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新的思路和方法开创村级“两委”工作新局面

村级“两委”即村民委员会和村党支部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是国家行政机构中直接面对农民群众的最基层组织．村干部的一言一行都直接关系到党和政府的形象。随着《村民委员会选举规程》和《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的贯彻。2000年8月，我们完成了村级体制改革．首次实现了“村官”由自己选．事由自己管，财由自己理，标志着村级体制由计划经济的基层行政体制转入了市场经济的村民自治体制。村民自治成为农村社会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当代中国基层政治治理的新变化和新挑战——基于城乡自治体制的思考

改革开放后,国家创设了居民自治和村民自治的城乡社区自治体制,以实现基层社会的再组织化和再权力化.但在实践过程中,这套自治体制遭遇到不少问题,甚至出现了进退两难的困境.为了化解这种困境,需要将城乡基层自治纳入国家建设整体框架之内考虑,不断提高城乡自治的层次和范围.同时,政府应努力寻找国家能力和社会能力同时增强的途径和方式.     

村民自治：误区与修正

作为村民自治典型代表的村民委员会在现实中担当了村级政府的角色，负责管理所有农村社会事务，但目前农村实际上存有表现形态多样的村民组织，各村民组织设立目的差异必然致使其承担管理相关农村社会事务的职能，所以，实务中赋予村民委员会全面管理农村所有事务的村级政府模式与农村社会现实不符，应通过由各村民组织全体成员管理各自事务模式予以践行村民自治，以村民委员会为对象研究村民自治也就无法有力地解决村民自治过程中所出现的诸多问题症结。加之，借鉴城市社区建设经验而进行的农村社区试点建设中出现了农村社区职能与村民委员会职能一定程度上相互重复的现象，如此，就必须在废除《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基础上，再准确定位践行村民自治的各村民组织适用的法律。需注意的是，随着农村城镇化的推进、户籍制度的改制以及跨城乡的社会组织的出现，作为城乡二元分离产物的村民自治必将成为历史。     

公民社会视域中的村民自治

十四大以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加速推进以及城市社区、农村基层社会自治运动的兴起,各种民间组织的壮大,为“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良性互动”提供了实体性支撑。中国公民社会的形成和发育是中国民主化进程顺利推进的基本路径之一。以公民社会的构建为视角来分析当前的农村村民自治的实践得失,我们可以找到一个较好地解决困扰村民自治中的一些问题的新的角度。     

试论村民自治的健康发展

村民自治是我国农村政治体制的伟大创新。自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推行村民自治制度以来,农村的经济状况、社会事业得到了空前的持续、稳定和健康发展,其成效显著。然而,它的推行给基层民主化进程带来生机和活力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与农村传统观念、传统习惯存在着矛盾和冲突。本文主要从多种角度去理解村民自治,对村民自治的进程和成效做了阐述,并对村民自治过程中的问题做了详细分析,最后对村民自治的健康发展进行了探索性研究。     

农村基层组织在村民自治中的法律定位及其完善

村民自治是农村管理体制的巨大变革，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基层民主。但在村民自治实践过程中，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村党支部与村民自治机关的村委会之间往往出现不协调状况，它妨碍了村民自治的健康、有序发展。因此，农村基层党组织和村委会在村民自治在法规中如何准确定位、怎样处理好“两委”的关系，已成为当村民自治中一个不容忽视的紧迫问题。     

论我国城市基层管理体制的转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引发了城市社会的一系列变革。“单位”功能逐步弱化 ,社会组织日益复杂 ,人口流动不断加剧等等 ,都对城市基层管理提出了挑战。为了回应这一挑战 ,2 0世纪 90年代以来 ,我国城市基层管理体制开始了由单位主导型向街居社区主导型的转变 ,其标志就是城市社区建设。从总体上说 ,当前的城市基层管理体制转型仍处于初始阶段 ,还存在着一些需认真研究并加以解决的问题。     

推进城市社区自治的服务型政府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步伐的加快,社区成为城市构成和管理的基本单位。如何处理好社区与基层政府的关系,成为了一个重要命题。我国实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社区作为一个基层群众单位,其自治需要政府的指导和帮助,而建设服务型政府则需要转变政府职能,充分发挥自治组织作用,并培养居民自治意识。上海市黄浦区五里桥街道建立的“三站式”群众诉求矛盾解决机制,由政府和社区有机的互动联动,形成了一个高效的社区自治体系,为建设服务型政府,推进城市社区自治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     

村民自治视野下的乡村关系——一个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解释视角

村民自治是透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视角,研究分析国家力量和各种社会力量在村民自治中的博弈,区分基层政府与村委会在村民自治中所应扮演的角色,可以为当下的国家政权建设与村庄治理提供理论上的支持.本文以权力分析为线索,深刻探讨了村民自治下的乡村关系,指出制度设计上与现实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差异,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如何构建好农村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浅析当前乡村治理困境与破解思路

当前我国部分乡村治理功能弱化或完全瘫痪。基层政府治理旧体制是导致目前乡村治理困境的深层次根源,给乡村治理带来“负效应”。农村税费等各项改革不断稀释着基层治理行政性色彩,推动治理旧模式的解构,同时合理体制供给出现断裂,基层积极治理功能呈现“零效应”。村民自治难以贯彻落实、功能难以正常发挥是乡村治理困境的决定性因素,村民自治机制流于“无效应”。本文以重塑基层政府治理体制为前提、以完善村民自治和理顺其运行机制为核心、以推动基层治理组织层次间的功能耦合为重要手段三个方面初步探讨破解当前乡村治理困境的思路。     

“三统一”与“三个文明”

江泽民政治文明建设思想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最大贡献和特点就在于准确把握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内在的三层关系:一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关系;二是这三者的有机统一与政治文明的关系;三是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从而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规律,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存在”与“无”

把世界理解为“存在”而不是“不存在”,并通过“存在”概念探求并界定世界的本质,是西方哲学传统的基本问题和思路。同时,“无”与“不存在”的问题几乎与“存在”问题同时产生,而且在对本质和终极问题的探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存在”与“无”的辩证法应该是哲学和宗教哲学最深奥、最重要的理论。     

"警察"、"公安"辨

"警察"一词比"公安"一词更准确,更能体现行业特点.从概念上看,"警察"的外延比"公安"大;从语用角度看,"警察"比"公安"更有表现力;从使用范围看,"警察"比"公安"更能与国际接轨;从使用年代看,"警察"比"公安"更有历史渊源.因此,宜以"警察"一词代替"公安"一词.     

从有限做到无限

市场无极限,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应当满怀信心,从有限做到无限,在复杂的市场竞争格局中赢得生存与发展。     

“课程”与“精品的课程”：“精品课程”解读

将"精品课程"划分为"精品"与"课程"两个关键词,分别探究其意义,并最终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整合起来考察,赋予时代特点与先进理念,这将有助于人们厘清"精品课程"的真实意蕴,建构高质量的"精品课程".     

《徽州女人》中“井”与“蛙”的象征艺术

《徽州女人》借助系列物象,积极使用象征艺术,"井"和"蛙"是系列物象中的两个代表。"井"之象征物象,不仅给主人公"女人"提供了活动平台,而且象征着她处境的封闭,生活的单调,思想的守旧;"蛙"之象征物象,类比"女人"形象,预示着其前途的暗淡和命运的忧伤。象征艺术的积极使用,提高了剧本的艺术表现力,增强了剧本的文学性。     

“理管”初探

在中国的大环境逐步进入法制化的时候,应当明确“理”在组织行为中的重要作用,进行“理管”。“理”在企业不同管理层次包含不同内容,只有实行“理管”,并辅之以积极向上的企业文化,将人治与法治相结合,才能较好地达到“管理”目的。     

"实际性"的观念和"人"的概念

海德格尔的＂此在＂的观念不同于传统的古希腊和基督教关于＂人＂的概念。虽然古希腊强调人是理性的动物,基督教强调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的,但这两者有着内在的联系,这种联系构成了西方传统的关于人的普遍观念的基础。而海德格尔则要解构这种基础,为显现＂此在＂的意义扫清障碍。一旦做了这项工作后,对此在在其当下性中的＂实际性＂的分析便成了首当其冲的任务,而这种分析必然会涉及到时间上的＂今日＂。     

日本的“变”与“不变”

民主党取代自民党执掌政权之后,日本的“变”与“不变”及其变化的程度,大致取决于三个因素：其一是民主党与自民党的“同”与“不同”,以及两党间的区别有多大;其二是日本国内政治潮流的“变”与“不变”及其变化的程度;其三是民主党自身的“变”与“不变”及其变化的程度。     

卢梭的“瞬间”与“公民宗教”

文章意在研究“公民宗教”对于卢梭“社会契约论”的意义。从自然状态过渡到公民社会的“瞬间”,就形成了公意,但学者们在解释公意的形成和实质时,通常过分强调了契约观念的重要性。通过对《社会契约论》文本的细致解读,作者指出,“立法者”和“公民宗教”比契约观念对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更为重要和根本,并指出了卢梭的“立法者”和“公民宗教”与古代的异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