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共利益的内涵、特性及其制度基础

本文通过对公共利益内涵的辨析、特性的描述,及对公共利益的判定标准进行探讨,进一步提出了通过建立一定的机制和制度来保障公共利益的维护和实现,这对于我国当前社会处于转型期,预防和防止公共权力的滥用,切实保护公民权利,推动政府依法行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天津河北区：社会调查制度应法律化

自上世纪90年代起，我国许多地方都开展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探索。     

论我国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完善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不断的深化,无论是在经济领域还是法治建设上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在社会高速发展的同时,我国的司法建设也需要与时俱进。但是在我国针对公益法律的体系还没有得到完善,比如在环境保护、维护国有资产、保障社会弱势群体等方面,还需要不断地加强立法。同时在相关法律中,诉讼主体的模糊性和司法实施上的欠缺都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其中很多公益诉讼都不得不通过行政手段来实现。当前我国法治化社会进程进入关键时期,为了更好的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发展,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本文针对我国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完善性进行探讨与研究。     

城市房屋拆迁公共利益法律问题初探

我国现行法律对"公共利益"的简单规定给"公共利益"的滥用留下了巨大的操作空间。本文在分析我国现行的法律具体规定基础上,借鉴外国一些立法规定,在制度层面上提出了从立法解释的界定、完善行政程序和增加司法最终程序多方面结合解决城市房屋拆迁中"公共利益"滥用的问题的建议。     

认罪及其自愿性审查：内涵辨析、规范评价与制度保障

认罪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的核心前提之一,现阶段理论界和实务界对认罪的认识有待更新。认罪不只要求被追诉人承认被指控的犯罪事实,还可能需要承认指控的罪名。认罪因诉讼程序类型的不同而有差异性。认罪有别于自首、自白和坦白。司法机关判断认罪的核心是满足自愿性,且须符合刑罚目的。目前关于认罪的观点可分为“主观标准”和“客观标准”,我国改革宜采用规范评价的标准,司法机关确信“认罪”应满足四项基本条件。实现认罪及其自愿性还有赖于健全证据开示制度、从宽处理制度、律师实质参与制度以及法院审查与救济制度等保障措施。     

社会公共利益视角下政府采购国货优先政策的完善进路探析

政府采购国货政策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实现政府公共职能和遵循政府采购国际惯例的需要。政府采购国货歧视现象成因主要有：国货文化意识不够深厚,国货认定标准不够明确,国货采购例外条款不够完善,国货采购法律责任不够健全。完善政府采购国货政策,应贯彻社会公共利益原则,重视国货文化的塑造与培育,完善政府采购国货认定法律制度,加强监督管理及法律责任追究,切实发挥政府采购的政策性功能,促进国内产业自主创新,增强国家综合竞争实力,保障国民经济健康稳定持续发展。     

中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理论梳理、制度基础与机制完善

竞争法律(反垄断法)的执行一直被视为推动和实现竞争政策的核心途径,但竞争执法对象是市场主体,因此难以应对法律或公共政策本身即包含了不符合竞争政策的情形.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是政府有意识地对公权力干预市场的能力采取的内部控制机制,它在众多公共政策目标中优先保护市场竞争,基本的方法是政策目标之间的价值对比分析,审查的主体一般独立于法律和公共政策起草部门.这项制度作为竞争政策实践的新发展,已为竞争政策理论接受和深化.国务院《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的发布意味着中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正式开启.环顾先行国家经验,未来这一制度的完善应当重视从理论上对这项制度的发展脉络梳理清晰,并尽可能从本国法律层面为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寻找对接的依据,以及在比较的基础上不断优化具体工作机制.     

监管理论的发展与证券监管制度完善的路径选择

传统监管理论对监管者自身问题的忽视,不仅在理论上留下了缺陷,而且对证券监管制度的发展与完善也产生了不利影响。监管理论的发展总体上是沿着从公共利益理论逐步向私人利益理论的嬗变展开的,并对证券监管制度的构建与实践产生了明显的影响。私人利益理论弥补了传统公共利益理论的缺陷,形成对监管制度不同的理论研究进路。中国的证券监管制度一直以公共利益理论为理论基础,存在突出的制度性缺陷。随着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公共利益理论对于监管制度的解释力明显下降,需要采用比较丰富的私人利益理论解决具体制度的完善问题。     

完善举报制度的路径

举报是公民的基本权利,维护和促进公民举报权的行使是举报制度建设和完善的逻辑起点。但目前举报制度的运行中存在许多明显缺陷和疏漏,执法理念、制度建设和运行机制上的不足是导致该现状的主要原因。应从举报制度正当化的规范状态入手,完善举报制度的路径选择,更好发挥其民主监督和遏止腐败的作用。     

公共利益问题的法理学分析

公共利益是理论与实践方面极为重要的概念,公共利益在法理学领域占据着重要位置,是影响社会实践的关键因素.本文立足法理学视角,对公共利益相关问题展开分析,从法理学与公共利益的概念入手,分析公共利益与法理学的关系,在法理学背景下,提出实现公共利益的具体途径和办法,促进新形势下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     

The Public Interest Theory of Regulation: Non-Existence or Misinterpretation?

The Public Interest Theory of regulation explains, in general terms, that regulation seeks the protection and benefit of the public at large. This paper argues that possibly the Public Interest Theory does not exist as such for reasons that will be discussed later. In addition, the paper contends that the Stigler's and Posner's characterisation of the Public Interest Theory has similarities with the welfare economics rationale for regulation. Nevertheless, the similarities do not prove or deny a connection between both the concepts of public interest and the welfare economics rationale for regulation.     

隐私权与公共利益的冲突及其调整

隐私权的核心是独处,公共利益强调的是社会的整体利益,两者的冲突不可避免。公共利益应当依一定的程序由立法机关加以界定或者授权行政机关判定。隐私权与公共利益的冲突问题其实就是个体的权利与多数人权利或者权力之间的冲突问题。一方面,要维护公共利益;另一方面,要防止借维护公共利益为名,损害公民的隐私权。     

我国教育公益诉讼制度的建构探析

公益诉讼制度是保障公共利益和实现法律权利的重要司法制度,也是我国司法制度改革的一项新任务。分析教育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困境,借鉴国外教育公益诉讼制度,探讨我国教育公益诉讼的概念、主体资格以及适用范围和情形,可发现从立法层面建立健全教育公益诉讼制度十分重要,将有利于实现教育公平和正义。     

Whistleblowers, the Public Interest,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Disclosure Act 1998

Corporate crime and organisational deviance raise complex legal issues. An initial problem lies simply in identifying when such wrongdoing has occurred. Here, whistleblowers can perform a valuable service. However, publicized cases suggest that they often pay dearly for their candour, encountering unfair sanctions at work. In Britain, the Public Interest Disclosure Act 1998 seeks to protect good-faith whistleblowers from employer reprisals. In the wake of this legislation, the authors examine whistleblowing from a socio-legal perspective, asking what motivates whistleblowers, how do institutions respond to them, can legislation adequately protect them, and what effects will PIDA have on whistleblowing, employment practices, the culture of the workplace and, ultimately, society.     

论公共利益概念的界定

我国宪法上的公共利益是专门针对征收 (征用 )条款而言的。但是 ,从实际的立法看 ,公共利益在普通立法上使用极为广泛 ,并不局限于征收 (征用 )领域。公共利益这一概念最特别之处在于其不确定性 ,是典型的不确定法律概念。这种不确定性 ,可以表现在其利益内容的不确定性和受益对象的不确定性两个方面。由于公共利益主张者的缺位以及主张者的不保险性 ,由法律来确认或形成客观的公共利益成为法治社会的普遍做法。要正确界定公共利益这一概念 ,必须厘清公共利益与国家的利益、社会的利益、集体的利益 ,以及与公共秩序、社会秩序、国家安全、社会治安等概念间的关系     

排除危害类公益诉讼理论、制度和实践

我国环境法学界大多从环境民事责任形式角度论述排除危害。然而,由于环境危害有公益危害和私益危害之区别,制度上理应有排除危害类公益诉讼与排除侵害类私益诉讼之划分。排除危害类公益诉讼的理论基础在于良好环境权的公法保护理念与法院司法审查角色拓展和职能限制理论。决策者应以上述理论为基础,综合考量我国现实状况,将排除危害类公益诉讼制度适用范围从环境污染类危害扩展到生态破坏类危害领域,并设计正当的诉讼程序和合理的裁判方法。     

公益诉讼诉权的宪政解释

诉权不只是民事诉讼法学中的特有概念,其他诉讼中同样存在诉权问题.近年来,损害公共利益的现象时有发生,却得不到有效的遏制;公益诉讼的案件时被提起,但是获得支持的很少.关键在于法律对公益诉讼的诉权确认不够.因此,赋予社会公益权利主体相应的诉权就尤为必要.公益诉权本身是一种民主管理的权利,是一种社会公益权利主体以诉讼方式直接参与国家社会经济事务管理的权利,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宪政权利.从宪政的高度,反思传统诉权理论的不足,论证公益诉权存在的法权基础,通过公益诉权切实践行人民主权,正确处理公益诉权与国家权力的关系.     

论国际投资协定中的“根本安全利益”与“公共目的”

国际投资协定中普遍包含"根本安全利益"和"公共目的"条款。作为一种特殊公共利益的"根本安全利益"与可仲裁性及必要性抗辩紧密相关,而"公共目的"与征收问题并存,是合法征收的必备条件,并必须伴随相应补偿。就"根本安全利益"事项的可仲裁性而言,已有的判例和实践不足以给出定论,条款的措施似乎很有必要;就可补偿性而言,在理论上有不同主张,实践上亦有不同做法。在国际投资仲裁中,对"根本安全利益"而不是"公共目的"抗辩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从而也越来越受到各国的重视。     

我国体育行政管理法治化对策研究

依法行政是实施依法治国方略成败的关键,也是我国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关键。体育行政管理的法治化既需要体育立法与执法的完善,也需要体育普法和监督的加强。本文结合我国体育立法、执法、普法和监督的现状,分析各环节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对策,以期促进我国体育行政管理法治化的深入发展。     

论国外行政公诉的产生与发展

行政公诉是一种检察官针对侵犯公共利益的违法行政行为而提起的一种诉讼类型,从国外行政公诉的发展过程看,这种诉讼之所以由检察官提起,是基于其公益代表人角色的定位;行政公诉能够弥补传统行政诉讼仅仅由利害关系人发动的局限,从而更有利于公共利益的维护;同时,这一制度也填补了审判权监督行政权时"不告不理"的空白,有利于检察权配合审判权以实现对行政权的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