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宾的土地和农业问题

一、土地关系 农业是菲律宾经济的主要部门。菲岛有70％以上的人口从事耕作、畜牧、捕鱼和林木业。菲律宾的出口,按其数量及价值来说,有3/4以上是农产品和农产品的半制品。     

美国对菲律宾1972年军管法的态度与政策

本文对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政府对菲律宾军管法的态度与政策进行分析.总体而言,美国政府对军管法持默许态度,并且继续援助马科斯独裁政权.美国政府对菲律宾军管法采取默许态度并非美国国内各方的一致认可,而是商会、 国会及政府三方折冲的结果.经济利益、 军事基地的重要性和美国战略的调整,构成了美国对军管法认可的主要因素,因而,在马科斯独裁统治下,美国并未放松对菲律宾的各种援助,只是对其援助方式进行了调整.美国对菲律宾军管法的态度,显示出冷战时期现实主义政策下美国对民主输出的自我否定.     

菲律宾对东南亚的研究

菲律宾的东南亚研究规划是过去的和现在的国家领导人作出努力的结果,要在菲律宾人中间把严重西方化的教育路线扭向亚洲一致性的发展上面去。 这一方面的努力是雷蒙·麦格赛赛总统于1954年在菲宾律大学创建了亚洲研究所的时候就开始的。麦格赛赛总统对研究所是这样解释的:“把亚洲的学者和学生结合在一     

论美国对菲律宾南部摩洛人的殖民统治

美国对菲律宾南部摩洛人的殖民统治对当代摩洛的分离主义运动产生了重要和深刻的影响.美国的殖民统治是逐渐演变和发展的,每个阶段都有其特点.美国利用摩洛大督们对地方权力的控制和影响,实施其统治.大督们也依靠美国殖民政府,加强其自身对当地经济和政治的控制.选择合作还是对抗,是由菲律宾殖民地政治形势的变动和大督们自身实力的消长变化决定的.有时候合作与对抗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美国殖民统治最终实现了行政上北部天主教地区和南部穆斯林地区的整合,但没有消除西班牙时期留下的北部天主教徒和南部摩洛人之间的偏见和敌对,为后来摩洛人的分离主义运动埋下了伏笔.     

菲律宾土地改革和粮食安全研究

菲律宾作为农业国家,经济发展落后,粮食产量供不应求。菲律宾忽视农业的制度安排导致粮食国际购买力下降,贫困率居高不下,并且一直威胁着菲律宾的粮食安全。菲律宾历届政府试图通过一系列的经济改革和土改制度安排来解决粮食危机,但效果不尽人意。本文通过对菲律宾粮食安全和土地改革的分析,发现土地改革政策的不彻底性、短期性、滞后性使政策效果大打折扣,贫困农民并没能从改革中真正获得好处。只有重视并维护农业的基础地位,彻底解决土地分配不公现象,通过全面配套改革措施,才能真正实现菲律宾粮食安全。     

德、日对二战侵略历史的态度比较

德、日同为二战侵略的罪魁祸首,但两国对待其侵略历史的态度却迥然不同.本文着重介绍战后德国如何清算历史和战胜过去,以为仍在错误思维中徘徊的日本提供参照.     

从同盟机制角度看美国对日本历史问题的态度

目前,美国对日本历史问题的态度出现微妙变化,表现出一定的牵制。从同盟机制的角度来看,其原因在于:同盟这种特殊的机制需要构建的过程,在构建过程中同盟国之间存在博弈;美国从道义层面、现实利益层面出发,担心自己被同盟机制的另一参与方牵连;同时,美日同盟机制建立在美日由冲突转变为日本被美国单独占领这一基本历史事实之上,美国不可能永远在日本的历史问题上独善其身,希望通过同盟这一机制予以化解。     

菲律宾和泰国的能源问题

一、序言 一九七三年、一九七九年的两次石油危机给非产油发展中国家以很大的打击,明显表现在如下几方面:由于全面经济衰退和石油进口额增加造成对贸易收支与国际收支的压力、外债增长、物价高涨等。     

菲律宾社会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

60年代末期以来,东南亚社会史的研究逐渐受到欧美国家一些学者的重视。这主要产生于他们不满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学术传统——偏重于对上层权贵进行政治分析。他们强调,地方层面的社会经济变化及其对普通群众的影响应该成为研究的重心。另一方面,殖民宗主国档案的开放、社会科学方法对历史学的渗透、以及口述历史学的发展,都对东南     

菲律宾天主教对政治的介入

随着国家政治世俗化的发展,宗教虽然逐步从某些社会生活领域退出,但仍在一些特定的时期和特定的条件下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文主要讨论天主教对菲律宾政治所产生的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天主教仍然是菲律宾社会中保守力量的代表,反对一些由政府主导的社会变革;另一方面,在民众对世俗政治失去信任的时候,教会扮演着重新团结、组织和领导民众的角色.笔者认为,天主教是菲律宾政治中的隐性力量,在社会稳定时期,教会的影响较小,而在社会秩序发生动荡的时候,天主教会则由隐性的力量变成左右政局的重要力量,直接参与到各种政治活动中.     

菲律宾领土和海洋主张的演变

本文根据相关史料,对菲律宾领土和海洋主张的变迁过程进行描述。在领土问题上,菲律宾的领土主权主张经历了一个明显的扩张过程。1978年《第1596号总统令》是一份非法扩张领土、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的国内法律文件。这个文件违反了确定菲律宾领土范围的所有国际条约和当时的菲律宾宪法。在海洋问题上,菲律宾的海洋权益主张表面上看经历了一个收缩的过程,标志是2009年的《第9522号共和国法案》。根据该法案,菲律宾缩小了其一贯主张的内水和领海的范围。由于这部法案实质上减少了菲律宾的领土面积,不符合其本国宪法,合宪性大有疑问。我们应清晰把握菲律宾非法扩张领土的事实,要求菲律宾纠正其不法行为,坚决不允许菲律宾在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的基础上进一步侵犯中国正当的海洋权益。     

菲律宾华人的同化和融合进程

菲律宾华人社会，从１６世纪７０年代以来，已持续存在四百二十多年了。其间，以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具体说来是１９７６年）为断限，此前四百年可以说属华侨社会时期，因为这个社会的绝大多数成员保持华侨身分；此后可说属华人社会时期，因为这个社会的绝大多数成员已...     

菲律宾穆斯林运动的历史背景和根源

1968年,在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开始出现“穆斯林独立运动”,由此,菲律宾的“穆斯林问题”便引起了世人的广泛关注。1972年,以米苏阿里为首的“摩洛民族解放阵线”成立,要求将菲律宾南部地区分离出去.南部发生的穆斯林与基督教徒间的局部武装冲突,遂发展成为波及整个南部的武装斗,形成持续不断的穆斯林运动.这场运动一直延续至今,成为影响目前菲律宾和平和安定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有关学者已从多个方面对这一运动作过探讨,然而,对于运动的宗教背景及根源的实质等     

菲律宾非暴力群众运动的根源和后果

2006年的菲律宾政治危机的根源,在于其民主的狭窄基础。对于菲律宾而言,如何超越“精英民主”,已成为非常现实的学术和政治问题。过去一直被认为是推动了菲律宾民主制度恢复和发展的人民力量运动,而今同样需要重新思考其性质和作用。从实际结果看,人民力量运动并非人民的意志和政治影响力的体现,而是精英之间的派系斗争,参加运动的群众只是精英们掌握的工具,因此,人民力量运动并不能够使菲律宾走出当前所面临的社会政治困境。     

菲律宾政党力量的重组和角逐

科·阿基诺政府1986年2月执政以来,经历1986年和1987年五次未遂政变,转危为安;又在1987年、1988年和1989年先后举行的新宪法公民投票、新国会选举、全国地方选举和全国乡镇选举中赢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政权日趋巩固;加上经济复苏迅速,人心日趋安定,国     

菲律宾华人的同化和融合进程

续第５期）（二）美国统治时期（１８９８—１９４６年）美国对菲律宾的统治，标榜“民治”、“法治”，消除了此前西班牙殖民当局对华人的横征暴敛，对他们的人身安全随时施加威胁的现象，因而华人不再遭受西治时期的法定的任意掠夺和种种限制［２７］。他们在群岛范围内...     

朝鲜对明朝靖难之役的侦知、态度与应对

靖难之役期间,朝鲜主要通过辽东逃来军民、赴明使团和本国探谍人员来收集明朝的情报信息。面对靖难之役,朝鲜士大夫在价值评判上秉持“尊建文贬燕王”的态度,这既是儒教性理学的道德要求,亦是朝鲜维护自身正统性并融入明朝封贡秩序的现实需要。但在政策应对上,朝鲜君臣优先维护本国利益,道德臧否反为次要,对明政策日益展现出“识时通变”的现实主义特质。价值评判与政策应对之歧异表明,在朝鲜王朝初期性理思想开始占据主导,事大意识与本国意识既调和又纠葛。     

想象的地方性神圣历史——菲律宾阿拉安人的神话观

本文探讨了菲律宾原住民族阿拉安人主位式的神话观。笔者通过五次参与式田野调查,深入民都洛岛山区,搜集当地阿拉安人"活形态"的洪水神话、创世神话,调查原住民的神灵信仰。本文首先介绍了阿拉安人及其神话的基本情况;然后从学术史的角度回溯了"神话观"在民俗学研究中所涉及到的理论和方法;接着重点论述了阿拉安人把神话视为想象的、地方性的历史,作为当地重要的、神圣的"地方性知识",进行朴素而真实的讲述;最终提出神话在阿拉安人中是作为地方性的、神圣的历史而存在的,是原住民理解世界起源、人类起源、本民族起源的世界观和历史观,是原住民"地方性知识"系统中不可缺失的核心内容。     

气候变化:观念与行动的差异——一项关于中国和挪威大学生对气候变化态度的比较研究

本文是关于中国和挪威大学生对气候变化态度的比较研究。在对两国大学生的问卷调查进行对比分析的基础上,分析了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方面两国大学生的不同态度。本文研究发现两国大学生普遍认为两国政府应该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方面多做些工作;发展中国家不应该以发展经济的目的而增加排放;发达国家有义务帮助发展中国家减排,而且免费的技术转让和经济援助被认为最有帮助的。研究还发现,对社会系统的公平优先和自然系统的公平优先的认识是影响人们对气候态度的重要变量,但挪威学生认为社会公平更重要,中国学生认为自然公平更重要。挪威学生中性别对公平的认知有明显差异,而在中国学生则没有;另一方面,不同学科和城市背景的中国学生的态度有明显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