景中分析心理学视角下的中国道家与佛家思想。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视角下的邓小平外交思想研究

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中的中国范式,是分析中国的国际定位和发展路径的重要理论工具。以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天下观建构理论的中国范式为视角,对邓小平外交思想的核心内容加以解读,充分理解邓小平外交思想对中国传统思想的发展与超越,并由此指导新时期外交实践,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     

妇女和发展的范式:全球性与地方性的实践张力——基于中国和坦桑尼亚实践的反思

妇女和发展的范式是西方女性主义与发展主义在建构和实践中结合而形成的,是针对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赋权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框架。这一范式本身对于充分发挥妇女的能动性、提升妇女的地位有着积极的意义,但由于其在本质上存在着西方女性主义思潮和发展主义的建构性,虽然针对了发展中国家妇女的现实,但在不同的发展社会文化语境下依然出现了一系列实践困境。在中国和非洲坦桑尼亚的实践显示了这一框架与当地社会文化可能产生的不适应性。在中国,应用妇女和发展范式的干预在技术层面出现了不适应性,在结果上出现了"机会和福利异化"的现象;而在坦桑尼亚推广非国际主流妇女和发展范式的中国玉米密植增产项目,却使当地妇女提升了收入,产生了"逆向赋权"现象。这都显示出妇女和发展范式遭遇到发展中国家性别社会关系的复杂性景观。     

村寨博物馆中文化的展示与想象——以贵州雷山上郎德村寨博物馆为例

近年来,在我国的民族地区,涌现出了各种形式的"生态博物馆"、"村寨博物馆"、"民族文化生态村"等,而在贵州更出现了"生态博物馆群".与传统的博物馆相比,尽管"村寨博物馆"更加强调原生态的生活空间的呈现.但在其文化展演的背后仍然受到一套"东方主义"式的话语/权力机制的操纵.村寨博物馆中出现的"景观的移植与重组"、景观展示中的"文明的冲突"等问题都是目前在此类"生态博物馆群"中有待解决的问题.     

危机之下的文明差异与价值选择——审视中西方危机应对的独特视角

各国在抗疫问题上的不同表现,主要是文明差异所致。中国所代表的东方文明,具有无神论、以人为本、强调集体主义和和谐观念等特征。与此相比,西方文明则具有有神论、规则至上、强调个人主义和斗争哲学等特性。并且这些特征都在各自国家的抗疫过程中得到体现。总体来看,在危机期间,中国所代表的东方文明群体更能接受大政府模式,应对更为高效迅速。与此相比,即使是在危机期间,西方人也更愿意接受有限权力的政府模式,应对往往落后于疫情发展。     

中国休闲的国际对话

中国休闲研究在国际上的亮相,让越来越多人意识到,中国休闲产业正处在日新月异的高速发展中。中国休闲的未来,让人充满期待2010年7月11日,瑞典哥德堡。4000多人穿梭在国际会议中心,无比宽阔的大厅显得熙熙攘攘。     

战争与和平:社会性别视角的剖析

作为国际政治学的核心问题之一,战争与和平问题受到该学科各理论流派的关注,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理论也对之进行了积极的思考和探索。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将着眼点由“妇女”转向社会性别,从现实存在和文化象征两个层面上剖析由社会文化界定的两性在社会角色、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及由此而形成的双方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其宗旨在于彻底颠覆由男女被人为地两极化所导致的、以等级制和排他性为特征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