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治理背景下行政程序证据规则的调整

我国通过建设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和政务大数据体系推进政府数字治理。数字治理以行政行为标准化、规范化、清单化为基础，实现跨地区、部门、层级政务数据共享及业务协同。行政机关之间通过平台协同调查、收集及审查判断证据，证据行为由封闭向开放转变，电子数据成为主要证据类型。数字治理让证明更容易，可以适当提高证明标准，将原由申请人承担的部分证明责任转移至行政机关，行政活动在部分领域可采用实质审查规则，数据系统推送的证据原则上具有可采性。满足行政程序调查收集及审查判断证据需要，一体平台和政务大数据体系须建立案件事实调查辅助系统，提供证据材料识别、标识、提示及辅助质证等功能。     

数字政府建设中的政务服务

本文基于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务两大理论的学理分析,剖析了数字政府建设中政务服务效能提升的制约瓶颈并提供了相应的对策建议.分析结果表明:分散的政务服务抑制了服务效能、异向的政务数据影响了业务协同、失衡的供给能力制约了发展水平.研究结论认为,优化政务服务基础平台、完善政务信息共享机制、提高政务服务供给能力是数字政府建设中政...     

面向政府公共服务的政务微博框架研究

政务微博融合了网络社交媒体和公共管理官方媒体的双重特性,使用便捷、管理简单、影响广泛、信息权威,能弥补传统电子政务的不足,是政府提高公共服务效能的新利器。本文从政务微博的公共服务职能出发,针对当前我国政务微博应用存在的“服务功能破碎”和“服务流程混乱”等问题,对政府公共服务流程重构、政务微博理论模型和政务微博模型的实践路径进行了分析和阐释。在此基础上设计出面向政府公共服务的政务微博框架。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法律定位与分层治理

生成式人工智能改变了数字社会的生产架构,向既有的技术治理体系提出挑战。一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呈现“基础模型—专业模型—服务应用”的分层业态,无法在现有的“技术支持者—服务提供者—内容生产者”监管框架中找到适配的法律定位;二是其传播模式和技术指标使得原有规制工具难以适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治理应符合其功能业态的技术逻辑,也应基于其在数字社会生产的地位,重新认识和调整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法律定位,将模型作为新型的法律治理对象。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基础模型因可接入千行百业而具有通用性,因同时提供信息内容与机器所需合成数据而具有强大赋能性,是人工智能时代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应构建“基础模型—专业模型—服务应用”的分层治理体系,在不同的层次适配不同的规制思路与工具。在基础模型层以发展为导向,将其作为数字社会新型基础设施设置法律制度;在专业模型层以审慎包容为理念,进行分级分类并设置合理避风港规则;在服务应用层实施敏捷治理,建立合理容错制度。由此,我国得以从单一场景的算法治理发展为适应不同治理目标的复合型系统性治理。     

创优环境再添“三板斧”

湖南省岳阳市围绕优化经济发展环境，今年重点开展了“政务服务环境治‘三为’、企业生产环境治‘三乱’、建设施工环境治‘三强”’的专项治理行动，亮出治理经济环境“三板斧”。     

依法评价政府须配套制度保障

政务服务"好差评"制度体系明年底前全面建成。今后,对于政府提供的政务服务满意不满意,群众有权给出"好差评"。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的《关于建立政务服务"好差评"制度提高政务服务水平的意见》,2020年年底前,全面建成政务服务"好差评"制度体系,建成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好差评"管理体系,各级政务服务机构、各类政务服务平台全部开展"好差评"。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成为我国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目标之一。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的意见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促进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廉洁政府建设，提高依法行政和政务服务水平，现就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提出如下意见。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风险规制困境及其化解：以ChatGPT的规制为视角

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产生，在极大地提升人们工作效率的同时，也在相关领域带来了诸多法律风险。这种风险具体表现为：数据使用风险、生成内容滥用风险、算法滥用风险以及其他风险。目前我国虽然已经初步具备了有关人工智能的基本治理框架，但相关的理论以及实践仍在治理主体、治理规范设置、治理手段以及治理规则适用等方案上存在不足。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现，凸显了科技进步迭代过程中产生的“破坏性创新”现象，这也倒逼我国当前的人工智能治理模式需要从回应型治理、集中型治理向敏捷型治理转换。这要求我国在总体上坚持包容审慎的治理态度，具体包括从法律层面的制度构建、软法规范层面的填补式风险治理以及通过监管沙盒实现敏捷型风险治理等三方面来完善现有的人工智能风险治理体系，在技术创新与风险治理之间寻求平衡，从而实现数字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     

政务微博与政府治理改善

在中国的政治舆论生态中,政务微博是一个第一次跨越阶层和地域的公共领域。其向导国民、监督政府、批判、立法的价值理念,对社会民主政治建设、国家政治系统的运行以及政府治理改善起着重要作用。政府部门和官员运用政务微博,只有在心态、语言、行动、观念等方面遵循必要的原则,才能真正有效地做到政府治理的改善。     

优化营商环境视角下政务服务“跨省通办”问题探究

作为政务服务发展的新阶段，政务服务“跨省通办”在提高群众异地办事效率、优化投资创业环境、打破要素流动壁垒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新时代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的重要举措。与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的要求相比、与企业和群众异地办事需求相比，当前政务服务“跨省通办”还存在主体协同性不强、通办标准不统一、信息技术壁垒以及区域发展不平衡等方面的问题，制约了改革整体水平的提升。面对经济区域化发展、政府数字化转型的趋势，只有聚焦企业和群众反映突出的异地办事难点堵点，从完善顶层设计、统一服务标准、加强数据共享、创新协同方式等方面入手，全面打破政务服务“跨省通办”改革中的合作困境、制度瓶颈、技术壁垒，补齐效能短板，才能不断提高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水平，有效服务人口流动、生产要素自由流通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为进一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激发全社会投资创业活力、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提供有力支撑。     

数字经济的治理转型与秩序塑造

从商品经济迈向数字经济这一过程的实质是从商品逻辑转向数字逻辑。这一转向带来了主体上、空间上、要素上和价值上的治理挑战。数字经济治理正在经历重要的时代变革,形成了包容平衡的治理理念、三元构架下的治理模式、敏捷穿透的治理方式、技术嵌入的治理路径和安全可控的保障体系。这些治理变革推动着对数字经济秩序的总体性塑造,进而确立了共建共治共享的法治原则,构建了有效的数字经济法律体系,探索了新型的数字治理机制,塑造了数字文明的社会生态,为数字法治建设提供了时代动力和坚实支撑。     

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检察助企发展进路上的“枫桥经验”

“枫桥经验”是人民群众自主探索形成的与自身治理能力相适应的矛盾化解机制，具有丰富的制度内涵、价值内涵和检察内涵。在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枫桥经验”被赋予从消极被动到积极能动、从借鉴域外到本土实践、从个案办理到司法扶助的符合时代特征和检察发展路径的新内涵。在扶助企业的具体路径选择上，应精准高质效治理涉企犯罪；开放透明开展企业合规活动；多样化提供事前法律服务；充分发挥数字检察监督优势，以高质效的检察办案让“枫桥经验”的价值更加可感可知，以检察工作现代化服务中国式现代化。     

“网络亮政”促服务型政府建设

近年来，江苏省靖江市以深入推进行政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为契机，加强政务信息化建设，搭建三级政务服务电子平台，形成了一套“以政府门户网站为窗口，以电子政务平台为基础，以行政权力网上公开运行为核心”的“网络亮政平台”，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     

数字检察的梯次配置及纵深功能

在数字经济、数字政府、数字法治等数字化改革驱动下,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理念不断更新,法律监督技术不断升级,法律监督方法不断优化,逐步形成了“数字赋能监督、监督促进治理”的数字检察工作体系。检察机关不断整合队伍、平台、技术等力量,充分运用数字化方式,根据法律监督事项的类型化特征进行数字检察力量的动态梯次配置,通过压缩犯罪黑数、消除法律监督盲区、完善严密法治监督体系助推国家治理现代化和社会治理现代化,形成数字检察“三梯次两纵深”格局,从而为检察权科学高效运行开创出新型工作模式。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的意见》的通知

2011年6月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公布《关于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的意见》已经中央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关于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的意见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促进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廉洁政府建设,提高依法行政和政务服务水平,现就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提出如下意见。一、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的重要性和总体要求1.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的重要性。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对于推进行     

无锡交警支队微信服务平台的设计与实现

正引言在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迅速发展的时代,政务微信日益成为政府政务公开的重要阵地和推动社会治理创新的利器[1]。微信是政府提供电子化公共服务的新型平台,顺应了中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理念与要求。基于微信平台的电子化公共服务模式的特     

执政为民的生动实践——湖北省五级政务服务体系建设纪实

加强政务服务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加强行政权力监督制约、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重要举措，对于促进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廉洁政府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党中央、国务院对此高度重视并一直强力推进。不久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的意见》，就统筹推进政务服务体系建设提出明确要求。     

数字法治政府构建的四个面向及其实现

数字法治政府作为数字技术与政府管理和行政法治相融合的产物,在推动政府职能变革、提升政府治理质效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亟待解决的价值和治理难题。数字政府建设过程中,为保持法治政府内核不变,应该在贯彻传承性、法治性、数字性和未来性四个面向的基础上,坚持内涵式发展,并将这些重要理念融入行政法典。同时,对于法治政府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带来的理念动摇、组织矛盾、程序风险和技术障碍等方面的挑战,可以在政府治理与社会参与协调、政府内外动力共同驱动、数字技术支撑,以及道德、伦理和法律共同掌控的前提下,着重完成筑牢技术基础、更新行为方式、再造行政程序以及安全风险规制等方面任务,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力量。     

行政服务中心建设的着力点

行政服务中心作为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廉洁政府的重要载体,在促进政务服务均等化、规范化、高效化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在加强对行政权力监督制约、从源头预防和治理腐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进一步探索推进行政服务中心建设的长效机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     

敏捷治理时代生态环境行政许可的改革及其限度

敏捷治理是为了应对新的超智能社会5.0而形成的新治理模式,即从合作治理转变为协作治理。“放管服”改革以来,生态环境行政许可的改革方向包括：“多证合一”的地方实践,如排污许可证的要素全覆盖和“一企一证”;不同类型行政许可的合并,如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污许可证的合并;告知承诺制的扩大适用;同步审批、容缺受理的尝试。这种程序优化和简化的改革值得肯定,但过度扩张的适用也需要警惕。过度“减量”“合并”生态环境行政许可并代之以信用规制下的告知承诺制,有规避或扭曲程序、弱化公众参与、模糊法律责任等风险,与敏捷治理的理念存在一定冲突。应当对《行政许可法》《环境保护法》《环境影响评价法》进行修改,作出合理的程序安排。