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区治理中的积极分子动员与保护

城市社区具有丰富的积极分子资源，他们是社区治理中的关键少数。社区通过“熟人圈子”党支部、党支部实体化、党支部功能扩张和组织生活特色化等方式动员与吸纳党员积极分子，以及通过人情动员、选举吸纳与激励等半正式治理机制，社区将积极分子动员起来并吸纳到社区治理体系中，能有效缓解社区治理的资源困境，提高社区治理成效。为提升积极分子参与社区治理的程度和效果，社区在动员积极分子的同时，还需要通过营造保护积极分子的舆论氛围，构建组织网络，完善对社区内破坏公共秩序、损害公共利益行为的制裁机制，增强法律与制度执行力等方面加强积极分子参与社区治理保护机制建设，提高积极分子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增强他们参与的荣誉感、获得感和可持续性。     

国际贸易治理变局下的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

新冠疫情大流行下，各类贸易限制措施正当性存疑，国际贸易规则重构面临不确定性，国际贸易治理体系面临变局和挑战。公共卫生属于行政法治的重要调整领域，WTO法实质上属于国际行政法治实践，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与国际贸易治理需要在全球行政法治理念引领下实现实践的契合。“一带一路”是我国探索国际贸易治理路径的重要载体，更是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载体。我国应当以健康服务为先导，推动全球合作抗疫；以全球行政法治理念为框架，全方位强化制度供给，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走深走实，建设“健康之路”“标准之路”“法治之路”。     

我国慈善组织治理与监管机制研究的回顾和展望——基于2004-2021年CNKI文献可视化分析

以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为数据源，运用CiteSpace6.1软件对2004-2021年我国慈善组织治理与监管机制的535篇CNKI中文期刊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后发现，我国慈善组织治理与监管机制的研究人员、研究机构之间没有形成紧密的合作网络；依据关键词聚类可将我国慈善组织治理与监管机制的研究分为慈善事业发展研究、慈善组织治理与监管路径研究、慈善资源研究、社会服务研究、慈善法研究五大类；依据关键词突现图谱和关键词时区图谱，可得出当前我国在该领域的最新研究前沿是“精准扶贫”“合作治理”“社会救助”。未来可从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的构建、研究领域的拓宽和研究内容的深化、创新研究方法等方面持续推进我国慈善组织治理与监管机制的研究。     

从政党到社会：社会整合理论视角下中国共产党组织优势的生成机制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展示出强大的组织优势。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优势并不局限在执政党自身建设的内部，还表现在通过严密的组织体系所释放出的社会整合能力。基于社会整合理论视角，将党的组织优势的生成机制置于政党和社会的互动空间中加以审视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和把握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制胜优势的制度逻辑。依托组织优势，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探索实践中建构起行之有效的“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党组织领导下的社会动员机制”“党组织领导下的群团组织工作机制”“党员干部直接联系群众机制”“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发挥机制”五大社会整合机制，并分别呈现出利益整合、事件整合、组织整合、跨级整合和示范整合等五重面向。     

中国律师应加强与律师国际组织的交往

随着中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全球经济活动．国内客户期望中国律师能为他们的“走出去”业务提供法律顾问服务及相关的增值服务。在这种形势下，更多的中国律师积极参与律师国际组织的活动，     

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检察监督问题与对策

对照“捕、诉、监、防、教”一体推进的工作要求，当前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存在社会调查不够规范、矫正方法不够专业、社会力量参与不够充分、家庭学校融入不够深入等问题，且检察监督工作本身仍有监督理念不明晰、监督力量薄弱和质效不高等现象。对此，一方面要针对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本身，提出更为具体的监督意见；另一方面要针对检察监督本身，坚持“分类管理、个别化矫正”原则，优化监督理念，坚持内外协作强化工作机制，以“走出去”的方式提升监督质效，全方位加强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检察监督。     

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法治化探析

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是我国社会治理体制和维稳机制创新的重要成果，其良性运转与功能发挥同法治化建设的程度密切相关。推动“稳评”的法治化建设，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和合法性，维护社会稳定，保障人民合法权益。立足我国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法治化问题的由来和现有研究成果，厘清近年来重大决策“稳评”法治化建设成就和现存问题，并提出如下建议：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根本遵循；以法治思维加强对重大决策“稳评”工作的政治领导；以“稳评”过程中的“共识型民主”促进科学民主决策；以加强对第三方评估行业的规范化建设为“稳评”法治化提供可靠性保障。     

国家治理视野下多元解纷机制的调整与重塑

我国的多元解纷机制与西方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具有不同的底层逻辑和迥异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背景。对我国多元解纷机制的认知，应当超越西方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分解诉讼压力”的功利取向，回复其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和常态化治理实践的定位，并以此为依据，推动多元解纷机制的调整与重塑。具体而言，应在把握解纷手段一般特质的基础上，动员、汇聚、整合并运用全社会各种解纷资源，改善和拓展非讼解纷手段，增加解纷资源的总体供给；结合我国现实社会纠纷的特点及解纷的特殊需求，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引导纠纷主体对解纷手段的选择，实现解纷需求与解纷手段的适配，尤其应当注重发挥党政组织在多元解纷机制中的主导与统筹作用，全面提升“多元一体”解纷的有效性。     

社会组织及其法制化研究

社会组织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和依托。当前,我国社会组织发展增量较快,但总量仍然偏少且发展比较粗放,整体水平和社会认同度也不高。为培育和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有效参与社会治理,应当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加强党对社会组织的领导;创新和探索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领域、手段、方式方法;社会组织要积极加强自身建设,在创新社会治理中积极发挥重要作用。应加快社会组织法律法规制定修改完善工作。在法律修改完善过程中,应注意突出以下几方面问题:坚持直接登记和双重管理有机统一;深化社会组织登记制度改革;创设备案制度;完善社会组织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科学统一、有机协调的监管机制;完善税收优惠政策。     

襄汾县公安局刑警大队涉爆案件侦查中队严打犯罪保平安

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孟建柱同志在山西视察指导工作时强调，“山西公安工作要走在中西部地区的前列，争取一些工作指标走在全国的前列”，并提出了“在加强基层基础工作、夯实公安工作根基上走在前列，在加强信息化建设、运用科技手段打击犯罪上走在前列，在加强执法规范化建设、提高执法水平上走在前列，在加强社会管理工作、推动社会管理创新上走在前列，在加强公安队伍建设、构建和谐警民关系上走在前列”的具体要求。     

坚持以人为本 弘扬法治精神

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家园，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是马克思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的题中之义。和谐社会的建设需要全社会的动员和参与，并在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做出努力才能渐次实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法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制度保障，“以人为本”是终极目标。     

风险、治理与法治

当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已经成为中国改革理论和实践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国已步入高风险社会,风险来源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制度风险突出,全球化更放大了中国社会面临的风险。风险社会的出现使得风险治理所赖以存在的基础被动摇和颠覆,风险难以计算导致出现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困境,现有的风险预防机制屡屡失灵。因此,有必要构建从个人风险决策到公共治理的复合治理结构,形成吸纳公众参与风险决策的民主机制,同时通过预防性法治的建设为风险治理提供足够的规范资源。     

行政检察视域下的企业行政合规问题

企业合规治理在我国法治体系中,发挥着越来越显著的作用。然而,检察机关以行政检察切入企业合规建设工作机制尚未得以构建,企业合规制度在行政监管领域的正向作用亦未充分展现。契约行政理论、行政处罚“目的论”、现代国家与现代企业治理理论为企业行政合规提供了理论依据,检察机关“合规成果行刑互认机制”“首违不罚”的行政检察监督、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为该项工作提供了可行性参照。针对目前检察机关参与企业行政合规工作的机制缺失,应从明确检察机关在企业行政合规中的监督角色定位,推动行政、刑事领域企业合规的一体贯通以及以检察建议助力社会治理三方面积极探索构建有效的检察机关参与企业行政合规的工作体系,进而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与刑事一体化涉案企业合规检察工作机制。     

建立长效机制 加强行风建设

党的十五大以来，无锡市国税局把“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纳入“依法治税、从严治队”的总体布局，按照“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围绕源头治理，着眼于建立能有效遏制不正之风滋生蔓延的长效机制，走出了一条金光大道：国税局在１９９９年全市行风评议中名列前茅；连续三年被评为无锡市“文明单位”；全系统被评为江苏省“文明行业”；在２００２年无锡市开展的“基层评议机关作风”民主测评中，人民群众满意率高达９８％。建立党风廉政教育机制。国税局每年初都要在全系统内召开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专项思想动员大会，进行层层动员…     

陈健:加大对外投资亟待法律制度的完善

面对当前国际经济形势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企业需要新的支持，特别是在制度建设方面加快构建走出去的法律和制度框架，深化以投资便利化为核心的管理机制改革，为“走出去”提供法律保障     

民生心理关怀的社会嵌入

我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从中央工作部署"示范联系点"到"试点地区"逐步开展,已经取得初步成效。社会心理服务具有民生国家关怀广泛性、社会利益长远性的特点,是党在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事业探索中的一项重要执政创新。中央的政策指向、原则方略、基本要求同地方的落地做实、工作细化、任务分解相承接,反映了试点治理的央地关系。从国家动员视角来看,权力精英领导动员体现民生心理关怀的政治优势;运行架构组织动员保障民生心理关怀的制度执行;专业系统技术动员支撑民生心理关怀的体制力量;参与力量整体动员营造民生心理关怀的社会情感。     

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机制——基于“生物多样性100+全球典型案例”的混合研究北大核心

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有助于维护地球生态系统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在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日益凸显。但伴随生物多样性丧失等危机的显现,如何优化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效果,促进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绿色转型,成为全球各主体面临的共同问题,其中,非政府组织及其合作伙伴日益成为参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力量。当前,既有研究立足非政府组织视角和全球治理视角探讨了非政府组织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重要作用,但相对缺乏整合性视角的阐释和对微观机制的探究。基于COP15“生物多样性100+全球典型案例”,论文构建出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机制,并采用混合研究方法得到两个主要发现。第一,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机制包括10个要素:科学知识的获取储备、积极主动的决策参与、妥当合理的信息处理、监督协调的有效实施、专业意见与技术的供应、政治结果的落实执行、媒体网络的构建发展、公众参与的引导激励、其他主体的配合协助和支持导向的外部规则;第二,非政府组织的组织类型、项目活动类型、伙伴关系网络规模,在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机制和参与效果之间起到调节作用。研究为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路径启示,有利于促进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发展。     

“网络水军”黑产犯罪行为的刑事规制

“网络水军”通过操纵网络舆论与流量，扰乱网络空间秩序，影响现实经济生活与社会公共秩序。基于严密的组织分工和利益分配机制，“网络水军”犯罪已形成成熟的犯罪链条。目前对“网络水军”的打击力度不足，存在罪名适用不清、犯罪主体认定不明、关键证据难以获取等问题。对此，建议基于产业链条分工确定犯罪主体范围，明确罪名与罪数；适度调整证明责任分配，合理扩张共同犯意的认定；加强主动识别与算法取证工具的使用，利用新兴技术提升侦查取证水平；构建行刑衔接机制，联合多方协同治理。     

民间社会组织能力建设与法治秩序

改革开放以来,民间社会组织广泛兴起,并日益成为我国民主法治进程的重要社会动力。但是,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民间社会组织仍存在着独立性不足、社会动员能力不强、公信力不高等困境和问题,因而严重制约着其作用和功能的正常发挥。因此,加强民间社会组织能力建设,就成为推进民主法治进程的重要环节。     

轻罪治理双重机制实证研究——以S市P区的检察实践为样本

构建轻罪治理体系,是新时代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提升国家犯罪治理效能的必由之路。因应我国刑事案件轻罪化、轻刑化的结构性变化,检察机关结合办案实践探索建立轻罪治理“快处”和“慢处”的双重处理机制,为检察权积极融入社会治理、创造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司法文明探索新的路径。未来,通过扩大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范围、加强“快处”机制的跨部门工作协同、探索企业合规撤回起诉机制、建立轻罪前科消灭制度等措施,进一步优化轻罪治理体系,提升轻罪治理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