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热点案件讨论中的传媒角色——以“药家鑫案”为例

药家鑫案之所以激起巨大的民愤,最初是因为药家鑫杀人的情节极为恶劣,并且社会公众看不到司法过程的审慎和公正,后来是因为传媒对案件的不当讨论进一步刺激了民愤。这些原因最终导致公共知识分子与社会民众的群体极化,两者在认识上的鸿沟未能经由讨论而弥合,传媒未能担当起社会黏合剂的重任。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司法审判的过程和结果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因为面对激化的民愤,罪已至死的药家鑫通过诸种本土资源而免死的空间几乎不存在。由此可见,传媒在法治热点案件讨论中到底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值得反思。     

论商业银行在法治社会中的角色——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视角

本文以商业银行在当代法治社会中展现出的特殊角色为切入点,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视角,对目前规制其社会责任不足的现实困境以及充分发挥其角色作用对于构建稳定和谐的社会防控体系,贯彻依法治国理念,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现实意义进行论述。通过对商业银行在法治社会中表现出的某些社会责任困境进行个案分析,进而从制度层面加以适当的应然性考量。     

判决、公共政策与社会主流价值观——“跌倒争议案”的法理省思

关于"跌倒扶不扶"的争议再次凸显出法律与人心的距离。就损害需要赔偿的个案立场而言,法院固然可以在特定的制度约束下、基于"保护弱者"的考虑而作出有利于跌倒者的判决;但从陌生人社会更需要公共政策指引社会规范的角度出发,法院的判决无疑应更具权衡精神方能经受及反作用于社会的考量。无论法院抑或行政机关,在公共政策的主导者和行动者意义上均应当提升回应与引导民意的意识及能力。由此出发,现代社会的法治,其价值和追求不应再局限于"定分止争"或是非抉择,而更应着力于推进公共政策的有效产出、落实并嵌入社会规范,推进社会主流价值观,推进法治实践中的社会共识。     

论风险社会下公诉案件审查观——以法治思维为视角

风险社会下,公众强烈诉求更高质量的司法公正,传统公诉案件审查观已难符合时代法治需求,检察机关面临如何提升司法公信力等问题。法治思维是一种合法性思维,以其正当性,即政治理性、合宪性与民主性等特征,彰显着其合理性、道德性和科学性,承载着其在法治领域的思维上的引领效能,从而其作为公诉案件科学规范的审查观成为必然选择。     

传媒监督权行使如何法治——从“宜黄事件”切入

"宜黄事件"是一起因传媒监督而具有法律意义的典型事件。对该起事件的调研及对相关新闻内容的梳理表明,其传媒监督权行使的信息基础存在瑕疵,有违新闻报道的基本要求;相关传媒也未能坚持中立的立场,报导中未能做到尽可能的客观公正,未能兼顾冲突双方的话语权。因此,该案传媒监督权的行使出现了法治偏差。这与传媒介入的特性有关,更与传媒追求商业利益的倾向有关。社会和公共领域中的政治力量,也可能影响传媒监督权的立场。承担公共表达职能的传媒,是现代法治国家共同价值的维系纽带之一,因此需要平衡商业利益和政治力量的制约,塑造传媒监督的健康立场。这可以通过职业伦理约束和法律规范的共同作用来实现。     

“法治中国”的主流叙事——以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节目为例的考察

依法治国理念的提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治思想源远流长的国家,一时间,让法学界无比兴奋。虽然在不同的文化与国度里,对法治的认知与表达及运行,可能千姿百态,但它无疑已成了人类普遍可接纳的治国理念。同时,法治又是一个太宏观和抽象的词语,法治的话题太大,大的没有边界,怎样让这个内涵丰富又具有时代气息甚至印有民族烙印的词语为普通民众所知晓,并深化于内心,成为每一个人内心的价值标准,一种信仰,怎样让这个宏观的话题具体化,平民化,都需要借助传媒的力量。处于社会转型中的中国,面对太复杂的社会背景,面对太多的元素变化,传媒人有责任将法治的内涵进行精确的诠释,传播与众,送法于民,有责任引领民众以法律为最高准则,树立规则意识,人权意识,甚至掀起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法文化潮流。然而现实生活中主流媒体却越来越倾向于抛弃这神圣使命,反而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仆从,值得深思。     

情与法的交锋——聚焦“药家鑫杀人案”

在我国法治进程中,药家鑫案件虽不能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但对案件的种种争议、关注本身,足以说明该案件的特殊性。从音乐学院的高材生到杀人犯,足以把可以秒计算的肇事瞬间无限放大。尤其是＂是我,我也捅＂的支持声音出现后,公众对案件的关注早已超出了案件本身,不得不使我们重新审视案件背后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以及其他社会问题。     

社会管理创新的“地方性知识”维度——以“法治中国”语境下的法治重庆建设为例

“法治中国”命题是中国法治建设的最新理论命题,亦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最新理论成果,还是社会管理创新研究最新的问题域之一。法治重庆建设必须接受“法治中国”语境的“规训”,并贡献出重庆关于“法治”的“地方性知识”。以长江经济带建设为契机,国家主导型区域法治建设是社会管理创新研究新的“理论试验田”。     

理性·细节·法治——聚焦洛阳“性奴”案件

我们常说，一滴水能折射太阳的光辉，细节能够决定事业的成败。这句话对时下的法治建设也是合适的。因为，法治建设从来不能只是“宏大叙事”，而应更多的通过关注对生活细节“微观论证”，不断提升法治的整体水平。在洛阳“性奴”案件中所彰显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法律问题都足以引起人们的思考，比如公安司法机关如何满足公众的知情权、     

风险时代的秩序重建与法治信念——以“能动司法”为对象的讨论

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呈现高风险状态。在民众中确立新的共同价值观和实现社会治理模式的规则之治是风险控制与秩序重建的两个基点。能动司法的出现回应了转型时期风险控制、秩序重建的需要,因而获得高度的政治合法性。能动应有之意包括:通过裁判确立风险社会的法治信念,重建社会共享价值体系;通过始终如一的适用法律,实现社会治理模式向规则之治转型;完善民众参与司法机制,让司法成为第一块公共领域。能动司法应当建立在对司法的本质属性与时代使命的准确把握基础上,在政治功能与审判职能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和平衡。     

区域法治与刑事政策区域化——以“法治浙江”为模本

区域法治是指在一个政治协调统一的地域内,为体现统一的法律精神,由不同区域根据自己的特点,制定适合本区域的法治规则和制度,对社会进行治理的方式。它是区域主义理论的应用。“法治浙江”是依法治国区域化的政治策略,是立足浙江实际落实法治国家目标的具体实践。刑事政策是服务并指导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后保障手段。以浙江为例研究刑事政策的区域化,将“法律至上”和“良法之治”与现实的存在与趋势有机结合,设计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具有现实可行性和推广价值。     

法治背景下的民生出路——以付达信案为例

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社会建设与人民幸福安康息息相关。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2011年1月24日,吴邦国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国家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各个方面实现有法可依。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国家各方面建设有法可依的情况下,如何使社会建设遵循法治而真正达到改善民生、保障公民权利成为当下各级党委和政府的紧迫任务。     

大众传媒中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现状——以重庆传媒农民工报道的内容分析为例

农民工从从社会弱势转变为媒介弱势,这种现象在大众传媒的新闻报道中是如何形成的?本文通过对重庆媒体农民工新闻报道的定量和内容分析,描述了当前报纸和网络传媒中农民工利益表达现状,并对农民工等弱势群体新闻报道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建议。文章指出,大众传媒应是社会利益表达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充分发挥大众传媒社会协调功能,本质在于话语权的下放,而切实在新闻采编实践做到"三贴近"则是实现话语权下放的关键所在。     

区域内社会治理创新中的法治问题研究——“关中-天水经济区法治论坛”论文

我党深入分析我国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性特征所得出的重要结论就是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创新治理方式也是应对当前社会矛盾挑战的迫切需要,依法治理是更好地促进人民安居乐业、确保社会和谐稳定而作出的重大决策,深入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法治化,必须致力于完善制度,用法律规范和法律制度来引导创新社会治理,形成长效的社会治理解决体制。     

法治政府建设与公民社会培育——以四川汶川大地震为例

现代法治政府蕴含了有限政府、透明政府、服务政府、诚信政府和责任政府的基本理念,公民社会是以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为主体的非强制性的行动团体。本文指出建设法治政府是公民社会形成必备条件,而公民社会的有效培育是建设法治政府的必然归宿。在我国当今社会转型期,有必要厘清二者的职能定位和目标追求,从而形成法治政府与公民社会的良性互动。     

企业破产清算案件中的审判实务问题——以闽发证券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为视角

公平清理债权债务,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实现破产程序上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平衡,既是破产法的立法目标,也是人民法院破产清算审判工作的原则和宗旨。近期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福州中院")审结了闽发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闽发证券")及其4个重要关联公司合并破产清算案件。〔1〕该案于2008年7月立案受理,涉及6个破产企业和54个关联公     

公共治理中的民粹倾向及其法治出路——以PX项目争议为样本

以PX项目争议为代表的公共事件显示出当下公共治理中存在比较突出的民粹倾向,对合理考量具体项目进退、提升民众的公共参与能力与政府的公共治理能力、增进社会整体利益均带来了严重妨害。长期以来政府对封闭式经济决策模式的路径依赖、专业化与组织化公共参与机制的缺失、利益复杂和分化格局下法治共识缺失,是民粹倾向愈演愈烈的根由。应基于公私融合的客观背景,重构符合公共治理实践需要的法治共识,以强化政府担当为核心重塑政府公信力。应完善政府决策的立法,加强对规划制定及变更、规划环评的法律监管,重点完善既有法律规范中的公众参与和信息公开制度,引入并加强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应急治理与纠纷解决等制度,合理应对民粹倾向及行动,促进公共治理的科学、民主与法治。     

浅议商标注册中的“其它不良影响”——以微信商标案为例

科技日新月异的迅猛发展,让知识产权也越来越彰显出雄厚的实力.两年的“微信”商标之争有了新的进展,创博亚太公司申请在先的微信商标被驳回.通过对微信商标之争来研究我国商标注册制度的发展情况,指出分析商标注册中“其他不良影响”的释义、法院判决时的时间界定标准,比较分析先申请原则与公共利益平衡的重要性.稳定的市场和消费群体能够构成“不良影响”的事实认定基础,也要兼顾个案突破与法律均衡之间的关系.为了解决商标注册中类似的问题,应当重视在提交商标申请时与获得注册商标专用权时的差异、商标延迟公开的漏洞等.本文指出通过完善商标延迟公开制度来完善商标立法,从而更好地维护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稳定发展.     

关于“民主法治村（社区）”创建的实践与思考——以成都市为例

创建＂民主法治村（社区）＂是落实依法治国方略的具体实践,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标志,是增强基层政权和自治组织凝聚力的重要手段,是维护基层社会稳定的重要举措。近年来,成都市扎实有序地开展了＂民主法治村（社区）＂创建工作并取得了明显成效,但还存在发展不平衡、制度欠完善、创建经费不足等问题。因此,需要不断深化创建工作,以进一步夯实＂法治成都＂的根基。     

“以钱买刑”恣意的防范——以强化该类案件的检察监督为视角

民事赔偿影响刑事责任的承担是司法实践中的普遍做法，也已为刑事法律、政策所明确确认。但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的产生前提、责任承担主体、责任承担方式以及通过责任追究所体现的国家法律评价性质等方面都存在着质的显著差异，将民事赔偿情节引入量刑环节，既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提高司法效率等积极作用，也可能带来以钱买刑、同罪异罚等损害社会公平正义的消极影响。为此，有必要对民事赔偿影响刑事责任承担的条件进行探讨，并强化检察机关对此类案件的监督，以期准确把握民事赔偿影响刑事责任的尺度，防止滥用量刑裁量权，提高法律适用的权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