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美国的主流战略认知

本文从国家实力、战略意愿、战略部署等方面分析中国主流社会对美国及中美关系的战略认知,指出中美关系在中国国家战略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刚刚开始,这一进程可能持续数十年,而美国维护惟一超级大国地位的战略意愿依旧强烈。美国全球战略东移使得中美关系成为影响世界格局与未来走向的核心因素。中国强调与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不对抗,不争霸,致力于通过合作与协调促进世界和平发展。     

中美关系面临新的发展机遇

随着美国主流思想对中国的认知趋于客观和中国对美国战略判断的变化，中美关系发生了由“安全主导型”向“复合相互依赖型”的战略转变。这是中美关系近些年持续好转的结果，也是未来继续前进的基础。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不断深化，美国新自由主义正在逐渐主导奥巴马政府的外交观念，使得中美关系面临进一步发展的重大机遇期。由于中美之间尚缺乏令双方满意和国际社会认同的合作平台或机制，两国间也不排除出现风险的可能。     

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认知和反应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不断增强,尤其在某些尖端科技领域所取得的瞩目成就,中国的综合国力显著提高,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也日益扩大.作为21世纪国际政治中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①在最近的几年中也获得了良好的发展.与此同时,美国国内关于中国崛起对当前国际秩序以及对美国"一超"地位的影响有着不同的认知和反应.     

气候变化与美国国家安全:美国官方的认知及其影响

气候变化的影响超越它本身所带来的直接环境后果,对美国国家安全提出新挑战。美国官方对这一问题的认知从形成到发展,大体经历了酝酿、萌芽和完善阶段。促成美国对该问题的战略认知与政策实践的原因复杂,涉及国际社会的政治议程、美国国内的科学议程以及国会的影响等因素。当前,美国的安全体系不仅正视气候变化对美国国家安全产生的威胁,而且已经开始制定战略性方针不断将气候变化因素纳入该体系的战略规划和日常实践。在国际层面,美国已经开始谋求与其他国家就气候变化影响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的问题达成共识甚至采取行动。本质上,这是美国在全球气候谈判博弈中增加筹码的一个重要抓手,希望以此来影响和主导全球减缓气候变化行动。预计未来美国应对气候变化安全后果的政策走势趋强,将对美国气候政策、对外关系乃至国际格局产生重要影响,同时将给中国特别是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关系带来挑战。     

美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和行动:演进及现状

自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美国对其的看法经历了三个重大转变:一是从美国官方不重视、美国舆论较少讨论到官方和智库系统性研究和讨论"一带一路";二是从美国不看好"一带一路"的前景到全面警惕其发展;三是从缺乏应对措施到出台和落实系统性的"印太战略"。美国对自身和对中国认知的变化、"一带一路"的快速进展等多重因素促成了这一系列变化。展望未来,围绕"一带一路"中美还将开展长期和复杂的磨合和博弈,这对双方及中美关系均将产生重大而长远的影响。     

美国对华战略改变了吗?

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关于中美关系的讲话,并不表明美国对华战略有了根本性改变。美国对华战略归根结底还是“接触 遏制”。这是因为,中国强劲的发展势头和国际影响力的加强,一方面使美国在国际战略和政策层面上对中国有所需求,另一方面又是美国从其一超独霸战略出发所不愿意看到的。     

美国拜登总统的国家安全战略思维

领导人的国家安全战略思维界定了本国的核心战略意图，并影响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及其实践。领导人的国家安全战略思维、策略手段信念与安全战略动员，能够塑造国家安全战略实践的政治过程。领导人所受结构约束的程度与战略情境的不确定性，是影响其国家安全战略塑造能力的重要因素。拜登对美国国家安全环境持有负向认知，将国家安全威胁来源主要界定为“挑战现状”大国与全球安全议题，并因此力图实现美国在安全、经贸与价值观维度优先的目标，进而倾向于采取低安全议题、价值观外交以及后发制人式与多边合作式的安全战略手段。拜登不仅在战略议程设置和安全团队结构中处于核心位置，而且当前美国面临复杂的内外部环境，也确保其得以高效输出自身的战略理念。通过将拜登对俄罗斯、中国的安全信念与当前美国对外政策进行匹配，可以验证领导人塑造安全战略能力的推论。系统分析拜登总统的安全观，并对理解美国外交政策和安全战略的现状与趋势以及思考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具有启示意义。     

韩国对美国“印太战略”的认知与政策

韩国认为,特朗普政府提出的"印太战略"深受日本安倍政府的影响,其主要目的在于拉拢从太平洋到印度洋区域内的国家共同围堵中国。由于这个反华企图,再加上特朗普政府推行"美国优先"政策等,导致该区域内其他国家不愿完全追随美国,所以特朗普任内很难落实"印太战略"。在此认知和判断下,2017年5月上台的文在寅政府开始明确拒绝支持"印太战略"。随着美国白宫、国防部和国务院相关报告的出台,美国推进"印太战略"的意志日益强烈,要求韩国参加"印太战略"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与此同时,韩国越来越需要美国协助解决朝核问题和调解韩日矛盾,再加上中韩关系逐渐恢复,所以韩国最终决定用其"新南方政策""对接"美国的"印太战略"。韩国一再强调,此举不是"加入印太战略",而是以东盟为中心,仅围绕经济、治理以及非传统安全领域进行合作。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文在寅政府的"均衡外交"理念和扮演"桥梁国家"角色的愿望。今后韩国如何进一步回应美国的要求,主要取决于未来韩国政权的性质、拜登政府推动"印太战略"的连续性,以及中美关系的变化等。但无论未来内外形势如何变化,韩国都会认识到中国和中韩关系的重要性,而不会一边倒地完全参与到旨在围堵中国的"印太战略"中去,而是有选择地支持与合作。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视阈下的中美关系50年

自1972年中美关系“破冰”以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视阈之内的中美关系经历了1972—1989年、1989—2017年以及2017年之后三个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中,制衡、塑造与争胜先后成为美国对华战略的逻辑核心。在第一阶段,美国对华的国家安全战略逻辑是“借重以制衡”,即借助中国来平衡苏联,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一度被美国视为“友好的非盟国”。在持续时间最长的第二阶段,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逻辑是通过“接触以塑造”,希望塑造中国的政治经济模式以及对外行为方式。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一度被美国视为潜在的战略伙伴。在2017年以来的第三阶段,美国试图通过“竞争以制胜”,防止中国的发展超越美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视阈内的中国以及中美关系全面转向消极。50年来,中美关系经历过两次转向和重构,目前第二次转向和重构仍在进行中。过去50年,中美关系总是关系到美国全局性国家安全利益的重大问题;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涉华部分超越党派之争,有着较强的一致性和连贯性,很多议题和提法都长期存在,或者早有伏笔。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涉华议题的内容越来越多,也越来越丰富;中美关系的合作面和竞争面都有明显增长,但竞争面的比重大幅上升。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破解“修昔底德陷阱”

随着中国的日益崛起、美国实力的相对耗损及其霸权焦虑的上升,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引发国际社会关注。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正是对这一问题所作出的回应。从当前的时代特征、中美关系的相互依赖性以及两国的国家行为来看,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正逢其时。但同时认知差异、利益冲突与议题分歧,也成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三大挑战。为此,双方需要加强战略沟通、调适各自的心态与行为方式,并在具体合作事项上相互协调,共同推动这一新型关系模式的建立。     

美国对华人权外交的演变及实质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大国关系,中美关系今后的走向将直接影响亚太 地区乃至全球的和平与稳定。中美关系也是当前最为复杂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的发展受到诸多 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现实利益等领域的差异,导致了中美之间在人权问题上 存在较大分歧。建交以来,美国对华人权外交受时代发展、国际环境变化的影响在不断演变,但一 直以来美国都将人权外交作为分化中国、遏制中国发展、维持其霸权体系的重要手段     

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认知与战略回应

冷战后美国对华战略目标保持了相当的连续性,即防止中国崛起为势均力敌的战略对手,但对如何防范中国崛起却充满了争论,这主要源于美国各界对“中国崛起”认知存在分歧.与此相一致,美国对华战略也经常表现出前后不一、自相矛盾.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认知源于其根深蒂固的战略文化和意识形态偏见,但受国际环境、利益需求和国内政治的掣肘,“认知”并不能简单地转化为政策.在中美利益高度融合的背景下,美国实际上缺少应对中国崛起的有效手段,这凸显了美国对华战略困境.     

东盟对美国印太战略的认知与反应

自美国印太战略出台以来,东南亚的重要性被不断提及。虽然东南亚地区国家并不排斥大国的战略重视,但对美国印太战略的目标、手段、政策重心等普遍感到不安。出于对被边缘化和被分裂的深刻担忧,东盟选择以地区共识的方式发布《东盟印太展望》。这既是对大国战略举措的积极回应及对东盟中心性的主动捍卫,也清晰地表达了这一中小国家联合体对世界事务的共性认知,凸显了东盟与美国在印太地区愿景规划方面的内在差异。东盟的认知与反应,预示着美国印太战略在东南亚的推行将囿于种种局限而难以收到预期效果。     

俄罗斯对美国战略认知的演变及其政策效应

俄罗斯对美国战略认知的演变过程分为友好合作、竞争凸显和激烈对抗三个阶段。俄罗斯的强势外交和安全政策,表现为俄罗斯对美国和北约的强硬战略姿态以及追求超出自身相对实力的外交和安全目标。俄罗斯战略认知的演变与俄美两国的利益冲突之间有着相互塑造的关系,但是俄罗斯战略认知的变化并不仅仅取决于利益考量。俄罗斯之所以把北约东扩、乌克兰走向、叙利亚局势等看得如此重要,不惜投入大量资源,这是与塑造俄罗斯战略认知的历史和心理因素是分不开的。美国采取的许多对俄政策和行为,正是因为忽略了这些因素,才被俄罗斯看作是“侮辱性”和“威胁性”的,从而导致了双方敌意的螺旋式上升。由于俄罗斯独特的历史记忆和大国情结,俄罗斯对俄美两国的利益冲突作出了激烈的回应,这些回应虽然不利于俄罗斯的国家实力和整体利益,但却是可以理解的。随着俄罗斯对美战略认知的逐步定型,俄美关系在短期内很难实现所谓的“重启”。从俄罗斯对美战略认知的案例分析可以看出,战略认知自身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在受到利益冲突影响的同时,也受到社会文化因素的深刻影响,从而使得国家的外交与安全政策未必完全遵循理性主义的路径。     

中美建交以来美国对华经济战略的嬗变(1979-2020)

中美建交40多年来,两国关系走过了一段非常不平凡的历程,大体上经历了战略协调、非敌非友、利益攸关及战略竞争四个阶段。中美关系不同阶段的性质塑造了不同的美国对华经济战略。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美实力差距开始明显缩小。在此背景下,美国两党就美国对华经济战略展开了辩论,基本上一致认为,美国在经济上奉行的对华接触容纳战略并没有将中国嵌入到美国领导下的霸权体系之中,中国反而利用美国提供的战略机遇迅速成长为挑战美国霸权秩序的"修正主义国家",从而宣告了美国对华经济战略的失败。从特朗普政府时期开始,美国不仅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及"修正主义者",而且还开始采取经济制裁措施来遏制中国的经济发展。当前,中美关系已经迈入战略竞争时代,美国已经将中国的战略角色定位为其霸权秩序的"战略挑战者",其对华经济战略的重心开始转向规制中国的经济竞争,旨在全面遏制中国的发展。美国对华经济战略重心的转变将会对双边关系的性质及未来发展产生深刻影响,也会对世界秩序的发展走向产生深远影响。     

中美关系:新变化与新挑战

本文重点探讨中国崛起背景下中美关系的新发展、新变化及其对中国带来的新挑战。本文认为,中美关系的基本结构虽未发生根本改变,但内涵和实质却正出现重大变化,包括中美关系的背景和主题发生变化、战略重要性上升、深度和广度同步增强及美国对华战略正在形成新的框架等。导致这些变化的根本动因是中国综合实力的迅速提升、中美两国战略观的转变及国际大背景的变化。中国主动塑造中美关系的能力明显增强,但今后继续推动中美关系发展,将面临如何适应美国对华战略的新变化、如何面对中美关系的新变化、如何把握美国国内政治社会生态的新变化等三重挑战。     

美国对"伊斯兰威胁"的认知与政策演变

"9·11"事件后,美国将伊斯兰极端势力特别是带伊斯兰色彩的恐怖主义确立为首要威胁,美国与伊斯兰极端势力的斗争成为影响国际局势变化的一条主线。与人类认识世界其他事物一样,美国对"伊斯兰威胁"的认知也经历了不断深入的过程。美国国内政治和国际地位的变化以及伊斯兰主义运动的发展都是影响美国对其认知与政策的因素。     

美国中亚政策与中美关系——“美国中亚政策与中美关系研讨会”来稿选辑

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与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于2010年10月19日在兰州大学共同举行了"美国中亚政策与中美关系"研讨会,来自国防大学、上海复旦大学、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甘肃友联会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等研究机构的30余位学者出席了会议。会议紧紧围绕美国的中亚政策和中美关系这两个方面进行了研讨。会议对美国到底有没有中亚战略、中亚战略与中亚政策有没有区别、美国目前在中亚的存在对中国的能源多元化战略以及对中国西部地区的安全是机遇还是挑战等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为我国学术界的中亚研究拓展了思路。这里选辑了部分会议稿件刊登,以飨读者。     

中国和平发展与美国对华战略

美国对中国的发展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持矛盾心态,是其对华战略定位犹豫徘徊的直接原因,并将继续影响中美关系的稳定和发展。由于中国的和平发展不可遏阻,美国对中国的防范戒备将有增无减,同时也会更加重视加强对华合作。     

利益变化、角色转换和关系均衡——特朗普时期中美关系发展趋势北大核心CSSCISSCI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美国外交出现新动向,中美关系也面临新的变数。特朗普政府对于美国国家利益的认知和排序有了新的调整,这和中国政府对于中国国家利益的排序与认知形成新的互动。以利益变化为基础,在特朗普时期中美将出现五大领域的角色转换,预示着中美关系在中短期内的双边互动模式。长期而言,中美关系的发展趋势是走向均衡。特朗普当选可能是加速了中美关系均衡时代的到来。中美两国在实力大致接近的均衡阶段,要尽快形成彼此认同和接受的秩序安排,共同促成权力的共处或者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